作者：清华金融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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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贸易摩擦并不鲜见，但本轮中美贸易摩擦在规模量级、冲突对抗方面均超越以往。本文从不同层面对此轮中美贸易冲突进行了全面、深入的分析，指出中美贸易失衡的根源在于两国经济结构、要素禀赋、技术层次和发展阶段等存在显著差异。
中美贸易摩擦并不鲜见，自1990年以来，美国对中国发起多次“301”调查，以往均以中国方面作出加强知识产权保护、降低进口壁垒、取消政府补贴等方式达成一致意见。但本轮美国针对中国发起的“232”和“301”贸易调查，所涉金额之大、范围之广和态度之强硬，为历次中美贸易摩擦之最。
中美贸易摩擦升级
基于“232”贸易调查，美国商务部决定对原产于中国的钢铁和铝制品分别加征25%和10%的关税。我国根据国际贸易规则予以强势回应，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发布对美报复性关税清单，决定自4月2日起对原产于美国的7类128项进口商品中止关税减让义务，在现行基础上加征关税，对水果及制品等120项关税加征为15%，对猪肉及制品等8项关税加征为25%。
基于“301”贸易调查，美国贸易代表处认定中国不公平竞争，市场开放是选择性的，以及知识产权保护不力，剽窃美国技术。基于该调查结论，美国贸易代表处于4月4日公布拟对价值约500亿美元的132项原产于中国商品税外征25%关税的建议。
中国方面当即强势回应，表示美国的301调查结果有失公允，中国将以同等力度、同等规模予以反制。中国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随即公布关税清单，对原产于美国的等值500亿美元的大豆、汽车、飞机、化工品等14类106项商品加征25%关税，实施日期另行公布。
美国方面亦不遑多让，特朗普又于4月5日指示美国贸易代表处评估将涉税规模额外增加1000亿美元的可能性，并指示农业部长以及其他内阁成员研究相关保护性措施。（如表1所示）
美国罔顾国际多边贸易机制的单边主义，致使中美双方目前处于剑拔弩张的局势。本轮中美贸易摩擦在规模量级、冲突对抗方面超越任何历史经验。若美方一意孤行，拒绝对话和谈判，双方利益难以协调一致，不排除事态进一步扩大的可能，“贸易冲突”或将进一步升格为“贸易战”。
冲突根源
经济全球化大趋势不可逆转，中美经济联系日益紧密、密不可分。坚持友好经贸往来，有助于发挥各自比较优势，有助于改善两国福利，符合两国长远和根本利益。
自1979年中美经贸关系全面正常化以来，中美经贸往来飞速发展，特别是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之后，中国坚定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全面推进对外开放战略，基于制度、土地、劳动力和工业配套等要素的比较优势，加快承接全球产业转移，顺利融入全球生产价值链中，迅速崛起为全球制造业和国际贸易第一大国。
2017年，中国全球贸易规模4.1万亿美元，占全球份额的16%，其中出口2.26万亿美元，进口1.84万亿美元，顺差4209亿美元。美国是我国第二大贸易伙伴、第一大出口市场和第一大贸易顺差来源国，贡献我国顺差2758亿美元，占比65.5%。
中美贸易失衡的根源在于两国经济结构、要素禀赋、技术层次和发展阶段存在显著差异，是国际产业转移、国家分工深化、跨国公司全球经营、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高度分散与整合的自然结果，也是美国金融霸权、国内需求无节制扩张的自然结果。
长期以来，中美经贸关系“合作互补”大于“同质竞争”。这种互补关系使得中美贸易规模迅速扩大，虽然贸易摩擦不断增多，但总体是在竞争与合作中不断向前发展的“压舱石”。
然而，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综合实力迅速壮大，产业技术进步明显加快，中国已经初步在高新技术和前沿产业领域对美国形成追赶态势。这一态势可能会使此前“合作大于竞争”的经贸关系逐渐演变为“竞争大于合作”，中美经贸关系“压舱石”出现松动。
以巨额贸易逆差为借口
从表面因素看，美国对数千亿美元的巨额贸易逆差感到不满，将其成因归咎于中国不公平竞争和知识产权剽窃，要求中国在2018年缩减1000亿美元逆差。
根据美国商务部统计口径，自2005年以来，美国年均贸易赤字在7000亿到8000亿美元左右，其中对中国贸易赤字在3000亿至4000亿美元之间。2017年中美货物进出口贸易总额6360亿美元，其对中国贸易逆差高达3752亿美元，占比为46.3%。
