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清华金融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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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东荣
近年来，大数据、区块链、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技术的迅速发展，为金融行业带来了巨大的创新， 6月3日举办的2017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上，分论坛三就以“技术驱动下的普惠金融创新”为主题进行探讨。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会长李东荣在会上表示，数字普惠金融因其在业务模式、技术属性、风险特征等方面的新特点，因此给中国金融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新挑战，包括风险治理、数字鸿沟、基础设施、监管适应性等。也对监管部门在监管资源和监管能力等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李东荣表示，应该研究并推动包括政策、制度、技术等在内的一揽子系统性的普惠金融解决方案：一是构建数字普惠金融的政策支持体系，坚持普惠金融服务主体的公平准入；二是完善数字普惠金融的风险治理体系；三是建立数字普惠金融的技术创新体系；四是建设数字普惠金融的基础设施体系；五是完善数字普惠金融的消费者保护体系。
李东荣表示，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作为国家行业自律组织，高度重视数字普惠金融的应用实践和风险治理，愿与各界同仁一道共同研究、通力合作，努力实现我国数字普惠金融的美好愿景。
以下是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会长李东荣现场发言的速记全文：
各位嘉宾、各位朋友：大家下午好！
我很高兴出席今天的清华大学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与各位专家共同探讨“技术驱动下的普惠金融创新”这一重要议题。
我们知道，自从2005年联合国首次提出普惠金融的概念以来，经过十多年的探索和发展，我们注意到普惠金融的内涵、外延，以及实现手段，都在不断的丰富和完善。
各国逐渐形成了一些好的做法和典型经验，中国也不例外，目前在中国，普惠金融的发展呈现出服务主体的多元，产品服务的多样，服务覆盖面较广等特点。简而言之，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在不断提高。
根据世界银行在普惠金融指标上的最新数据，目前中国的大部分指标，均排在发展中国家的前列。特别是账户的普及率和储蓄的普及率等指标，甚至优于G20国家的平均值。
虽然我们取得了这些成绩和进步，但我们国家与其他国家一样，依然还面临着普惠金融成本高、效率低、服务不均衡、商业不可持续等全球化的共性难题。
这些难题，成为实现全面普惠金融目标的主要障碍，需要我们进一步的努力去破解。
我们也欣喜看到，近年来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时代背景下，以云计算、大数据、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数字技术，在不断取得新的突破。一个以技术为主要驱动的数字普惠金融新模式，正在全球范围内加快形成。这为解决上述全球的共性难题，提供了可行的路径和技术支撑。各国正在加大这方面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
这里，我们也尝试对数字普惠金融的未来发展，做了一些分析：
一是有助于解决“普”的难题。
数字普惠金融通过电脑、智能手机等终端进行操作，可不受时间、地点、气候等客观因素的影响，使金融血液持续的流向更深、更广的经济末梢神经。
今天，可以说，只要网络普及到哪里，金融服务就有可能拓展到哪里。使得更多的人普遍的分享到金融服务的雨露甘霖。
二是有助于解决“惠”的难题。
数字技术在普惠金融领域的创新和广泛运用，可以减少以往的信息不对称，提高金融交易效率，实现规模经济效应。从而有效降低金融服务的边际成本，使得小微企业、农民等服务对象能够获取价格相对合理、安全便捷的金融服务。
三是有助于解决服务质量的难题。
传统的普惠金融服务内容和质量，往往受限于物理网点、机具布设，以及人员的安排，难以做到基础服务均衡化，特色服务精准化，而依托数字技术和移动终端，我们可以实现线上与线下的有机结合，场景与流程的有效整合，为客户提供高效、便捷，服务要素标准化程度较高的一站式综合金融服务。
随着国家基础设施条件的改善，我们的老百姓，包括边远地区的工人农民，只要手持一部普通的手机，就可以享受到上述的基础金融服务。
四是有助于解决商业可持续的难题。
数字普惠金融在解决“普”、“惠”和服务质量等问题的基础上，凭借更广泛的客户群体，更低廉的渠道成本，更精准的风险定价，有助于解决传统普惠金融服务成本与收益不对称的问题，实现普惠金融发展的商业可持续性。
然而，我们在肯定技术进步带来金融服务质量效率提升的同时，还应该看到，由于数字普惠金融在业务模式、技术属性、风险特征等方面的新特点，也带来了一些前所未有的新挑战，需要引起普惠金融从业者的高度重视。
一是风险治理的挑战。
数字技术的应用，并不会改变金融风险的隐蔽性、突发性、传染性和服务外部性的特征。在多维开放和多项互动的网络空间，金融风险、技术风险、网络风险更容易产生叠加和扩散的效应，使风险传递得更快、波及面更广。
