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金融评论

金融开放格局下，经济稳定发展是一个重要的课题，稳健的货币信用结构作为最基础、最根本的结构，对于构筑当前复杂金融体系的上层建筑至关重要。本文结合作者数十年的工作经历以及对货币信用问题的长期学习和思考，从九个方面阐释了货币信用的演变逻辑与未来趋势。

金融开放格局下，经济稳定发展是一个重要的课题，而金融开放稳定格局的基础则是深层次基础结构和基础框架的稳健。尤其是在当前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纷繁复杂，美国单边主义带来国际贸易新问题的背景下，稳健的货币信用结构作为最基础、最根本的结构，对于构筑当前复杂金融体系的上层建筑至关重要。笔者从1988年加入人民银行担任副行长时就开始学习和思考货币信用的问题，结合数十年的工作经历，现从如下九个角度对这个问题做进一步的思考。

一、货币信用的产生

货币信用的产生是一个混沌不清晰的过程，开始之际人们并没有认识到货币信用本身的重大作用，而是首先依附于一些稀缺物品作为货币承载体，比如贝壳可以说是货币最早的形态。那时货币信用非常模糊，在原始和农耕时代的社会经济条件下，人们不能随意复制出贝壳，因而贝壳作为当时一种稀缺物，作为货币载体是一种自然选择。此后货币便依托稀缺物体作为载体而存在，从贝壳开始，经历以金属货币的金本位制度，再发展到信用货币，并在此过程中币值逐步统一，这种统一是货币基本性能所要求的，以便于计量，实现其价值衡量、交换介质以及储藏手段等基本功能。

货币的逐步统一是货币信用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一步，信用正是在实物载体和币值的逐步统一的习惯上建立起来的，也成为信用货币应用的基础，信用也变为一种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货币信用是可度量和转移的，因此成为社会关系的一种基础元素，这种社会关系建立在人们共识的基础上，是一种最早的契约，也是人们等价交换的约定。可以看出，在货币早期产生过程中，信用也随着货币而发展出自己的形态，这个形态正是围绕着货币信用的。信用和稀缺物品的统一，也符合人们只是拿这个物体来作为货币使用的需求。

二、货币信用进入自我发展的阶段

随着从附着于稀缺物品的阶段走向独立发展的阶段，货币脱离开稀缺物品的形态，开始了自我新的发展。而在货币信用的演化过程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从商业信用到货币信用的转变。中国历史上有很多钱庄、票号等，它们发的商业票据代表着其自身的信用，因此早期的信用即为商业票据的信用，随后发展成为银行间的票据，信用也大大进了一步，并最终朝着货币信用的方向发展。早期的钱庄、票号可以看作是银行的雏形，但其本质上是分散的、碎片化的金融体系，而不是一个完整的发展形态和生态系统。从商业票据发展到银行票据之后，银行发行的支票、本票等各类不同形态的票据都代表了银行信用，最终发展成为银行发行钞票，从而比发行票据更进一步。而银行发行的钞票作为现金，其价值和作用就回归到金本位、银本位时候的一般等价物，但比金本位、银本位更进步的是，它把事物的形态给抽象化、精简掉了，使它变成银行的钞票、现金。

首先，银行发钞经历了从地方商业银行到中央银行集中发行的复杂发展历程。世界各国都曾经有过地方发行钞票的历史，国外一般为一些城邦国家。中国历史特别是近代史上也曾经出现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封建割据，每个省都发行自己的钞票，哪个军阀势力大，他们的钞票就发行得多，经济规模成为一个地方的一般等价物的决定因素。在这种背景下，信用进一步朝着货币集中，有的是以金本位、银本位为基础的货币发行，还有的是完全的信用发行，这中间经历了混乱而复杂的过程。例如清末民初时发行银元，它就是一个两者合一的货币，后来也退出了历史。直到1949年全国解放，以人民币为统一货币的全国货币发行市场的建立，银元才最终退出历史舞台，这即为货币信用自我发展的过程。其中，商业银行发钞开始向中央银行集中发钞转变也是重要的过渡。各地银行自行发行钞票，包括解放前解放军在陕甘宁边区发行的钞票都是在地区范围之内发行的钞票，其向集中发行钞票过渡的首要条件是国家政治的统一，军阀混战的局面被国家统一取代。正如我国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以革命战争胜利和全国解放为基础条件，人民银行作为中央银行发行货币，人民币的发行也从此实现全国统一发行和流通。国外也经历了这样的过渡，很多国家的中央银行起始之际都是商业银行，比如英国英格兰银行、美国联邦储备银行等都曾经历过从商业银行向中央银行集中的过渡阶段。

