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清华金融评论
标签：王玉珍
评论：没有评论
文/中国金融作家协会理事王玉珍
——王玉珍
说起钱学森，可能没有多少人知道这位“中国航天之父”“中国导弹之父”“中国自动化控制之父”和“火箭之王”，也更应该知道那句美国人说的那句：”钱学森顶五个师”这句名言。
从“钱学森之问”到“李约瑟之谜”
但是，钱学森还有一个著名的“钱学森之问”，那就是在2005年提出的：“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关于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的一道艰深命题，同时也被整个教育界和社会各界所关注和深思。
实际上，在“钱学森之问”以前，还有一个“李约瑟之谜”。在上个世纪的一位英国人，李约瑟在自己所著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质疑： “为什么古代中国人发明了指南针、火药、造纸术和印刷术，工业革命却没有发端于中国？而哥伦布、麦哲伦正是依靠指南针发现了世界，用火药打开了中国的大门，用造纸术和印刷术传播了欧洲文明！”
多少年过去了，也许中国的工业发展已经回答了李约瑟之谜”，毕竟中国建立了十分健全的现代工业体系；也许我们的教育界也采取了多种方式试图回答“钱学森之问”，但是结果如何呢？
从“钱学森之问”到杨振宁的尖锐发问
说起杨振宁，人们可能首先想到的是82岁的时候迎娶年仅28的翁帆。但是知道杨振宁科研成就的人可能就少得多了。实际上，杨振宁1957年就和李政道一起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在粒子物理学、统计力学和凝聚态物理等领域做出了里程碑性的贡献。杨振宁是世界多个国家科学院院士，美中俄三个超级大国科学院院士，韩国科学院名誉院长，杨振宁获得的荣誉奖章奖项无法计数数不胜数，科学界重要奖项全部囊括。
他还是中美关系松动后回中国探访的第一位华裔科学家，推动了香港中文大学数学科学研究所、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南开大学理论物理研究室和中山大学高等学术研究中心的成立，1986年杨振宁创建南开大学数学研究所理论物理研究室，已经在国际上有了一定的影响力。
但是近日，杨振宁参加清华大学物理系“基科班20年·学堂班10年庆典活动暨拔尖人才培养论坛”活动时，却现场提了一个尖锐质问：“中国培养一流科学家为何不太成功”？
同时，他接连提出抛出了3个问题：
第一，是否有这样的现象？为何存在这样的现象；
第二，是否有可以改进的地方？
第三，这个问题是否重要？是否值得我们进行研究？
这三个问题都值得我们深思。从著名的“钱学森之问”到杨振宁的尖锐质问，从本质上都提出了特别尖锐的问题：
我们为什么培养不出真正的大师？
我们为什么培养不出世界顶级的科学家？
我们为什么培养不出世界级杰出的人才？
为什么从著名的“钱学森之问”到杨振宁的尖锐质问越来越受重视和关注
我们的一些人可能觉得委屈，我们有那么多的专利发明，我们有那么多的科研突破，我们实现了导航系统的科技突破，我国载人航天事业在2020年将进入载人空间站阶段，载人飞船、货运飞船、核心舱、实验舱已箭在弦上。
我国国产航母已经进入集群式发展，我国拥有中国科学院有院士800人和中国工程院共有院士882人，我国已经是发明专利大国，2017年中国国际专利申请量达到48,882项超过日本，与美国的56,624项相关无几；企业申请国际专利数量中我国通信设备巨头华为技术与中兴通讯分别占据第一、第二，美国半导体巨头英特尔只能位居第三。但是也应该看到，我国的科技水平特别是顶尖科技的原发能力和水平与世界科技强国仍然有差距.
因此，人们不断地提出质疑，但也从侧面说明，我国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特别是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已经具备了产生一流科学家的经济能力和科技基础，已经具备了培养一大批世界杰出人才的现实基础，已经具备了生产真正科学大师的文化基础。
之所以这个问题越来越受到重视和瞩目，是因为，人们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重视我国的综合国力，虽然说我国的经济总量已经达到了世界第二的位置，但我们更希望我国的综合科技实力也能达到相匹配的水平和能力，这才是政府和大众都迫切希望看到的。这是我国目前经济阶段必须做出的选择。
从历史上看，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每一次伟大飞跃，都必然伴随着思想的革命和科技的发展。我国目前已经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迎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在前进道路上必然会面临各种难题和挑战，只有在解放思想的基础上加强科技能力才能实现新的伟大飞跃。
同样的是，面对国际环境的动荡和国际形势的不确定性，作为一个人口大国和经济大国，我国如果要想成为经济强国，必须首先要成为科技强国，只有科技强国才能避免在国际市场处于被动境地，也才能真正提高国际市场的竞争力。
这是国际环境和国际经济形势逼迫我们必须做出的选择。从大局上看，世界正处于又一次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世界出现的各种乱象决定了和平与发展这个主题并不是那么好解决的。而各种贸易磨擦的大量出现、世界经济贸易格局的重新调整、世界经济体系的重建和重构，都更需要我们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以科技创新和发展为基础，才能真正推动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的建立。