二是数字鸿沟的挑战。
农民、低收入人群由于往往缺乏足够的数字支持，技术与技能，容易形成不同教育程度、年龄结构、地区居民之间的数字鸿沟，导致不同群体从金融服务中获益的能力有所分化。而且弱势群体对于物理网点的依赖度相对更高。一旦数字技术越来越多地替代物理网点，也可能引发技术性的金融排斥。
前段时候我遇到一些银行界的老前辈，他们就跟我们提这个问题，就说现在的互联网技术发展之后，确实很方便、很快捷，但是我们要考虑到他们年纪大的人，特别是60、70岁的人，眼睛也不好使，新东西玩得也没有那么熟练，怎么让老同志在使用这些新的工具方面能够更加容易操作。这还是银行界的老前辈提出来，不能光考虑年轻人的想法，还要考虑老同志的习惯。
三是基础设施的挑战。
数字普惠金融创新依赖于支付清算、信息通讯等基础设施的有效延伸和扩展。但是作为公共品或准公共品的基础设施，在建设升级方面往往需要较长的时间和较多的投入。
此外，数字普惠金融的快速创新，还对普惠金融信用信息体系、数据统计和监测评估体系、数字普惠金融的标准体系等基础性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四是监管适应性的挑战。
在监管体制方面，数字普惠金融的跨界特征明显，需要完善综合监管和穿透式监管，加强监管的协作和信息共享。监管资源方面，数字普惠金融模式众多，创新速度快，给监管人员、监管工具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监管能力方面，需要注重利用数字技术对现有的监管流程和系统进行优化和改进，否则我们是难得实现有效的在线监管、实时监测。
基于上述分析可以看到，数字技术在解决普惠金融老课题的同时，也会带来新挑战。因此在推进数字普惠金融的过程中，不能仅依靠技术单兵突进，或者把技术过度地神化、泛化，而应该研究推动包括政策、制度、技术等在内的一揽子系统性的普惠金融解决方案。
第一，构建数字普惠金融的政策支持体系，坚持普惠金融服务主体的公平准入。
现在的主体是多样化的，既包括传统的金融机构，也包括很多新兴的金融机构。所以说要坚持服务主体的公平准入、公平竞争和公平归置，要按照一致性的原则来进行管理，着力破解不合理政策的约束和制度瓶颈，增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内生动力，通过各有侧重、相互协调、有机衔接的货币政策、信贷政策、财税政策以及其他配套政策，为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要支持各地区结合基础设施条件、产业结构等具体情况，因地制宜地发展移动金融、供应链金融等有特色的业务模式。
第二，完善数字普惠金融的风险治理体系。
逐步制定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明确服务供给、需求主体的权利义务，确保数字普惠金融纳入法治化的轨道。建立完善数字普惠金融的行为监管、审慎监管和市场准入体系，注重借鉴监管砂箱、监管科技等新的理念，利用数字技术来改进监管的流程和能力，探索针对数字普惠金融的区域试点、产品实验、压力测试等创新的管理机制，使所有的创新带来的风险始终处于可管、可控的范围。
要发挥行业自律作用，通过制定信息披露、信息安全、业务经营等行业的标准和规则，降低行业整体发生风险的概率，督促从业机构提高风险管理能力。
第三，建立数字普惠金融的技术创新体系。
鼓励传统的金融机构和新兴的业态主体结合自身特点，发挥各自的优势，建立完善事业部、实验室、矩阵式项目组等创新管理平台，以客户普惠金融需求为中心，加强数字技术创新应用和产品研发。如运用大数据技术，完善客户画像、市场营销、风险定价等业务功能，开展精细化、精准化的普惠金融创新。运用云计算应用，实现业务系统的弹性扩展和金融服务的集约式发展。更好地适应小微客户单笔小额海量交易的特点，运用移动互联技术和电子商务、公共服务等场景紧密结合，实现服务的实时化、随身化和移动化。
此外，还应积极探索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兴技术，在大众理财、精准扶贫等普惠金融领域的创新方面。
第四，建设数字普惠金融的基础设施体系。
加大公共部门、社会资本等多元化投入，进一步完善支付清算、信息通讯等基本设施体系，使普惠金融服务能够更加安全、可信、低成本地扩展到更广泛的区域和群体。
要依法使用传统银行信贷数据以及电子商务、公共缴费、网络金融交易等新型数据，逐步建立覆盖全社会的普惠金融信用信息体系，推进数字普惠金融统计和监测评估体系的建设，实施动态监测与跟踪分析，加快数字普惠金融的标准体系建设，提高普惠金融在服务要素、信息安全、隐私保护、产品定价、合同文本、合格投资者认定等方面的标准化、规范化水平。
第五，完善数字普惠金融的消费者保护体系。
今天我看到我们焦瑾璞先生，原来是央行消保局的局长，今天也来了，通过安全简单的操作界面，通俗易懂的产品说明等，让金融服务变得更加易于操作，妥善解决数字鸿沟问题，避免产生新的金融不公平。要通过数字可视化的信息披露、产品登记、风险提示等，提高普惠金融服务的透明度。运用数字技术建立远程客服、在线投诉、生意处理等机制，丰富消费者保护手段，广泛利用传统媒体、数字媒体等渠道，实现普惠金融知识普及精准教育，提高消费者的数字金融能力和素养。
总之，数字普惠金融作为当代技术驱动的普惠金融新模式，既解决了一些老的难题，同时也带来了一些新的挑战。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作为国家行业自律组织，高度重视数字普惠金融的应用实践和风险治理，我们愿与各界同仁一道共同研究、通力合作，努力实现我国数字普惠金融的美好愿景。
最后祝本次论坛取得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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