其次，从贵金属、金本位的发行到法定货币的发行是一个更大进步。法定信用货币的出现各国有着不同的道路，美国是从金本位衍生出的法定货币。二战前，美元还不是全球货币，二战后布雷顿森林协议将美元和黄金挂钩，1盎司黄金等值35美元，因此美元是金本位衍生出的法定货币。而1971年美国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结束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美元从金本位过渡到法定货币、信用货币的发行。因此，也可以看出，信用货币的产生，不是随着战乱的结束而发行的，而是随着战乱结束后一段时间经济发展而出现的，均有一段自我延伸发展的过程。而我国是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依靠国家统一和法律规定，政府颁布法律实行人民币的发行，因此，人民币的发行首先是一个法定的发行机制，同时也是信用发行的机制。这两种发行方式殊途同归，最终都实现了信用发行法定货币的结果。而不同点则在于，对于中国而言，人民政权产生和建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即为人民币的法定发行。同时，对于金币、银币、银元等采取国家法定收回，归国家专营，这样就取消了当时很多民间分散的金银对人民币法定地位的侵蚀和破坏，对全国货币统一、金融体系的统一发挥了非常积极的重要作用。且在人民币发行之后，特别是经过第二套人民币的币值改革后，人民币的币值变得非常稳定，这也是在世界上有着突出的成就的。

最后，法定货币有着政府信用，是政府体制框架最大的信用制度。法定货币所具有的政府信用是政府把自己全部的能力和国力，如财力、军事、社会安全的能力都体现在其中，成为一个政策体制下最大的信用制度。当然，信用能力的大小和多少因国家大小和强弱而有着巨大差别，有的国家很小，经济实力较弱，其货币作用范围和能力就小很多，大国货币的能力相对要强很多。比如一些非洲国家、南美国家、中亚国家等，其货币信用的含金量就相对较差，并且体现在购买能力、汇率等各个方面。总体而言，政府信用就是在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上能够支配财富的权利和能力，法定货币是对一国政府的信心变成一种货币的能力，其作为一般等价物可以用来衡量价值、交易媒介和财富储备，体现了其支配财富的权利和能力。而支配财富的权利和能力大小取决于其国内的货币政策，取决于法定信用货币是否合理发行。可以看到，虽然脱离了金本位，信用货币仍然包含了支配财富的权利和能力，也完全取代了金本位时期货币的作用。但也要看到，从稀缺物品作为载体的货币到金本位再到信用货币，经历了一个很漫长但是又殊途同归的发展历程。最终实现这种支配财富的权利和能力，进而为全国市场发展、经济发展、民生改善提供了最基本的条件，使得人们可以有效地分配资源，既用于经商、用于建设，也用于满足民生的需要。

值得一提的是，信用货币的出现，也带来了货币政策的问题。因为信用货币出现的首个基本要求，即货币不能乱发，货币总量的多少、货币政策的松紧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看到有些非洲国家、南美国家滥发货币来填补财政需求，货币迅速贬值的现象依然存在，实际上，这些现象已根本地破坏了信用货币的基本性质和功能。中国从信用货币发行开始，就严格控制货币总量的发行，现在也更为强调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中性”的含义是不能多也不能少。货币是交易的媒介，发行量多就会出现货币贬值，正如弗里德曼所言，“通货膨胀是一个货币现象”，这句话充分说明货币在经济当中的中性地位，总量的随意增加和减少都会对经济带来负面影响。而货币作为财富的性质，会使得货币的中性特点有一个新的变化。因此，信用货币出现之后就始终伴随着货币发行的总量控制问题。

