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清华金融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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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发布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公报（下称公报）提出，实现立法和改革决策相衔接，做到重大改革于法有据、立法主动适应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
对于财政、国资和对外开放等一系列工作来说，立法先行成为依法治国下推动改革的前提。
财税改革立法将是重中之重
目前财税法律体系在我国立法体系中是一个短板。对现有的15项税种的规范还都是条例的形式，这不符合三中全会落实税收法定原则的要求。因此，财税法律规范体系的建设是当务之急。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刘剑文称，全会明确提出要加强重点领域立法。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出，最近一两年内，财税立法必然是重中之重。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杨志勇表示，法治财税不是简单地将现行条例变成立法，而是在修订过程中，更深层次地研究法治理念如何贯彻。最核心的是如何尊重市场、尊重财产。“法治财税就是要做到约束政府，拿钱的时候怎么约束，花钱的时候怎么约束，这在刚刚通过审议的新预算法就有明显体现。”杨志勇说。
十八届四中全会带来什么？
十八届四中全会的主题是依法治国。从中国的执政传统来看，四中全会提出依法治国符合政治逻辑：十八大确立了新的中央领导层，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宏大的改革规划，与此同时，持续、强有力的反腐败则成为中国新领导层稳定执政的护法利器。在这一切布局妥当之后，以法治来架构中国未来发展的制度环境和机制约束，也就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
从安邦集团研究部分析四中全会的公报内容中，可以看到如下要点：
一是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公报称，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全会还提出，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在公报中，是否依法治国，被视为关系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二是强调社会主义法治的特征。公报提出，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的保证。社会主义法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必须依靠社会主义法治。值得注意的是，公报提到了党和法治的关系问题，依法执政，既要求党依据宪法法律治国理政，也要求党依据党内法规管党治党。这意味着，中国的法治要在党的领导下来进行，同时，党要在宪法法律和党内法规的“双重监管”下执政。
三是将适当下放立法权。公报提出，“依法赋予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目前，在全国282个设区的市中，享有地方性法规制定权的有49个，包括27个省会市、18个经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以及4个经济特区所在地的市，尚没有地方立法权的233个。已设区的市普遍希望根据本地实际制定地方性法规。今年8月，提请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审议的《立法法》修正案草案，拟扩大至全部282个设区的市。这意味着，地方城市将有更大的地方立法权，但地方立法范围受到限制，此前草案中曾规定，“较大的市制定地方性法规限于城市建设、市容卫生、环境保护等城市管理方面的事项。”
四是依法治国的主要约束对象是政府。公报提出，依法全面履行政府职能，推进机构、职能、权限、程序、责任法定化，推行政府权力清单制度。健全依法决策机制，建立行政机关内部重大决策合法性审查机制，建立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及责任倒查机制。此外，要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坚持以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原则，推进决策公开、执行公开、管理公开、服务公开、结果公开。
五是强调司法公正，加强对司法不公的监督。公报提出，司法不公对社会公正具有致命破坏作用。完善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的制度，建立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制度，推动实行审判权和执行权相分离的体制改革试点，最高人民法院设立巡回法庭，探索设立跨行政区划的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探索建立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
六是加强立法队伍、行政执法队伍、司法队伍建设。完善法律职业准入制度，建立从符合条件的律师、法学专家中招录立法工作者、法官、检察官制度，健全从政法专业毕业生中招录人才的规范便捷机制，完善职业保障体系。构建社会律师、公职律师、公司律师等优势互补、结构合理的律师队伍。这意味着，今后法律界官员将可能从律师和法学专业人士中产生。
整体而言，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很多高标准的发展目标，实现起来的难度不小。但不管如何，提倡依法治国总是政治文明提升的重要表现。如果真正落实，将为中国未来发展提供法律制度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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