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金融评论

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是金融工作永恒的主题，本文以“另类”视角指出了一些评论在理解该事件中存在的误区，分析了事件发生的可能原因和商业银行可以从中吸取的一些教训，反思了事件对当前商业银行监管框架可能带来的挑战并尝试提出了政策建议，以期为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事件的成因

目前看，许多评论将SVB倒闭的根本原因归咎于流动性风险管理不善，在笔者看来，这既不准确，也不客观。

第一，这些评论混淆了“利率期限错配”和“流动性期限错配”的概念。通常而言，利率风险管理强调的是控制利率期限错配，主要通过匹配各类资产项目的重定价期限来调节；而流动性风险管理强调的是控制流动性期限错配，主要通过匹配各类资产负债项目的到期期限来调节。与此同时，由于债券属于可抵押、可变现的优质流动性资产，其到期期限并非流动性风险管理的关键变量，在传统的流动性风险计量框架中，美国国债、抵押支持证券（Mortgage-Backed Security）等信用风险等级高、流动性好的债券通常被视为一级合格优质流动性资产，是在压力情景下银行流动性安全的重要保障。因此，以SVB投资了大量长久期国债和MBS作为论点来抨击其流动性风险管理不善是缺乏理论基础的。恰恰相反，SVB因资产端贷款占比低，合格优质流动性资产占比高，其资产组合的信用风险水平和流动性优于大多数银行，甚至部分中资银行。以2022年末数据为例，SVB资产端债券投资占比约55.7%，保守估算的流动性覆盖率（Liquidity Coverage Ratio，简称LCR）为140.11%，而国内商业银行资产端平均债券投资占比仅为约20.0%，平均LCR为147.41%。

第二，这些评论忽视了资产负债流动性期限错配是银行商业模式的基本特征。银行负债端的存款是可以随时提取的，而资产端发放的贷款并不能做到随时变现，所以流动性期限错配是银行经营中难以避免的。也正是由于流动性期限错配的这个特征，银行储户（也包括其他形式的债权人）的“挤兑”行为始终构成对银行持续经营的威胁。正如202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戴蒙德（Douglas W. Diamond）和迪布维格（Philip H. Dybvig）1983年发表的《银行挤兑、存款保险和流动性》（Bank Runs, Deposit Insurance, and Liquidity）的经典文献所刻画的，“挤兑”风险是商业银行的经营模式所决定的，而银行的日常流动性管理和金融监管当局针对流动性的常规监管要求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挤兑”发生的原因通常是债权人对银行的基本面失去信心，或者是一部分债权人对其他债权人不提款或继续借款失去信心。现实中，对银行而言，可能引爆“挤兑”风险的因素十分多元且难以控制，既可能是由于管理不善导致的基本面情况恶化，也可能与银行自身的信息披露、社交媒体中关于银行的各种负面信息等有关。就SVB事件而言，需要清晰地认识到“挤兑”是导致其破产的根本原因，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而引发其“挤兑”风险的间接原因笔者认为可能有三点：

一是失控的利率风险承担。通过分析SVB近年资产负债表发现，其资产配置一直坚持“贷款+债券”双轮驱动策略，债券投资占比始终居于相对高位，最低值（2019年）亦达到41%，而最高值（2021年）达到61%。与此同时，从SVB年报披露的债券投资组合品种及债券会计分类结构看，SVB债券投资策略亦十分鲜明，即在保证组合超高信用等级的前提下，不断增大规模（尤其是持有至到期资产规模）、拉长久期，以获取“稳定的”票息收入。SVB自2014年起开始进行HTM投资，其规模从最初的74亿美元上升至2022年末的913亿美元，相应带动债券组合整体平均久期从2.8年上升至5.7年。债券组合以长久期HTM为主，不仅可以在当期享受相对高的票息收入，而且可以规避债券估值亏损对当期损益和资本充足率指标的负面影响，其优点显而易见；而其缺点在于增加了银行的利率期限错配，放大了潜在市场利率上升可能对银行损益产生的负面影响。但是，由于美国监管当局对SVB等资产规模小于2500亿美元的银行并无明确的利率风险监管标准和信息披露要求，因此银行内部及资本市场对利率风险水平高低的关注度不足，风险偏好不清晰。2020年一季度，为缓解降息对当年利息收入产生的负面影响，SVB甚至主动提前终止了此前为对冲债券组合利率风险而叙做的利率掉期交易，这也侧面印证了其缺乏明确的利率风险管理目标，进而导致了失控的利率风险承担，也为2022年加息周期中的经营困境埋下了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