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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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清华金融评论》王茅
上海荣正投资咨询有限公司认为，给央企高管限薪，合理定薪的根本在于产权市场化。
该公司负责人同时指出，央企限薪虽然释放了改革的决心，有着积极的一面，但“一刀切”方式的背后有着多种局限和不足，难改国有企业臃肿低效的现状。
国有企业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特殊企业，它以企业面貌出现，但是还受到行政的产业领域的保护，国企所提供的产品或者服务的定价受保护，因此国企有相当一部分利润并不是经营出来的，最后损失的却是老百姓的综合福利，国有企业不是完全市场化的企业。
该负责人指出，西方理论是基于产权清晰，产权清晰到最后是有终极的，体现在有一个人格化的自然人可以决策，而国企的产权相当模糊，缺少一个这样的角色。
在“国企分类改革”的概念提出之后，改革的前景清晰了，也将对国企薪酬改革起到指导性作用。
他认为，对于被划分为竞争性的国有企业，用混合所有制改造后未来将成为市场经济中规范的公众公司，就应采取完全市场化的操作方式，企业高管的薪酬水平应该由薪酬委员会来制定，由股东大会投票表决通过，年薪无论有多高最终都由股东埋单。
在这个过程中，公司的大股东意志将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而即使小股东不同意，根据市场规则，小股东完全可以选择用脚投票的方式，把股票卖掉，或者在股东大会表决的时候投反对票。
用混合所有制的方法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实质是产权制度改革。国有企业经过多年股份制改造，虽然很多国企早已变成混合所有制，国资占比已较低，但政府干预仍无处不在，公司治理上不达标，行政化垄断体制未真正打破，准入限制未真正放开。
在这轮混合所有制推进中，若能有效破除上述限制，完全根据股权结构明确产权归属，变原先的“管资产”为“管资本”，这将有利于提高国有资本以及社会资金的效率。
该负责人说，西方经济学中，政府可用的无非就是货币政策或者财政政策，但是中国的政府手上，有着一项非常重要的工具，就是国有企业的产权。产权如果给了市场，企业效率和社会资金效率也将大大提高。但是这其中除了意识形态、政治观念的妥协外，更多的还有经济安全上的顾虑，这是一个非常有中国特色的经济问题，值得经济学家深入研究。
国企高管限薪，表面看来仅与个人福利有关，但其背景却是国企改革这一盘大棋。国企治理，任重而道远，在深化国企改革时，我们也确实期待一个顶层设计文件，使得国有企业能够和市场经济实现最终的融合。
（本文选编自《清华金融评论》2015年第02期总第15期“从央企高管限薪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