根据中国商务部数据，2017年中美两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5837亿美元，其中中国出口金额4297.6亿美元，进口金额1539.40亿美元，对美国贸易顺差达2758亿美元，占中国贸易顺差的65.5%。
中美双方贸易总额与贸易赤字并不完全吻合，美国数据大于中国数据。主要原因在于统计核算方法差异。
一是贸易区域的统计差异。中国对于内地出口中国香港，再由香港转口到其他国家的贸易当中，中国只统计到香港层面，未统计到最终出口目的地。而美国统计口径当中包含了中国内地经香港的转口贸易。
二是出口货值与货物增加值差异。中国出口结构当中近50%是机电产品，而机电产品的产业链环节较长、增加值环节较多，芯片、集成电路、其他核心零部件、原始设计等高附加值环节大多依赖进口，如中国大量采购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甚至美国本土的核心零部件，这使得中国作为终端产品出口所计算的货值顺差全部算到中国。根据国际清算银行（BIS）等研究测算，如果采用产业链增加值核算方法，中国对美国顺差可能被高估了40%。
三是美国无视对中国近400亿美元的服务顺差。美国只强调对中国的货物贸易逆差，却对赚取的服务贸易顺差只字不提。近年来，美国服务贸易顺差规模达2500亿美元，其中来自中国的服务顺差逐年上升，2016年升至380亿美元。
因此，美国以对中国贸易逆差过大、中国不公平竞争为由，依据其1974年颁布的国内贸易法案发起301调查并采取相关行动的做法，既不客观，也不公正，经不起事实推敲和历史检验。
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的理论基础
自“大航海”和“工业革命”以来，全球贸易趋势始终持续向前发展，国际贸易理论也在不断向前演进。笔者基于经典贸易理论，全面剖析了美国贸易主义的行为逻辑。
第一，比较优势理论。亚当·斯密强调专业分工，分工细化提高生产效率，效率优势形成绝对比较优势。大卫·李嘉图提出相对优势理论，禀赋差异、产业分工、比较优势下的国际自由贸易促进帕累托福利改进。较之美国近6万美元、德国4.4万美元、日本3.8万美元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高收入国家，中国人均GDP才不到9000美元，劳动力成本优势仍然相当明显。
第二，产业结构变迁理论。比较优势理论的最大缺陷在于其静态比较，这意味着先进国家永远在先进产业，落后国家永远在落后产业，这一格局永远不会改变。实际上，随着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落后国家产业结构不断进步，也会逐步向产业链、价值链的中高端演进。罗斯托的“产业起飞理论”和库兹涅兹的“产业结构变迁理论”在这方面均有所研究。他们均强调，伴随人均产出和劳动生产率的快速增长，产业结构快速变迁有三大驱动力：需求结构的不断提升、国际贸易的发展促进了产业分工和技术进步，以及技术进步具有的选择性。中国产业结构变迁有目共睹，高速铁路、商用大飞机、工程装备、新能源、电子、信息产业等前沿产业优势正逐步显现。
第三，新国际贸易理论。有经济学家基于规模经济、不完全竞争和内生比较优势，提出“新国际贸易理论”，认为国际贸易能增加整个世界的市场规模，在规模经济作用下提高单个企业的生产效率，大幅降低最终的产品生产成本，消费者有更多机会使用更加廉价和多样化的产品与服务。
基于上述三大经典贸易理论，中国成为全球第一大制造国和贸易国绝非偶然。中国对外贸易的迅速崛起有其深刻的理论和历史背景：一是中国的改革开放形成的制度红利以及中国城乡二元结构下的人口红利；二是中国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劳动力教育和技术快速增长，使得中国生产效率和综合成本优势形成了强大的比较优势；三是中国“干中学”过程中迅速实现技术进步，并推动产业结构快速变迁；四是中国拥有国内和国际两大规模化市场，市场纵深为中国经济技术进步、资本深化和产业升级提供了坚实基础。
正是由于中国的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向高价值领域的不断延伸，引发了美国作为传统技术领先经济体的强烈不满。
中美贸易摩擦的深层分析
往深层次看，美国发起贸易战与其国内系列矛盾的累积息息相关，也与中国迅速崛起并在经济、金融与政治领域与美国形成直接竞争相关。
在经济层面，美国面临较大的产业和就业结构矛盾。全球经济一体化、现代经济和技术推动产业剧烈变革，推动社会经济利益的再分配，收入和贫富分化加剧，美国国内矛盾难以调和。全球化过程中所伴随的经济技术变革，信息科技日新月异，产业价值链极大延伸，国际分工日益细化，对高成本的美国劳动力市场产生巨大冲击，不排除美国执政者为平衡和转嫁美国内部社会矛盾而挑起中美贸易战的可能。