而我国目前所处的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现状也要求我国的科技能力再上一个台阶。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已经被经济发展的“新常态”所替代，已经呈现出经济增长速度减慢、经济结构亟待调整和增长动力需要转换三个方面的特征。曾经我国经济发展主要依靠以吸引外资、廉价劳动力以及迎合外部需求的生产导向为基础的旧有模式已经完全不适应新的常态，制度红利、人口红利、全球化红利的发展潜力已基本耗尽。人口老龄化、劳动力数量减少正引导我国向劳动力短缺转变，经济增速放缓、资源不足、环境污染成为目前发展中两难的选择，支撑经济增长的制度性疲劳和体制障碍已经对经济调整形成强约束。
面对新时代中国经济的各种困难和特性，关键要破解转型升级、和谐发展、改革创新三大难题。以转型促发展，以和谐求稳定、以改革求出路。必须适应经济发展转型阶段的客观要求，全面落实和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循环经济战略、全面深化改革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和服务贸易崛起战略。而所有战略的实施必须以科技的创新和突破为前提，这就是目前我国上上下下对世界一流科技创新成果和世界顶级大师的渴望的原因。
我国为什么培养不出一流的科学家呢？
我们应该承认，我们现在还没有能够培养出世界一流的科学家和世界一流的大师的能力，最起码可以说是没有培养出一批世界一流的科学家和顶级大师。那么，为什么呢？
一是我国目前还不具备培养一大批世界级一流科学家的条件和基础。
培养世界级科学家和顶级大师需要综合的科技配套能力和科研基础，而我国从改革开放到现在也仍然是处于经济、科研、制造和科技的追赶和赶超阶段，要想超越还需要有一个漫长的过程。
我国从落后的状态改革开放也只有不到四十年的时间，对世界科技的创新还有一个认识、了解、吸收、消化、赶超的过程，从一无所知到自己能够生产制造我们已经做得很好，但是要超越还不具备，特别是在基础科学研究领域我们与世界顶级水平的差距相差的不是一点。
以清华物理系为例，通过杨振宁促成了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的建立，吸引大量优秀科学家回国服务，才使如今清华的物理科研水平是中国离世界顶尖大学水平最近的物理系，把中国在部分领域拉到了世界一流水平，朱邦芬院士曾经表示：杨振宁帮助清华物理系从根本上改变了面貌。
但也因此，缺乏顶级科学家与培养顶级科学家形成了先有蛋还是先有鸡的悖论，而缺乏一大批顶级科学家也正是我国难以培养顶级科学家的最大制约因素，我们不能希望靠一批世界三流教授培养出世界一流的大学生、博士，当然也不能希望靠世界三流科学家培养出世界一流科学家。所以，已经出现的好的科学人才不是天才就是个例，不具有推广意义。
二是我国的科技创新体制和体系对顶级科学家的形成也不具有积极作用。
一个顶级的大师，绝对不会是由于作品量有多大而是其作品的含金量有多高，我国四大名著的作者基本上都是只有一部作品，没有那么多产和高产，但是这丝毫不影响他们的伟大和作品的伟大。同样，一个重大的研究、一个基础性的突破性研究，是需要多少年的积淀和多少年的试验的结果，在这过程中可能一直没有成果或者成果很少。
而我们的管理体制却是月计划、季核算、半年考核和全年考评的体制，如果不能在月度、季度和年度有所体现研究成果，轻的扣奖金，重的可能不称职甚至会被辞退。
同样的道理，我们的研究机构和大学教授都有教学任务、带研究生的任务、教材编写任务、发表论文任务甚至还有发表科研成果数量要求、参与课题研究数量的要求，这才是导致我国成为论文发表大国、科研成果大国、课题研究大国，但真正有科技含量、有重大突破的科研成果却很少的原因。
而对核心期刊发表论文数量的要求、对国家级科研成果数量的要求，导致大家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向核心期刊上稿件、结交核心期刊编辑甚至花钱上刊，同样很多人把主要精力用于申请国家级课题和科研项目，而对项目和课题的质量却缺乏真正的要求和投入。
既然做不到“不鸣则已，一鸣惊人”，那么只能是每天喊两嗓子，起码刷个存在感；既然做不到一生发明一项重大发明创造，那么只能在发明的数量上下功夫，在发明成果的完善和改进上下功夫，起码受到重视和重用。这也是为什么我国的重大突破较少、高精尖的发明少甚至有一些人不惜弄虚作假的主要原因。
三是我国的举国科研体制也是只利于一流团队的出现而不利于顶级科学家的原因。
我国实施的是重大科研举国体制，这个体制可以集中人力、物力、财力攻关一些项目并短期内取得重大突破，这虽然有利于我国出现一些高科技的优秀团队和优秀集体，也有利于我国在一些重大项目上取得令人瞩目的发展，如航天等。
但是，这种举国体制却不利于顶级科学家的出现，因为很多重大科研成就不是一个人的贡献，而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与国外以一个顶级科学家为代表或者以一个顶级科学家带领的研究中心为代表格格不入，甚至在一些国际重大科研成就奖励上都很难界定是谁的贡献，导致我们失去了与国际科技最高水平交流的机会，也失去了国际科技领域对我国一流科学家认可的机会。
同样，举国体制只能在一定的领域或者项目起作用，对所有的基础性项目、普遍性的项目和所有并不那么重要的项目上，不可能都采取举国体制，所以也就不可能出现整体的、大面积的科学家的出现。这也导致我国知名科学家难以出现的原因。
总而言之，顶级科学家的培养是一个系统工程，更是一国综合实力的体现，我国要培养出一批真正意义上的顶级科学家、顶级大师，还需要从科研体制、培养方式、管理模式等方式进行顶层设计，从环境上、制度上给予更大的保障，这才是我国科技春天的未来。
直到有一天，当我国培养出一大批顶级科学和顶级大师时，我们才真正回答了“钱学森之问”和杨振宁的质问，我们才真正立于世界科技之林，我国才真正成为世界经济强国和经济大国。
本文编辑：王蕾
上一篇：程浩、陈丹：推进并购类债转股以支持民营上市公司股东 | 财富管理周报
下一篇：朱民、哈维·施瓦茨：高盛视角：全球金融危机十年回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