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清华金融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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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5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全国脱贫攻坚楷模荣誉称号获得者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宣告，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金融扶贫是精准扶贫的利器，《清华金融评论》（点击订阅）2020年7月刊特推出《金融扶贫助力脱贫攻坚》封面专题，通过总结金融扶贫的实践探索和成功验，着眼于全面完成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巩固脱贫成果，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推进脱贫攻坚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有机衔接等一系列新任务、新课题。
金融扶贫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补短板的市场化机制，通过有效发挥资本市场的基本功能，将资源配置到贫困地区，用市场的力量将贫困地区资源禀赋转化为生产要素，通过政策手段努力引导发达地区的资金、人才、技术流向贫困地区，提升贫困地区的“造血”能力，不断培育和发展产业，推进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
中国扶贫基金会理事长郑文凯在《清华金融评论》（点击订阅）2020年7月刊撰文表示，脱贫攻坚背景下的金融扶贫，具有新的特点和更丰富的内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做好金融扶贫这篇文章。解决这个问题，根本上要靠改革。”金融扶贫是围绕中央确定的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目标任务，按照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要求，全行业承担责任，全领域共同参与的扶贫行动。
“这既不单纯是涉农金融机构开展业务工作，也有别于各类金融机构拓展一般涉农业务，而是主要以脱贫攻坚为目标任务和结果导向的一项扶贫改革创新与金融改革创新融合并重的探索实践。从金融管理部门到各行业协会，从开发性、政策性金融机构到商业性金融机构，从信贷到保险再到资本市场，从立足职能、发挥优势，到认真履行机构（企业）社会责任，整个金融系统形成了金融扶贫顶层设计与具体实施，全方位、多层次、多元化的政策体系和工作推进体制机制。”郑文凯指出。
扶贫小额信贷助力扶贫攻坚
扶贫小额信贷是中国银保监会、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国务院扶贫办于2014年联合推出的精准支持建档立卡贫困户的扶贫信贷产品，政策要点是5万元以下、3年期以内、免担保免抵押、基准利率放贷、财政贴息、县建风险补偿金。
2020年7月，中国银保监会、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国务院扶贫办联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完善扶贫小额信贷有关政策的通知》。中国银保监会普惠金融部主任李均锋在《清华金融评论》（点击订阅）2020年7月刊撰文表示，2012年以来，在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实践中，我国在解决贫困农户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方面开展了许多工作创新和探索，取得积极成效。特别是2014年，银保监会、财政部、人民银行、国务院扶贫办联合推出了精准扶贫信贷产品——扶贫小额信贷，极大提高了贫困农户信贷融资的覆盖面、可得性和满意度，探索出了一条解决贫困农户融资难、融资贵这一历史性、世界性难题的新路子。国务院扶贫办委托的第三方机构调查显示，扶贫小额信贷对贫困户增收的贡献率达12.4%。
国务院扶贫办开发指导司一级巡视员吴华在《清华金融评论》（点击订阅）2020年7月刊撰文表示，扶贫小额信贷的推广实施，大大降低贫困农户贷款门槛和贷款成本，提升贫困户获贷的便利性。经过6年多的发展，扶贫小额信贷已经成为贫困群众最满意、金融机构最放心、政府部门最省心的金融扶贫产品，在促进贫困户持续稳定增收、培育地方特色产业、推动贫困地区金融市场发育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脱贫攻坚的重要支撑。
“2014年以来的实践证明，扶贫小额信贷瞄准贫困农户这一特殊群体，着力破解贫困农户贷款难的世界性难题，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金融扶贫之路，为引领中国金融扶贫制度创新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也为世界其他国家解决贫困农户贷款难题贡献了中国方案，其价值和影响将历久而弥新。”吴华说。
李均锋指出，解决农户信贷融资问题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一是要围绕解决农户融资突出问题为导向。当前农户融资仍面临一些长期性问题和困难，主要表现在农户信贷覆盖面还不是很高，存在贷不到、“吃不饱”的现象，农户信用信息共享机制不健全，信贷产品的期限与农业生产周期不匹配，农户贷款利率仍然偏高，金融生态环境有待优化等。二是要以提高农户融资满意度、便利度、可负担和银行机构商业可持续为目标，不断完善政策措施。
