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金融评论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范围呈现扩散蔓延的势头，这场“百年未有之大疫情”可能导致1929年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疫情危机还将冲击全球秩序。未来的世界治理体系可能是一个三足鼎立的双层世界治理体系，一方面有全球的治理机构，另一方面也需要有区域的治理机构，在区域层面形成美洲、欧洲和亚洲三足鼎立的区域治理机构。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在我国已经得到有效控制，但在全球范围呈现扩散蔓延的势头。面对这场“百年未有之大疫情”，如何从宏观经济的视角分析中美经贸关系和世界经济可能受到的影响？国际金融市场受疫情冲击出现剧烈波动，中国应如何确保国内市场安全？在美国继续对中国实行多方位遏制的形势下，中国应如何发挥优势，以实际行动诠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价值，推动世界秩序的深刻变革？笔者以经济学视角，从疫情、国际金融市场、中美经贸关系、全球秩序等多个方面提出了分析以及对策。

百年未有之疫情、大变局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发布数据显示，截至欧洲中部时间2020年4月23日10时（北京时间4月23日16时），全球新冠确诊病例较前一日增加73657例，达到2544792例；死亡病例较前一日增加6689例，达到175694例。

对目前全球经济的形势，近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简称IMF）将这场危机称为“大封锁”，这场危机已成为1929年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影响远超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

从数据上看，2009年的时候全球的经济增长是-0.1%，但是IMF预测2020年全球经济的增长是-3%。假设疫情在2020年能得到有效的控制，2021年会有个相对的反弹，这个反弹意味着它是在2020年-3%的基础之上增长5.8%。对发达经济体的影响很严重，2020年预计是-6.1%的增长，2021年预计增长率将反弹到4.5%。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2020年的经济增长预计是-1%，2021年将反弹到6.6%。

如果2020年底的第二波疫情得不到控制，2021年的全球经济增长甚至可以下降到-8%。IMF对于现在的经济形势的判断还是相当悲观的，按照其说法是1929年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IMF也对全球各个国家做了预测，预测2020年美国的经济增速是-5.9%，2021年如果疫情能得到控制，将反弹到4.7%。预计中国2020年的增长是1.2%，2021年在疫情得到控制的情况之下将反弹到9.2%。

国家统计局4月14日发布的一季度中国外贸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出口下降了11.4%，进口下降了0.7%，贸易顺差是983亿美元，收窄了20.6%。在疫情之下，我国的出口和进口总体呈下降态势。对欧盟的进出口下降了10.4%，对美国的进出口下降了18.3%。而中国对东盟进出口逆势增长了6.1%，东盟十国已经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

面对全球疫情，各个国家都采取了非常积极的货币政策：

定向增加信贷供给。美国推出了总规模高达2.3万亿美元的信贷计划，建立针对一级市场公司的信贷融资便利机制，推出大众商业贷款，向小企业和非营利组织提供部分免偿还贷款。英国为企业提供总计3300亿英镑的政府贷款，承诺增大公司债持有规模。德国设立总规模6000亿欧元的救助基金，追加1560亿欧元企业担保与股权纾困资金。日本提供1.6万亿日元中小企业纾困与金融援助基金，将政府对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购买目标翻倍至1800亿日元，投入4500亿日元用于支持日本公司海外业务。中国推出3000亿元财政贴息专项再贷款，确保重点企业融资成本降至1.6%以下，增加再贷款、再贴现额度5000亿元支持中小微企业信贷，向民营、中小微企业发放3500亿元专项优惠利率信贷。

延长贷款期限与减免贷款利息。美国允许学生贷款延期，纽约州宣布90天的房贷纾困政策。英国抵押贷款机构将给予受困人员与企业至少三个月的“付款延长期”。华尔街发生了四次熔断，在四次熔断以后美联储大手笔保障信贷资产二级市场的流动性，美国已经把利率削减到0，而且是至少保持12个月。

保障信贷资产二级市场的流动性。美国方面，美联储设立用于为存量公司债券提供流动性的二级市场公司信贷便利机制，重启商业票据融资便利机制为合格的商业票据提供贴现。英国央行将逆周期资本缓冲率削减至银行对贷款需求方风险敞口的0，并持续至少12个月，这将为企业提供高达1900亿英镑的银行贷款。欧元区方面，欧央行启动了总额达7500亿欧元的私有和公共部门证券临时购买计划，并将合格资产范围扩大到非金融商业票据。中国提高了对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的容忍度。