一是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矛盾。美国劳动年龄人口2.5亿人，但劳动力仅1.6亿，劳动参与率不足63%，而2001年至2007年劳动参与率的均值为66%，有超过600万的适龄劳动人口退出了劳动力市场。其中，25岁及以上、学历在高中及以下的劳动力数量超过5000万人，这部分人力资本和专业技能积累不足的劳动力，大多落入中低端服务行业，薪资增长乏力。
二是收入与财富分配矛盾。由于产业和就业结构转变，美国优势产业与普通产业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宽，金融、科技、电子、影视等高人力资本行业薪资增长较快，目前美国高薪人员（95%分位数）与普通人员（中位数）税前收入比值由2000年初的3.9上升至4.9。美国企业全球化经营，能够低成本地利用更广泛的各类要素资源，使其财富所有者与普通工薪阶层的财富分化进一步加剧，富有人群与普通人群的财富净值比已由2000年初的15倍上升至25倍。
在金融层面，美国金融信用支撑内部消费需求，国际债务不断累积，长期难以持续。美元作为头号国际储备货币，难以避免“特里芬”难题的内在冲突。美国可以直接“印钞”形成国际购买力，或攫取他国资源、或稀释存量货币价值，这为美国无论是私人需求扩张还是官方财政扩张提供了天然优势。
2000年以后，美国官方财政赤字不断累积，私人部门储蓄率不断下降。国内公私部门的需求扩大使得美国“双赤字”问题日益凸显。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经济和私人部门遭受重创，为刺激经济采取的财政扩张政策进一步推高了政府债务，而这些债权很大程度上由国际投资者持有。据美国国际投资头寸表（IIP）显示，美国对外总资产23.8万亿美元，对外总负债32.2万亿美元，对外净负债8.3万亿美元，较2007年年末的1.2万亿美元增长7倍，这是美国长期以来“举债消费”的自然结果。对比而言，中国长期以来“勤俭节约”，IIP核算的中国累计国际净储蓄达1.9万亿美元。
在政治层面，经济实力的此消彼长对政治行为具有推动作用。单纯从经济层面分析贸易冲突必然是片面的，经济冲突的背后往往伴随政治力量的推动。面对国内的经济矛盾，决策者总会面临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和经济问题政策意识形态化这三大挑战。
短期来看，特朗普“美国利益优先”的主政思维叠加，以及2018年下半年面临的中期选举压力，必然要回应其“票仓”选民，贸易战或许只是其中一个理由。
中期来看，美国经济结构与社会结构面临重塑压力。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劳动参与率一路下滑，中产阶层进一步消退，社会贫富差距也进一步拉大。特朗普从竞选到上台，旗帜鲜明地进行战略性收缩，强调美国利益优先、实用主义优先，从全方面减税、鼓励资本回流，到重振制造业、加大贸易冲突等系列举措，以及修建墨西哥墙、打击非法移民，均旨在调和产业和就业的结构矛盾。
长期来看，中美在制度、意识形态和发展路径上存在巨大差异，美国“在位霸权”和中国“新兴崛起”之间的“修昔底德冲突”难以避免。中国和美国作为全球两大经济体的全方位竞争只会越来越多，不会越来越少。中国经济步入新时代，对高质量、高技术、高附值和产业升级的诉求与日俱增。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中国创造的转型发展之路，决定了中国必然挺进美国的优势产业领域。美国发起贸易调查，其中一个重要理由就是指控中国知识产权剽窃，这是针对《中国制造2025》的提防和遏制。
贸易摩擦中的中国态度
“和则两利、斗则俱伤”，中国恪守国际贸易规则，秉承和维持互利友好的经贸关系，这是中国不想打贸易战的自主选择。中国经济城镇化水平和最终消费贡献度均达到60%左右，综合经济实力、经济自主性、稳定性大幅提升，这是我们不怕打贸易战的实力基础。
中美两国贸易冲突并非简单的经济利益之争，而是需要历史性、系统性、前瞻性地来分析评判和妥善应对。世界局势风云变幻，中国唯有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加快构建全面开放的新格局，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提高内生增长动力，才是制胜长远的永恒法宝。
（蔡喜洋供职于中国银行总行投资银行与资产管理部。本文仅代表个人观点，不代表所在单位意见。本文编辑/谢松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