除了传统银行外，以互联网银行为代表的数字金融在小额信贷方面也开拓了一条解决中低收入农户贷款的新思路。国务院参事汤敏在《清华金融评论》（点击订阅）2020年7月刊撰文表示，不论是对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还是对中低收入农户的贷款，都因为服务对象规模太小，运作成本过高，导致传统商业银行不愿参与。近年来，一种特殊的模式——互联网银行模式却另辟蹊径，通过大数据、人工智能以及互联网的运用，大大降低了运营成本，让小额贷款也变成了有利可图的金融业务。
“网商银行、微众银行通过互联网、人工智能，实现低成本运营，是它们成功开辟新市场的关键所在。网商银行提供的“310”模式，即客户用3分钟申贷，银行1秒可以审贷，全程零人工介入，全部由人工智能操作。网商银行每笔贷款的平均运营成本仅为2.3元，较传统银行上千元的运营成本大幅降低。微众银行单账户每年信息技术（IT）运营成本仅为3.6元，而国有大型银行该成本为18元，花旗银行为14美元，汇丰银行为37美元。正因为网商银行、微众银行有了市场开辟式创新，能使4000多万小企业和个体户贷到款，这些企业又创造了更多的就业，给城市带来更多的便利，缩小了贫富差距，使低收入人群获得幸福感。”汤敏说。
在汤敏看来，数字化转型是解决小额贷款“贷款难、贷款贵”的根本出路，数字金融在农村也大有可为。随着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5G）、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一系列新的技术及手段都会出现，农商行、农信社系统也应该加快数字化技术的建设。
引入资本活水 扶贫由”输血”向”造血”转
上海证券交易所党委副书记、监事长潘学先、上海证券交易所办公室经理陈晓雨在《清华金融评论》（点击订阅）2020年7月刊共同撰文表示，资本市场作为现代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决战脱贫攻坚战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是金融扶贫政策“组合拳”中的“重头戏”。
潘学先、陈晓雨认为，贫困地区经济不发达，收入低，积累少，资本形成的路径不通畅，经济发展不高效。资本市场通过发挥金融资源配置的核心作用，以产业帮扶为重点，引入资本活水，传播现代企业治理理念和企业家精神，将扶贫与扶志扶智相结合，精准方略、综合施策，实现短期快速脱贫和长效稳定脱贫的有机统一，助力打赢精准脱贫攻坚战。同时，贫困地区金融业不发达，通过增加金融资源的投放力度，加大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可助力提高贫困地区金融发展水平，促进贫困地区经济发展。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张佑君在《清华金融评论》（点击订阅）2020年7月刊撰文指出，作为资本市场的重要参与主体，证券公司应当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积极承担社会责任，不断推动扶贫模式创新，培育扶贫地区内生发展新动能，努力形成多层次、多渠道、多方位的精准扶贫工作格局。2016年，证监会发布《关于发挥资本市场作用服务国家脱贫攻坚战略的意见》，从加强政策引导、着力机制建设、引导行业力量、推进定点扶贫等方面，对证券行业扶贫工作提出要求。五年来，证券行业扶贫攻坚工作取得显著成效，“一司一县”、“一县一企”等举措广泛凝聚行业力量，服务国家脱贫攻坚战略已成为证券公司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组成部分。
“下一步证券行业推动扶贫攻坚可以从减存量、控增量两个维度开展。一方面要进一步加大对贫困地区的精准扶持力度，实现贫困县脱贫“摘帽”，顺利如期完成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另一方面要控制返贫、新发致贫等情况的出现，通过扶贫模式的不断完善和创新，激发贫困地区的内生发展动力，推动扶贫工作由‘输血’向‘造血’转变。”张佑君说。
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委员汪小亚及《资本市场服务脱贫攻坚的案例研究》的其他课题组成员（杨志海、俞铁成、星焱、周铭山、谭智心、何婧、唐诗等），则对健全市场化“造血”机制给出了具体建议。股权市场扶贫的机制是通过对贫困地区相对优质企业的支持，提升企业效益，带动贫困地区和相关产业的发展，提升贫困地区人员的收入。因此，股权市场扶贫的关键是从扶助企业出发，扭转企业股东落后的管理思路，加强企业管理人才和技术人才的培养，提升企业的公司治理、精细化管理能力，提高企业财务管理的规范性、财务信息的透明度，促使企业有效运用筹集到的资金，提高企业的资金实力和技术水平，促进企业主营业务持续发展，为贫困地区产业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创新金融扶贫工具 撬动更多资金参与精准扶贫
金融扶贫作为精准扶贫的利器，除了创新扶贫信贷产品、通过资本市场主导的直接融资支持体系，提高融资效率外，还通过“保险+期货”、扶贫产业基金等创新形式解决贫困地区资金短缺的问题。
在潘学先、陈晓雨看来，“保险+期货”是确保农民稳定增收的长效机制，是金融服务农村经济的重要举措。农户对农产品下跌风险的承受力较弱，“保险+期货”是以市场化手段向贫困地区提供金融服务，通过保险公司和期货市场相关操作分散农产品价格下跌风险，减轻农户因农产品价格下跌导致的损失，确保农业和农民稳定增收。此外，为降低融资成本，创新金融扶贫工具，上交所开发并发行了扶贫专项公司债券、扶贫债信用保护合约（CDS），通过联动发行模式，撬动更多资金参与精准扶贫。
大连商品交易所原党委书记、理事长李正强在《清华金融评论》（点击订阅）7月刊上撰文表示，经过五年的发展实践，“保险+期货”服务“三农”模式探索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实际、保障农民收入稳定、提升农业补贴资金使用效率的有效途径，对解决市场价格波动风险，促进农民稳收、增收，提升农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具有现实意义。未来要实现“保险+期货”模式的可持续发展与大范围推广，应深入探索“以政府为主导、以保障农民基本收入为目标、以期货市场为基础支撑、多方协作市场化运行”的发展格局。