三、信用货币具有的货币信用正成为国家信用

一国经济规模、贸易规模、金融规模、国家财力等基本因素都成为其货币发行的基本支撑，国家将这些能力变成一个科学准确的发行数额来支撑信用货币的发行。可以说，法定信用货币是包含了经济、军事、文化、实体等国家化的一种信用的运用，是信用最大规模的运用，再没有超过这个规模的运用了，且通常我们认为，把国家信用用在货币上，是国家信用能运用的最大范围。因此，法定货币是国力用于信用的产物。当然，当前国际形势下，也有货币严重超发的发达国家，比如美国发行的美元远远超过美国国内经济的需要，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只占到全世界的1/4，美元用于国际结算和国际储备占全球使用量的70%，有的时候更高，这是严重的不对称，但它取决于诸多因素。所以，一个安全、稳定、正常的货币发行应是基于对国家国力科学准确的度量和对发行数量的掌握，货币信用正是一个国家意志的信用化。

首先，信用货币脱离了稀缺物的价值之后，就通过与国家国力挂钩，或以国力为代表来发行货币。大国的货币和小国的货币分别代表了不同的国力。在全球化环境之中，如果一国货币独自流通，则其是分散的、碎片化的，会因在国外没有交换价值，体现不了交换本身的需要而失去自身价值。因此，市场上的不同货币代表的国家信用都是分成等级的，这个市场会自然排序，即在全球化市场的竞争中不同国家的货币会被市场自动排序，不是一国想改变就可以随意改变的，需要很多客观条件的努力才能改进其地位。

其次，小货币如果想要取得国际上自由流通的能力，就要和流通的主要货币或大国货币、强国货币建立一种挂钩关系，或依附关系。比如联系汇率制度下，小货币可以和大货币混合流通，进而实现自身的自由流通。比如我国香港地区的港币，采取和美元的联系汇率制度，保加利亚列弗实行欧元的联系汇率制度。新加坡和瑞士虽然强调自己不是和单一货币挂钩，但新加坡以一篮子货币作为挂钩货币的浮动汇率制度，瑞士法郎采取与欧元脱钩，以浮动汇率来强调其独立性，这是由于这些小国的强货币有一定的弹性和调节空间，而其实仍是一种间接、隐性地与大国货币相联系的货币。当其所依附的大国货币真正出现大波动时，他们的强货币也会很难维持，所以他们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在各大货币之间取得自己的平衡和独立，这是一个比较困难的工作，是需要建立在其经济比较强劲的基础之上才能够做到的。

最后，除了挂钩和依附关系，小货币也以自身经济跟世界的融合度来支撑其货币。这一点更为重要，即其他国家对一国制度、发行货币的经济体的认可度和支持度来决定其货币的被接受程度。简单而言，小国经济或小的区域经济的世界融合度是其货币的一个重要支撑。比如中国香港地区流通的港元是一个地区货币，新加坡、瑞士都是小国的强货币，其共同点都是在现存的世界经济体系当中扮演了可以充分融合的角色和充分被人所接受的角色，来取得主要货币发行国和其他货币的高度认同和认可，在这些基础上，小而强的货币才有可能。如果这个小国或地区所实行的经济制度、其他社会制度被周围的国家激烈反对，不接受、不认可，其货币也不大可能有效融入全球货币发行和流通市场。这即为小货币生存之道。其实，小货币可以被看作是主要主权货币的衍生品，欧元作为大货币，是一种特殊情况，可以说它是主权授权发行的一个法定主权货币。这些小货币要想生存就必须与大货币挂钩，在经济上融合，而且在政治、文化等其他各个方面也都要融合，才能够得到认可，得到自己的生存空间。因此，在货币领域，要看清楚并不是一切都是平等、公平的，而是掺杂着很多社会、地缘政治等经济以外的因素，这些因素烙下深深烙印。总体而言，经济、社会、政治体制、文化等各方面的因素加上小货币以各种显性或隐性方式挂钩或依附，就可以使得小而强、小而富的国家、地区有了世界体系当中的地位，这并不完全取决于其自身经济发展的努力，也取决于其周边的环境、和大货币之间的关系等。

