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清华金融评论
分类：国际, 国际-总51期, 总51期, 清华金融评论杂志文章
标签：边卫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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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中等收入阶层为主导的纺锤形或者橄榄型社会结构向着不稳定的贫富两极分化的沙漏型社会转变，这种中等收入阶层空洞化问题比贫富差距问题更为堪忧。本文分析了其原因与其带来的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并提出了中等收入阶层空洞化的缓解之策。
一般而言，当社会结构呈现以中等收入阶层为主导的纺锤形或者橄榄型时，最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长期以来，中等收入阶层是美国经济的支柱，也是美国梦实现的基础。1970—2000年，美国升至高收入阶层的家庭比跌入低收入阶层的家庭多。但是2000年以来，美国仅有0.25%的家庭升入高收入阶层，而跌入低收入阶层的家庭则有3.25%。可见，美国收入分配正在两极化，即空洞化。这使得美国中等收入阶层为主导的纺锤形或者橄榄型社会结构向着不稳定的贫富两极分化的沙漏型社会转变。这种转变无疑将对美国的消费、经济增长潜力和社会稳定等诸多方面带来深刻的影响。
美国中等收入阶层的空洞化令人担忧
不论是从中等收入阶层人数、财富占比，还是收入从中等收入阶层向两极移动的衡量指标来看，美国中等收入阶层“纺锤型”效应正在被蚕食。
一是中等收入阶层人数占比下降。如果将中等收入阶层界定为税前家庭实际收入处于全美中位数的50%～150%之间的群体，我们发现，美国生活在中等收入家庭的人口份额从1971年的61%降到了2015年的50%。同时，高收入人群占比从1971年的14%上升到2015年的21%，低收入人群占比从1971年的25%上升到2015年的29%（见图1）。
二是中等收入阶层财富占比下降。除了中等收入阶层人数占比呈下降趋势外，中等收入阶层所占财富也处于下降趋势，财富向高收入群体集中趋势明显。中等收入阶层的总收入占社会总收入的份额由1970年的62%下降到2014年的43%，高收入群体的总收入则由1970年占总收入的29%上升到2014年的49%（见图2）。
三是中产收入阶层空洞化比贫富差距问题更严重。收入不平等是高收入群体与低收入群体之间收入的差距，一般用基尼系数来衡量。而收入两极化是衡量收入从收入分配的中间向两极移动的程度。1970年以来，美国基尼系数一直呈上升趋势，说明美国的贫富差距一直在加大。同时，从两极化指数的变化情况看，2000年超过了基尼系数，说明中等收入阶层空洞化问题比贫富差距问题更为堪忧。
美国中等收入阶层空洞化的原因分析
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乃至世界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分析美国中等收入阶层空洞化的原因主要体现为以下几点：
第一，美国产业结构演变，造成劳动力的就业环境恶化。从美国的产业结构来看，去工业化特征非常明显。20世纪50年代以来，美国的制造业产出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呈现下降的趋势，导致美国制造业能够提供的就业机会越来越少（见图4）。在制造业竞争日益激烈的情况下，能够留下来工作的大都是一些具有较高素质的劳动力，较低素质的劳动力被淘汰，导致家庭收入骤减。
同时，金融业的产出在总产出中的比重越来越高（见图5）。美国金融业精英们的收入攀升，吸引了大量高素质人才，但这些人只占总人口的小部分。因此，美国产业结构的变化导致了劳动力的就业情况恶化，使得中等收入阶层的境况恶化。
第二，科技革命影响中等收入阶层收入。科技革命正在重塑着生产链条。随着科技的发展，企业为了寻求更高的生产效率，会逐步加大机器的投入，从而降低了工人的雇佣率，这无疑将提高失业率。随着互联网、计算机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可以预见，未来机器取代人工的趋势将会继续。
科技的发展使社会对受过良好教育的高等技术工人需求增加，这将导致部分较低素质的劳动力失去原来优渥的工作。科技的变革使得原来中等收入阶层中一些高素质的人才获得更高的收入，而更多技能匮乏的劳动力收入锐减，甚至失业，从而导致中等收入阶层呈两极分化之势。
第三，全球化剥夺中等收入阶层传统高薪职位，压低中低收入者工资。全球化促进了国家之间经济文化和技术交流，但同时，全球化也加剧了各国间的竞争。首先，全球化导致各国劳动力市场间的竞争。由于中国和印度等国家拥有大量廉价的劳动力，这些劳动力不需要太高的素质，从而挤占了美国一些非技术工人的就业机会，降低了这一部分劳动力的工资。其次，贸易的全球化导致各国贸易间的竞争。汇率较低的国家具有出口优势，中国和印度的出口汇率相对美国来说，更加具有竞争力。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对于进口产品的需求增加，更加依赖进口，使得本国的企业生存情况恶化，在这些企业就业的中等收入阶层面临失业的困境。
第四，教育费用增长影响中等收入阶层生活成本。美国社会对于受到良好教育的高素质人才需求非常大，这些人毕业后能得到更高的收入；而缺乏教育的人面对着越来越激烈的竞争，往往收入也处于低位。1990年至2008年，美国的大学费用上涨了60%。教育费用的上涨使得能够负担昂贵学费的中等收入家庭减少，而往往只有富人才能让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这也进一步加剧了社会阶层的分化，一部分中等收入阶层滑落至低收入群体。