李正强强调，近几年的实践表明，“保险+期货”是符合中国实际、市场化运行的农民收入保障模式，但仅靠几家商品交易所推动显然是不够的，政府要在该模式进一步推广中发挥主导作用，从政策制定、财政补贴、机构设立、运营管理等各方面统筹协调“保险+期货”收入保障模式的复制推广工作，特别是要借鉴美国收入保险运行机制中保费以“联邦政府补贴为主、农场主自缴为辅”的经验，形成中国特色农业收入保险的保费补贴机制。
平安产险董事长孙建平撰文表示，发展特色产业是拓宽增收渠道、激发贫困户脱贫内生动力的有效路径。保险作为资金融通的桥梁，可有效解决特色产业发展难题。一是降低融资成本，实现扶贫资金的“免息免担保”。通过信用险+利息贴补，保险与政府、银行三方共担风险，有效降低产业融资门槛。二是“1+N”精准带贫，提升扶贫资金使用效率，即政府、保险、银行共同控制资金用途，重点支持龙头企业进行规模化、现代化发展，发展精深加工，强化企业竞争力。同时，监督企业通过“提供生产资料+订单回收”、增加就业岗位、土地流转分红等形式带动贫困户主动参与产业经营，发挥特色产业的带贫功能。
盛世投资合伙人姜燕以通辽市肉牛产业发展基金为例，深入剖析了私募股权投资基金通过支持产业发展带动扶贫的机制模式、特点、成效以及基金在运作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挑战，为我国其他贫困地区提供可以借鉴的经验模式。
“产业扶贫是我国精准扶贫工作中覆盖面最广、涉及对象最多的扶贫手段。但是在产业扶贫的实际操作过程中，各地过去较多采取政府主导，通过贴息、补助等方式来扶持地方产业发展。这种情况下，产业扶贫资金无法发挥杠杆作用，不可避免地造成了资金利用率较低、扶贫持续性较差、治标不治本的问题。此外，通过贴息、补助等方式进行的扶贫项目往往只重视前期的资金投入，而忽视对项目的后期管理和持续性支持。而使用扶贫产业基金是精准扶贫工作的有力抓手之一，可以协调政府扶贫目标和市场化资源配置，兼顾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环境效益”，姜燕说。
扶贫同扶智相结合 探索可持续扶贫模式
中证金融研究院副院长田宝良、中证金融研究院副研究员李永焱在《清华金融评论》（点击订阅）2020年7月刊共同撰文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教育扶贫是我国整个扶贫开发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高质量的教育扶贫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途径，也是提升贫困群众造血能力的重要抓手。
据上海黄金交易所党委书记、理事长焦瑾璞在本期撰文介绍，上金所逐步创新针对欠发达地区脱贫的思路，除了提供资金支持外，还通过整合金融行业的市场资源，将金融与产业、扶贫政策等进行对接，针对贫困地区自然条件恶劣、经济基础薄弱、内生动力不足等多种制约因素，逐步形成了对象精准、覆盖广泛的精准扶贫思路。
焦瑾璞表示，一方面针对硬件设施建设，包括民房、道路、水利、产业等方面的难题，为贫困地区的发展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积极引导资助经费向贫困地区的教育方面倾斜，提高贫困地区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有效满足贫困地区生产生活多样化的金融需求。上金所切实做到不断发挥金融系统专业优势，为贫困地区的产业扶贫、综合扶贫等扶贫项目提供一定的经济基础和资源,扭转传统扶贫模式的不可持续性，将“输血式扶贫”转变为“造血式扶贫”。
乡村振兴战略接力脱贫攻坚
中国证券业协会党委书记、执行副会长安青松在《清华金融评论》（点击订阅）2020年7月刊撰文表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提出并写入宪法的国家发展战略，也是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关键一招。今年是脱贫攻坚收官之年，脱贫攻坚战已取得决定性成就，但持续减贫任务仍很艰巨，我国尚近6亿人口处于低收入水平，社会减贫工作任重道远。
安青松指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接力脱贫攻坚，是巩固和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成果的重要举措。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推动农村农业农民全面发展，加大要素资源的市场化配置，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有效途径。证券行业作为要素资源市场化配置的重要枢纽，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大有可为，可以大有作为。
田宝良、李永焱建议，应以县域经济整体发展为主导，多措并举助推乡村振兴。一是加强金融各部门协作，合力开发金融扶贫产品，发挥行业联动效应，助力县域经济发展。二是探索更多资本市场工具为县域经济发展服务。进一步扩大“保险+期货”试点范围，开发有利于发挥期货市场在助农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的新品种，探索建立期货市场服务农民收入保障的整体构架。三是进一步发挥上市公司专业优势，助推县域经济发展。县域经济发展与上市公司密切关联，做大、做强上市公司是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
在孙建平看来，保险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稳定器”和“助推器”，在新的历史时点，更应找准定位、服务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抓住乡村产业振兴发展的脉络，有针对性突出保障本源和社会治理手段功能，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化解乡村产业的生产风险，保障农民收入稳定；同时，充分发挥保险增信和资金融通能力，服务经济全局，为农村经济发展注入活水，促进产业融合发展和农村保险金融市场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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