稳定国际金融，建设跨境资本防火墙

美国和欧洲通过大规模发钱，比如美联储通过无限制提供流动性，来保证美国金融市场的稳定，但是这种国际金融市场上的大规模的放水，对我国的金融市场造成巨大的压力。稳定我国的国际金融市场非常重要，笔者建议建设跨境资本防火墙，即一个累进的跨境资本流动税。

在资本正常流动的情况下，这个税是0，跨境成本流动是0；如果资本流动异常加大到一定程度，比如现在外汇的交易量大概是500亿元，如果异常加大到两倍，即1000亿元，这个税就会启动。累进税率是指，资本流出的量越大，税率也就越高。我们并不需要禁止资本外流，如果完全禁止资本外流成本太高。如果最高的边际税率达到30%，大概也就足够防止金融攻击了。

跨境资本流动税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开户费，因为累计的边际税率是越来越高的，为了防止避税，需要有开户费，账户越多，开户费也越高；另一部分是累进税，流量越大边际税率越高。笔者的设计是开户费和累计税率的组合。模拟表明，每个投资者，不管他的资本流量有多大，都不会开超过五个账户。通过累进的边际税率，没有投资者愿意资本流出量超过正常量的三倍，这样国际金融危机就不会发生了。

这样一个跨境资本流动税的设计，改变了投资者的预期，使得国际金融危机不会发生。这也就意味着跨境资本流动量是正常的，既然资本流动量是正常的，那么这个税就是0，即资本流动是自由的。在资本流动防火墙建立的同时，放开汇率，实现干净浮动。

中美贸易争端和全球秩序重构

在中美贸易第一阶段谈判之后，中国维持了对美国进口增长的承诺，坚持进口美国农产品。一季度中国对美国进口的农产品总额达到355.6亿元，增长1.1倍，进口大豆增长2.1倍，进口猪肉增长6.4倍，进口棉花增长43.5%。

中美谈判现在已经进入第二阶段。美国财长姆努钦认为,在第二阶段达成之前，第一阶段的关税需要保留。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3月提出，希望解决第一阶段没有解决的知识产权、技术转让和服务市场准入的问题及产能过剩、补贴、国有企业、网络安全、数据本地化及跨境数据传输、药品和医疗器械、竞争执法、监管透明度及标准等领域的关键问题，从这个方面来看，中美贸易谈判的第二阶段谈判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

除了中美贸易争端，疫情的危机冲击了全球的秩序，我们需要去理解目前全球失序的状态，以及如何建立新的世界秩序。

从国际关系方面分析，美国著名世界经济史学家金德尔伯格对1929年的金融大危机做出了总结，产生了霸权稳定论。他认为，1929—1939年世界金融危机之所以持续10年，非常重要的原因是世界秩序失序。

世界秩序失序的原因是，当时的作为主导国家或者霸权国家的英国已经没有能力继续发挥世界秩序主导者的作用，而有能力主导世界秩序的美国一直到1936年都拒绝扮演世界经济领导者的角色。他认为，世界秩序领导者的缺失，对上次的世界经济危机带来了非常大的影响。要使世界经济趋于稳定，就必须有一个起稳定作用的国家，而且因为世界秩序是一个公共品，提供这种世界秩序的国家只能有一个。

在国际政治方面，米尔斯海默是进攻性现实主义代表人物。进攻性现实主义认为在世界上没有一个世界政府来保护各个国家的安全，大国都具有一定进攻性的军事能力，一个大国没有办法确定其他国家是否有敌意，大国高度重视生存，且国家是理性行为者，都要使生存机会最大化，这样他就得出三点结论：一是大国之间彼此缺乏信任，是猜疑的；二是大国应该采取自助的原则；三是权利最大化，大国安全保障就是成为系统中最强的国家，成为霸权国家，至少是区域性霸权国家。从三个原则去推，米尔斯海默的结论很简单：中美必有一战。

