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清华金融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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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石俊志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
本文编辑/贾红宇
关于货币宏观管理，我们还缺乏超长周期的实证运行经验。中国古代各王朝采用的货币政策手段极为丰富，我们应该以科学务实的态度，对祖先的货币宏观管理经验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考证，将其发扬光大。
实施货币政策需用信用货币
我国现代多数金融学者认为，只有在纸币流通条件下，政府才可能通过调节货币供应量来实施货币政策；金属货币流通条件下，政府不可能通过调节货币供应量来实施货币政策。
从中国古代各王朝货币管理的实践案例来看，朝廷用以调节货币供应量的货币类别，并不在于它是纸币还是金属货币，而是在于它是否为信用货币。只有在使用信用货币的情况下，朝廷才能够通过扩大或减少货币信用发行，从而调整货币供应量，来实现其货币政策目标。
目前，我国金融学界将中国古代的货币划分为金属货币和纸币两种类别，这是不科学的。金属货币与纸币之间的不同，只是制造材料不同，并不是两者的性质不同。从中国货币法制史的角度来看，中国古代的货币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法定货币，另一种是非法定货币。中国古代的法定货币又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信用货币，另一类是非信用货币。信用货币依靠发行者的信用行使货币职能，在交易使用时不需要称量，而是按照其面文的价值使用，所以也可以称之为非称量货币，中国古代的纸币和铜钱都是非称量货币，或者说都是信用货币。非信用货币依靠本身的价值行使货币职能，在交易使用时需要称量，按照其本身价值使用，所以也可以称之为称量货币，中国古代的黄金和白银都是称量货币，或者说都是非信用货币。
中国古代的黄金和白银是称量货币，或者说是非信用货币，各王朝不能根据主观愿望来调整黄金或白银的货币供应量，也就不能够通过调整黄金或白银的货币供应量来实现其货币政策目标。
实施货币政策需用信用货币。中国古代的纸币和铜钱都是信用货币，各王朝通过扩大、缩小纸币或铜钱的发行数量来调节货币供应量，从而实现其货币政策目标。
中国古代的纸币流通
中国古代货币的主要形态是铜钱，铜钱的流通贯穿着中国古代皇帝专制历史的始终。但是，中国古代也曾有过类似现代的纸币流通，其流通规模之巨和流通时间之长，并不亚于现代。
公元1023年，北宋王朝将民间经营的纸币——交子，收归官营，并设置了专营纸币发行和管理的机构——交子务。交子官营初始，北宋王朝便制定了有关发行和管理的法律制度：一是发行限额制度，规定交子发行总量为12.5634亿文；二是发行准备制度，规定将3.6亿文铜钱作为发行准备；三是界兑年限制度，规定交子流通两年期满便可向官府以旧换新，两年至三年为兑换期，三年届满作废。北宋末年交子发行突破了规定的限额，总量达到200多亿文，宋徽宗将其改为钱引。
北宋灭亡之后南宋兴起，南宋王朝将民间经营的纸币——会子，收归官营，也建立了类似北宋时期的发行和管理机构以及相关的法律制度。南宋王朝统治地区的纸币主要有两种，即东南地区流通的会子和四川地区流通的钱引，两者流通总规模平时保持在数百亿文，考虑到购买力因素及古今人口数量差异因素，人均持币量超过20世纪中期我国改革开放之前的水平。
此后，金代流通纸币交钞，元代流通纸币宝钞，明代流通纸币大明通行宝钞，特别是元代法律禁止黄金、白银和铜钱作为货币流通，实行了单一纸币流通制度，纸币的流通更加繁盛。公元1436年，明代中期的明英宗废除了禁止白银作为货币流通的法律，白银跃为主要流通货币，大明通行宝钞便逐渐地退出流通领域，中国古代纸币流通制度从此宣告结束。至此，中国古代纸币流通制度延续了413年。我国现代纸币流通制度始于晚清末年，至今仅百余年，远不如宋、金、元、明纸币流通时间长久。
中国古代各王朝通过增加或减少纸币发行来调节纸币供应量，从而实现其货币政策目标，是现代金融学界容易理解的。中国古代纸币流通规模超过20世纪中期我国改革开放之前的水平，其流通时间更超过我国现代纸币流通所经历的时间。
