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金融评论

特朗普税改是美国历史上力度最大的税务及财政改革方案之一，是美国税法30多年来最大一次调整，它将对世界乃至我国的经济、金融产生重大影响。本文分析特朗普税改主要内容、主要溢出效应及其对我国影响。文章建议必须采取措施，最大限度减少减税引发的中国经济中的要素外流，尤其资本外流带来的冲击，防范金融风险。

2017年的最后两个月，特朗普迟迟悬而未决的税改法案迎来历史性时刻。11月中旬和12月初，美国众议院、参议院先后以227︰205、51︰49的投票比通过了各自版本的税改法案，随后参众两院经过近两周的协商形成了最终版的税改方案。该方案自2018年1月开始实施。本文接下来分析特朗普税改带来的外溢效应及中国可采取的应对措施。

特朗普税改框架的主要内容

个税方面。一是简化并降低个人所得税。首先将现有的7档个人所得税简化为3档，3档税率分别为12%、25%和35%。其次是上调个税免征标准，将现有的标准税收豁免调整为已婚夫妇24,000美元，单身人士12,000美元；此外，大幅提高“儿童税收抵免”。

二是废除遗产税。根据当前的税法，遗产价值超过549万美元（个人）/1,098万美元（夫妇）的居民需要缴纳最高40%的联邦税。根据美国国税局的数据，40%缴纳此税项的居民身家都超过5,000万美元。

三是废除最低替代税。20世纪80年代，美国民主党人为了应对纳税人利用减税条款合法地逃税漏税，制定了替代最低税（AMT）。在AMT规则下，地税、州税等都不可以抵税，纳税人需要根据新的可税收入计算应缴税额，税率分为26%和28%两档。如果AMT规则下计算得出应缴税款相较一般规则下多，纳税人则需向美国国税局缴纳AMT规则下的税款。尽管AMT规则推出的初衷是针对富人，但由于其未与通胀挂钩，且不适用于“减税”政策，随着时间的推移给美国的中产阶级带来了越来越沉重的负担。此次特朗普也将废除AMT纳入了其税改框架。

公司税方面。一是降低公司税。美国是世界上公司税率最高的发达国家。美国的公司税率高达39.2%（包括35%的联邦税率和约4%的平均州税率），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34个发达国家中排名第一。亚洲国家的平均税率为20.1%，欧洲的平均税率为18.9%。这次税改提出将公司税率削减至20%，这将使得美国的公司税率低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同时此次税改还提出要将小企业等商业实体企业的最高税率限制在25%。

二是属地征税制度。美国施行的是全球征税制度，海外收入也需依据美国税法缴纳所得税。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施行属地征税制度，居民和公司只须向其收入来源国缴纳所得税。这就意味着美国公司在国外取得收入，除向所在国缴纳所得税之外，如将利润汇回美国，还需再次缴纳所得税（最高边际税率仍为39.2%）。为了避免再次缴税，美国公司在海外囤积了大量的利润，据估计已超过2万亿美元，超过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0%。此次税改提出，对美国母公司持股10%以上的海外子公司的利润汇回进行全额税收豁免。特朗普政府希望通过推动美国税制向属地征税制度过渡鼓励这部分资金回流美国投资，进而拉动增长、创造就业，实现其“美国优先”的施政纲领。

三是资本支出费用化。在美国，公司在缴纳所得税时，费用虽然可以从收入中扣减从而无须缴纳所得税。不过投资支出的会计处理并不相同，需要进行摊销处理，将支出成本根据一定规则分摊至数年。这使得投资发生当年公司仍然需要为绝大部分已经发生的支出缴纳所得税。特朗普政府认为这压抑了美国公司的投资动机，进而拖累了生产率和工资增长。因此，此次税改提出在投资发生当年就将全部支出作为费用处理。

此次特朗普税改是美国31年以来最大的税制改革，以减税为主基调。尽管短期内很难全面系统预测其对美国经济的影响，但如此大规模的税收政策调整必将对美国经济和产业发展带来巨大影响。据美国税收基金会估计，税改计划将令美国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加逾9%，令实际薪酬增加8%，此外还能创造至少200万份新的永久性全职工作。

特朗普税改的主要溢出效应及其对我国经济金融的影响

税改将促使全球资本更大规模流向美国。一是加速美跨国企业海外利润回流。以美国罗素1000指数成分股公司为例，2016年它们在海外无限期再投资的利润已经高达2.6万亿美元，其中对应的现金流可能高达1.08万亿美元。特朗普税改将征税体系由属人制变为属地制，使美跨国企业海外利润回流成本大大降低。可以预见，特朗普税改中关于减免对海外利润征税的政策，保守估计将促使至少8200亿美元财富回流美国。