第五，种族歧视问题阻碍了社会阶层的流动。一定程度上，美国社会的种族歧视现象也造成了中等收入阶层的空洞化。在就业方面，黑人存在很大的困难，许多工作不雇用黑人，使得黑人的收入在社会中处于低水平。收入低下使黑人无法接受好的教育，这阻碍了黑人进入中等收入阶层；另一方面，这也使得一部分中等收入阶层的黑人落入低收入阶层。
除上述原因以外，中等收入阶层也受其他因素的影响。例如，工会势力的下降，以推行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为核心内容的新自由主义，以及濒临破产的社会安全保险和医疗保险制度等，都或多或少影响了中等收入阶层的地位和收入。美国政府已经无法确保工薪阶层实现美国梦所倚重的高社会流动性，他们实现阶层流动的上升通道被精英所控制，越来越缺乏自我实现的机会。
美国中等收入阶层空洞化的影响不容小觑
中等收入阶层在稳定经济、促进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空洞化不仅会造成贫富差距加大，也会带来一系列的经济社会问题。
首先，中等收入阶层收入减少，阻碍消费。低收入家庭由于收入有限，并没有太强的消费能力；而富人虽然拥有大量的财富，但是经济学家研究指出，富人相对穷人的储蓄倾向更高，即富人会将收入中更大部分的比例用于储蓄，而不是消费。一直以来，中等收入阶层是消费的主力军。但是，1998年以来越来越多的中等收入家庭成为低收入阶层。在这种下移过程中，其家庭收入减少，使得需求疲软，进一步阻碍消费，从而制约了经济增长速度。
其次，债台高筑，金融风险加大，削弱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由于中等收入阶层空洞化会引发社会不满。为了缓解人们的消极情绪，政府会鼓励民众举债。例如，1981年的家庭负债占GDP的比例为47%，而到了2007年，随着美国房地产市场的火热，大量民众借款买房，这一数值迅速攀升至98%。在这一加杠杆的过程中，风险不断集聚。随后金融危机的爆发，民众的财富大幅缩水，进一步损害了中等收入阶层的利益，导致此阶层人数减少。而债务终将要偿付，巨大的负债将以牺牲未来利益的方式削弱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
再次，产业结构偏向于发展金融业，加大了贫富差距。富人会利用其在社会上的地位发展金融业，而不是生产性活动。金融业的发展有利于富人财富的积累。而中等收入阶层和低收入群体无法从金融业的发展中获利，同时实体经济的萎缩恶化了他们的就业环境，导致其收入匮乏。美国产业结构的变化，不仅导致了中等收入阶层的空洞化，而空洞化反过来又加强了这一变化，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圈。
最后，贫富差距的扩大将减弱社会的稳定性。在纺锤型或橄榄型的社会结构中，收入分配比较平均，社会的贫富差距较小，有利于社会的稳定。美国的中等收入阶层空洞化则导致社会结构向沙漏型社会转变，中等收入阶层数量减少，而贫富两端的人口数量增加。绝大多数美国家庭收入占全部家庭总收入的比重下滑，使得美国家庭收入中位数呈下降趋势。这导致了民粹主义的抬头，使美国社会的不稳定性增加。
中等收入阶层空洞化的缓解之策
不论是发达经济体，还是发展中国家，中等收入空洞化现象为政策制定者敲响了警钟。为遏制贫富悬殊加剧之势，塑造纺锤型社会结构，以下几个方面值得关注：
一是利用财政政策解决收入不平等问题。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分析，对于发达经济体，在税收和转移支付前的收入不平等中，有约1/3可以被财政政策抵消。然而，对于发展中国家由于税收和支出的规模较小且累进程度比较低，财政政策效应相对较弱。因此，对于发达经济体而言，适宜的财政政策设计对于缓解不平等现象将有所裨益。
二是改善以税收为代表的收入再分配政策。在设计以税收为主的再分配政策时，应体现本国的具体国情，包括潜在的财政压力、社会偏好、政府的行政管理及税收能力。首先，增加对富人的征税额可以增加财政收入，一定程度上缩减财政预算赤字。其次，减轻对中等收入阶层和低收入人群的税率，这样可以使得不同人群的收入更加均衡。最后，加大对公共设施的建设，为中等收入阶层和低收入人群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例如，医疗服务、公共教育和社会保障等。投资的增长将有助于刺激经济的发展，这有助于中低收入人群的就业和工资的提升，能够进一步缩减贫富差距。
三是增加在教育领域的公共投资。教育的支出可以促进社会流动性，包括代际社会流动性。通过增加在教育领域的投资，可以降低教育成本，提高技术性专业人才的比例，提高劳动竞争力。另外，通过普及教育，提高中低收入人群整体受教育水平，培育相对平等的就业机会，使人才流动趋向最优，以进一步提高劳动力的市场效率。
四是防控金融风险，缓解金融结构市场化导向。收入不平等与金融危机之间存在双向强化的反馈机制。一般而言，人们普遍关注到了金融危机引发的负效应，但是金融危机的爆发会进一步加剧收入不平等的程度，此传输渠道与作用机制值得关注。一旦金融危机爆发，身处债务链条中的中等收入阶层将受到严重影响，财产大幅缩水。因此，有必要加强金融监管，防控金融风险，避免金融危机波及中等收入阶层。此外，政府应当大力发展普惠金融，提高区域金融可及性，这将有助于缓解金融结构市场化导向对收入公平的负面作用。
五是复兴工会，增加中低收入者的话语权。“强工会”是大多学者建议的不平等解决之道。克鲁格曼早在2007年金融危机爆发前指出，工会的衰落与收入不平等存在密切联系。工会的衰落削弱了工人在工资、福利和工作条件上的议价权，限制了无工会公司提高工资和福利以与有工会公司在员工竞争方面的“溢出效应”。同时，去工会化强化了雇主的权力，削弱了中低收入者获得好工作和经济保障的能力。因此，有必要增强工会在维护员工自身利益中的作用，进一步增强员工，尤其是中低收入者的议价能力和话语权。
（边卫红为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主管。本文编辑/王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