铜钱也是信用货币
中国古代铜钱是不是信用货币，这在金融学界是有争议的。通过对货币法制史的研究，可以发现，中国古代铜钱并不主要依靠本身的金属价值来行使货币职能，而是主要依靠其发行者——朝廷的信用和法律的强制来行使货币职能。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说明。
第一，中国古代铜钱经常处于不足值状态，即其实际金属重量经常达不到其表面铭文的重量，所以说它具备一定程度的信用货币性质，并不完全依靠本身金属价值行使货币职能。中国古代最早出现的全国统一流通的铜钱，是秦始皇统一全国货币时采用的半两钱。半两钱始铸于战国中期的秦惠文王二年（公元前336年），当时是重半两，即重量十二铢的足值铜金属货币。30年之后，秦国朝廷新铸半两钱的重量便出现了明显的降低。秦始皇统一全国货币时，半两钱大多已经减重至八铢左右。西汉初期，半两钱已经减重至四铢左右。铜钱不断减重，其金属含量越来越少，其信用货币性质越来越多。当铜钱的重量减至不能再减的时候，朝廷就发行虚币大钱，以一换多地从市场上兑换旧钱，从而使铜钱的减重在虚币大钱的载体上继续下去，由此形成了铜钱减重或者说是铜钱信用货币化的可持续演变。
第二，中国古代铜钱经常出现大、小钱混合流通的状态，即小钱可以代表大钱的同等价值行使货币职能，这更加说明它们不是依靠本身金属价值行使货币职能的。从目前出土墓葬或窖藏的秦半两实物来看，每批半两钱均呈现大、小钱混合在一起的情形，其中大钱一般比同批出土的小钱重三四倍之多。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发现轻重相似的多枚秦半两同批出土。结合文献记载考证，我们可以推断这些半两钱是代表同等价值混合等价流通的。
第三，中国古代的货币立法，赋予铜钱作为信用货币流通的能力。差距悬殊的大、小铜钱可以按照相同的价值混合使用流通，是因为法律赋予不足值铜钱代表名义价值流通的能力。1975年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秦律竹简《金布律》载：“百姓市用钱，美恶杂之，勿敢异。”这条法律的意思是说，百姓使用铜钱交易商品时，对于好钱和恶钱，不得进行选择，必须一律接受。1984年湖北江陵张家山汉墓出土汉律竹简《二年律令》载：“钱径十分寸八以上，虽缺铄，文章颇可智，而非殊折及铅钱也，皆为行钱。金不青赤者，为行金。敢择不取行钱、金者，罚金四两。”货币立法打击的对象，是那些不肯接受小钱的百姓。朝廷依靠本身的信用和法律的强制，使小钱按照名义价值进行流通。铸造小钱可以节约铜材，同样数量的铜材，可以铸造更多数量的小钱，所以朝廷铸造的铜钱越来越小。铜钱越来越小，其金属内容也就越来越少，信用货币性质就越来越强。
中国古代货币立法赋予铜钱信用货币性质，使得各王朝能够通过减重铸造铜钱的方式，扩大货币信用发行，增加货币供应量，实现其货币政策目标。
中国古代的货币政策
铜钱的流通贯穿中国古代皇帝专制历史的始终。因此，中国古代的货币政策，大多是在铜钱流通的条件下实施的。中国古代各王朝实施货币政策的主要措施有：放民铸钱、钱币回笼、打击盗铸、打击毁钱、限制外流、铜钱减重、虚币大钱等。
放民铸钱即允许百姓自由铸造或销毁铜钱，可以形成货币供应量市场自动调节的机制。
朝廷抛售白银、绢布等实物，可以达到钱币回笼、稳定物价的效果。打击盗铸、打击毁钱、限制铜钱外流等，皆是保护货币流通总量稳定的措施。铜钱减重和铸行虚币大钱，既可以扩大铜钱货币供应量，又可以实现掠夺百姓财富、增加朝廷铸币税收入的目的。
铜钱减重的措施，即朝廷铸行新钱的重量低于流通中旧钱的重量，但法定价值却与旧钱相等，这就可以用同等数量的铜材，铸造更多数量的铜钱，从而扩大铜钱的货币供应量。
铜钱减重达到无可再减的程度时，就需要铸行虚币大钱，以一换多地收兑流通中的小钱，铜钱减重的进程就在虚币大钱的载体上继续下去。铸行减重铜钱与铸行虚币大钱两种措施交替使用，就可以使铜钱的减重以及铜钱名义供应量的增长，持续不断地进行。
当前我国货币经济迅猛增长，货币流通量也达到空前的水平。关于货币宏观管理，我们还缺乏超长周期的实证运行经验。我们的祖先拥有两千多年的货币宏观管理经验，十分值得重视。我们应该以科学务实的态度，对祖先的经验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考证，将其作为宝贵的文化科学遗产，予以继承并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