二是减税强化了美国投资回报率方面的优势，进一步增强了美国对全球实业资本的虹吸效应。本轮税改一方面将美国企业所得税名义税率从35%一律降到20%，这直接增厚了企业的利润；另一方面允许企业（建筑类企业除外）将固定资产投入全部计入当年折旧，企业可以将每年新增折旧所减少的税收作为在设备上的额外投入，从而进一步提高美国企业净资产回报率。2016年，美国上市公司净资产收益率（ROE）为14.99%，在发达国家中名列首位，高于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未来若受税改影响，美国企业净资产回报率将会进一步提升，从而增强美国对全球实业资本的虹吸效应，预计未来实业资本的净流入将至少维持在每年2000亿美元水平以上。

我国就有可能被这股回流冲击，一方面原来为了回避高额税收而滞留中国的美跨国企业海外利润可能直接回流，另一方面美国在华资本可能直接撤回美国进行投资设厂，还有在华以美国为主要出口市场的非美企业，也存在向美国转移的可能，从而对我国经济和就业产生不利影响。

引发减税浪潮，产生叠加影响。从企业实际承担的总税负比例上比较，在国际范围内，美国税务负担已低于主要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并大幅低于主要新兴经济体。而美国减税政策将使这个差距进一步拉大，其他竞争国家为了避免资本流出也将会被迫做出调整，从而引发一场全球减税战：日本政府准备将积极加薪和投资的企业，尤其是投资物联网和人工智能、致力于创新和提高效率的企业所得税率降至20%左右；英国打算把企业税率定在二十国集团（G20）中最低水平，表示至2020年将企业税率下调至17%；德、法政府也表示无法忍受美国如此大规模的减税方案，其中法国准备在2020年之前将企业税率下调至25%；印度也推出了几十年来规模最大的“商品与服务税法”方案，并大幅削减多种商品的税率。世界主要经济体减税浪潮的形成，会加大我国经济的竞争压力。

美国吸引人才的机制优势更加明显，技术创新活力大大增强，从而相应削弱中国企业在人才、技术和资本方面的吸引力。在当今知识经济时代，各国竞争的实质主要是经济实力之争，而高科技和各种高级人才之争又是决定经济实力竞争成败的关键力量。在“美国优先”战略思想主导下，特朗普政府将减税法案与移民改革结合起来，以此吸引世界各地的优秀人才、优秀企业和高新技术回流美国。在人才技术全球化流动的今天，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全世界人才技术的自然流向依然是美国。

人民币贬值压力。早在2017年9月，美联储议息会议就已经宣布开始缩表，当年12月14日,美联储再次宣布加息25个基点，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至1.25%~1.5%，这是2017年第三次上调利率，美元已经扭转了前期颓势。现阶段美元仍处于升息通道之中，2018年美联储预期会加息3次，缩表进程也会继续推进。受特朗普税改一系列新政与美国货币政策继续收紧的影响，叠加美国经济强劲增长，美元会继续走强；而2017年10月底欧央行做出了调整量化宽松（QE）的决定，削减每月购债规模至300亿欧元，同时欧日主要经济体纷纷表示减税。种种迹象表明，未来国际资本将从新兴市场继续流出，回流美国和欧洲，从而引发新兴市场货币贬值。毫无疑问，资金流动出现波动也会波及我国，再加上特朗普税改导致一批在华投资的美国企业回流以及吸引部分中资企业赴美投资，这可能会加剧我国国际资本流动的负面效应，并对我国外汇市场产生影响，进而加大人民币贬值压力。

特朗普减税叠加美联储缩表引起我国要素外流尤其是资本外流，传递到我国外汇市场、资本市场，对我国的金融体系稳定产生不利影响。毫无疑问，美元加息及美联储退出量化宽松政策，叠加特朗普减税方案的通过与实施，必然会减少国际流动性，推动美元升值，引发大规模资本流向美国，产生货币紧缩性溢出效应。美国是我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和外汇储备投资国，加上我国2017年开通了债市通的北向通，资本账户的开放度基本接近发达国家水平。通过贸易和资本两个渠道，美国货币政策和财税政策的调整将迅速传递到我国外汇市场、资本市场，进而影响信贷和房地产市场，对我国货币市场供求关系、利率和汇率造成较大冲击，增加央行货币量、价管理难度，干扰我国货币政策的正常传导机制和效率。