2019年笔者和其他10位中美经济学教授和法学家一起做了一个研究，提出了中美经贸关系的新的出路——“第三条出路”。提出了竞争共存的四项原则，大国关系不是一定要有个霸权国家，也不一定是中美必有一战，可以是竞争共存的。中美两国关系是结构性的，这个结构性表现在既有互利互惠的部分，比如我们现在买美国的农产品；也有竞争的部分，比如第五代移动通信（5G）技术的竞争；还有对抗的部分，比如军事等方面。我们不能只看到互利的方面就忘记了有对抗的一面，也不能只看到对抗的一面就忘记了还有互惠竞争的一面。

中美的关系只是世界关系的一部分，中美两个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加在一起只占世界GDP的40%，世界经济已经呈现出亚洲、北美、欧盟三足鼎立的局面，中美关系是对抗还是合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像欧盟、日本等占全球GDP60%的其他国家和地区的选择。

未来的世界治理体系可能是一个三足鼎立的双层世界治理体系，一方面有全球的治理机构，另一方面也需要有区域的治理机构，在区域层面形成美洲、欧洲和亚洲三足鼎立的区域治理机构。我们从这一次疫情防控可以观察出来，不同区域的防控措施不尽相同，亚洲的国家和地区如日本、韩国、中国、新加坡，是体系防控，亚洲国家政府的治理能力比较强，欧洲和美国的防控和我们的防控治理体系是不一样的。

全球治理体系目前有两种可能，一种是美国所提出的“脱钩”（Decoupling China），即剔除中国，美国维持主导。在疫情期间，美国剔除中国建立一个由美国主导的世界体系的动作和措施在扎扎实实地向前走，从贸易、投资、生产、高科技、人员交流各个方面都在向前走，试图重新打造由美国所主导的多边与双边协定，试图孤立中国。

另一种是我们需要高度重视由美国主导的“脱钩”，要建立亚洲治理体系，形成三足鼎立的全球治理体系。在目前疫情之下，应该成立亚洲卫生与经济共同体。理由如下：目前全球处于失序状态，中美冲突是长期的，如果建立全球秩序，中美必须合作。在美国不合作的情况下，中国还没有能力来建立全球秩序。但是中国有能力主导亚洲的秩序。按照霸权稳定论提出的秩序是一种公共品，秩序一定是由大国提供的，所以东亚、东南亚的秩序建立的必要条件是中国主导，中国主导不一定能构建成功，但是中国不主导一定不成功。同时笔者认为，美国合作对于建立亚洲秩序是充分条件，但不是必要条件。美国合作支持中国主导的亚洲秩序，那么亚洲秩序一定是能建立的，但是如果美国不合作，中国也能建立亚洲秩序。

从历史梳理上看，2002年，“10+3”领导人会议通过了东亚研究小组（East Asian Studies Group，简称EASG）提出的建立“亚洲共同体”报告。在2009年日本首相鸠山由纪夫在与中、韩领导人接触时多次提及亚洲共同体的建设，把亚洲共同体定位为在亚洲与美国和欧盟并驾齐驱的世界“第三极”。2009年10月，中、日、韩三国领导人敲定未来的合作大方向就是共建亚洲共同体，但是亚洲共同体后来这10年的发展并不顺利，原因在两个方面：第一，日本提出的亚洲共同体美国不积极，美国反对；第二，中国也不积极，因为10年前日本提出的亚洲共同体是以日本为主导。

近10年来，东亚地区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经济体量已经是日本的三倍，所以我们现在提出构建亚洲共同体，当然是中国主导。那么亚洲共同体如何建立？很简单，就是单干！

中国单边开放，双边谈判，其他国家有序进入。通过测算亚洲主要各国/地区对中国的贸易及投资依存度和对美国贸易及投资依存度，比较分析亚洲各国/地区对中国的依存度，进而分析其加入亚洲共同体的优先序。从贸易依存度的视角分析，新加坡、蒙古、老挝、韩国、菲律宾、哈萨克斯坦、马来西亚应该是最先加入亚洲共同体的国家/地区；从投资依存度的视角分析，老挝、吉尔吉斯斯坦应该是先加入亚洲共同体的国家/地区。

建立亚洲共同体，我们要在三个方面推进：第一，人民币需要国际化，在浮动汇率、跨境支付体系两个方面不能等，数字人民币的跨境支付体系要迅速推进。第二，推进亚洲治理体系，建立亚洲卫生与经济共同体。第三，推进全球技术贸易，反对技术封锁。

（鞠建东为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紫光讲席教授。本文编辑/王晔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