中国必须重视美国税改产生的长期影响，谨慎应对，加速改革

推进中国版财税体制改革，让经济保持和焕发活力。尽管不同专家对中国宏观税负是否过高存在不同看法，但数据显示，21世纪前十年，除了一年（2009年）税收同比增长9.8%外，其余年份税收同比增长基本都两倍于当年GDP增速，目前中国财政总收入占GDP比重已经稳稳超过第一大经济体美国。2016年底，世界银行和普华永道公布的《世界纳税指数2017》，在190个样本经济体中，中国总税率（商业利润总税率，即样本公司缴纳的全部税费占其扣除所有税费前的利润的比重）为68%，排名全球税负最重第12位。与之相比，德国总税率为48.9%，美国总税率为44%，英国总税率为30.9%，明显低于中国。按照世界银行标准，低收入国家、中上收入国家、高收入国家的宏观税负应当在13%、23%和30%左右。目前北欧瑞典、挪威等高福利国家达到40%左右，美国在30%，税改后将立马下降。如此高的总税率，增大了中国制造业赢得国际竞争的难度。有实证研究显示，中国税收每上升1%，会导致中国GDP下降0.045%。

给企业减负，降低生产成本。研究表明，我国企业实际承担的税负水平依然较高。由于各国税制存在显著差异，制造业流转环节税负可以转嫁一部分，总税率高并不意味着实际税负一定就高，因此还需要比较税负转嫁后的税负。以中国和美国为例，中国以间接税为主，开征增值税。增值税解决了重复征税问题，是增值税中性原则的体现，但一个问题是无论企业盈利状况如何，即便是亏损，也需要缴纳增值税。一般估计制造企业承担的增值税2/3可以转嫁，实际承担1/3左右。美国以直接税为主，不征收增值税，企业所得税税率为35%，高于中国（25%）。OECD数据表明，2016年美国各级政府企业所得税实际税率合计38.9%。不考虑税收减免等其他因素，按照中国企业所得税率25%、实际承担增值税款率4%所做的数值模拟表明，销售利润率越低，实际税负率越高。由于中国大部分制造行业平均利润率都低于20%，因此折算所得税税率基本都在45%以上，高于上述美国所得税实际税率。以2016年制造业A股上市公司平均利润率（8.62%）计算，折算所得税税率为71%，显著高于美国实际所得税税率。除了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之外，中国企业还承担了大量税外缴费。2016年，中国非税收入与GDP的比值为10.2%，而美国仅为5%，中国是美国的两倍。这进一步加大了中国企业的税费负担，影响国际竞争力。另外，在高税负的压力下，中国企业还要面临不断上涨的人力成本和地租成本。根据波士顿咨询公司报告，2015年美国低成本地区生产已经与中国生产成本相同，而在2018年，美国制造成本将会比中国便宜2%~3%，这意味着或许未来有更多像博通一样的企业重新回到美国，并且可能招致中国企业内生投资动力不足或者转向海外投资，这对中国制造参与国际竞争产生十分不利的影响。

1月3日召开的2018年首次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国务院部署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持续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提出要以简政减税减费为重点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应对此轮美国减税，提升企业国际竞争力，我们可以采取以下几方面措施：第一，降低企业所得税率，加快企业所得税法修改。第二，深化营改增改革，降低增值税率，减并税率结构，完善抵扣制度，探索建立价税分离的增值税体系。第三，加强结构性减税，提高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将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覆盖更多中小微企业，促进中小微企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第四，减少非税收费，规范收费行为，要按照不同性质对非税收入进行分类，实行类型化、有差别管理，适合税收形式征缴的收费、基金项目经过立法程序改为税收项目，将某些收费项目适当并入税改方案统筹实施。第五，深化房地产宏观调控，采取切实措施抑制土地成本继续上涨。第六，改善营商环境和创新环境，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用能成本、融资成本、物流成本等综合成本。

采取措施，最大限度减少因美国减税和美元加息引发中国经济中的要素外流，尤其是资本外流对中国经济的冲击，防范金融风险。一是紧扣十九大研判的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货币信贷和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同时，增强货币政策操作的灵活性、及时性，通过加大公开市场操作力度、调整存款准备金率甚至调整利率等政策手段调节市场流动性。二是以打好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三大攻坚战、防控金融风险为重点，推进金融去杠杆的工作力度。对脱离实体经济的金融创新模式必须坚决制止，打破刚性兑付，及时清理明显的甚至隐含的金融风险，尤其是债务风险。三是加强对热钱的监管和打击，加强对境外资本在境内流动的监管，做好“控流出”工作，确保外汇市场和人民币汇率相对稳定。四是继续采取组合调控措施，确保房地产市场健康稳定发展，并适时推出房地产税；加强证券市场监管，防止中国股市大起大落。楼市、股市、汇市相互关联、相互影响，楼市、股市任何一个市场出现波动甚至动荡，汇市也难以维持稳定。楼市、股市和汇市相对稳定是确保我国金融稳定的底线。

（方雄鹰供职于中国人民银行合肥中心支行，方刚供职于中国证监会稽查总队。本文编辑/丁开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