四、信用货币仍是法定的国家意志的信用化

中国的货币信用源于法定货币的国家意志，同时也源于中国的国力和财力。历史上，中国实行过金本位、银本位、铜本位等传统制度，如今实行的是法定的信用货币制度。

在解放战争时，兵败如山倒的国民党政府发行的法定货币终成一张废纸，正因其军事实力、经济实力和对社会的影响力日益下降，社会对其认可度和接受度迅速降低为接近于0。因此，其发行的法定货币的币值也迅速崩溃。随着新中国的诞生，人民币也用法定形式来确定其地位，但新中国的建设发展巩固了它的地位，成为我们国家经济的重要组成体和重要支柱。随着改革开放的持续推进，中国经济已经很大一部分融入了世界经济，最近因美国坚持单边主义而爆发的中美贸易摩擦会对中国经济产生一些负面影响，但中国依然要继续推动改革开放，融入世界经济。可目前在全球贸易和投资中，主要使用的货币仍然是美元，以美元为储备货币的其他国家的货币对美元依赖度也依然较高，包括欧盟、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和地区，虽然经济体量上已经被中国超越，但它们的经济、政治关系等各方面总体而言较容易被美国接受，其货币体系受到强势美元地位的压制，对维护美元全球地位也墨守成规。在此环境下，我们目前面临的形势，和要建立起一个更加强有力的经济、强有力的货币的目标相比，还存在很大差距，中国融入全球经济体系的过程中，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还需进一步提高。

首先，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仍处于相对弱势的局面。中美贸易摩擦正朝着新冷战和打持久战的方向发展，而世界经济分为美国主导和非美国主导两部分，主体部分毫无疑问被美国主导，且美国正努力限制非美国主导部分的发展势头，对中国、欧盟和日本加以限制，特别是对中国经济发展的限制。但美国尚未启动对中国的金融战，一是因为中方尚未构成对美方的威胁，人民币对美元的压力远小于欧元和日元，也从侧面反映人民币在国际市场上的作用较小；二是贸易战发酵过程中金融仅作为其储备工具，发展到一定阶段才会引发金融战。总体而言，人民币在国际上仍处于相对弱势的局面，但我们需要做好应对金融战的准备。这些都是货币信用国际化之后随着各国发展产生的新问题。金融市场随着全球贸易发展迅速发展，全球财富在金融领域迅速累积，给了美元超过其自身国家经济规模的超额的沉淀和累积。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也沉淀了一些金融形式的财富，有“家底”来应对困难的局面。

其次，中美之间货币信用存在信用断层，需要努力用人民币来弥补。中国的货币信用分为国内和国际两个方面。从国际化方面来看，人民币国际化做出成果很不容易，因为中国的信用还难以延伸到贸易和投资等各个领域，贸易和投资领域基本上仍以美元和国际上其他的货币为工具。目前大量离岸存量人民币被人们用来恶意套汇和寻租的现象时有发生，并未进入全球化的主战场。作为价值衡量、贸易结算和财富储备的战略工具，人民币只是在边缘上发挥作用。考虑到现实困难，中国要继续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工作仍有很多阻力和挑战，人民币在国际上的认可度还不够高，欧盟、日本等美国盟友也出于自身利益对人民币国际化持有抵触和不积极的态度，且欧元、日元等在货币领域都受到了美国隐性的阻挠，更何况不是美国同盟国的中国的人民币呢？因此，人民币信用所不达之处，即人民币在国际市场上信用不及美元，难以大幅推广而存在的中美之间的信用断层，只能靠美元来填补。我们此前依靠贸易顺差积累的外汇储备从4万亿美元到3万亿美元，目前保持相对稳定，也从侧面说明全球化背景下金融市场相互融合的新环境下，对美元的高度依赖也成为我们更好融入国际市场的巨大短板。因此，中国需要更努力推动人民币有效地走出去，更多地在大宗商品贸易、海外项目建设，“一带一路”和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中的使用，来弥补金融断层和国际信用断层，使中国企业的海外业务能够顺利地开展，要把人民币在国际上信用断层的空间更多用人民币来弥补。当然，这会遇到很多的阻力，但是我们要坚定信心、坚定目标，努力去做，最后一定会取得进展。

最后，在地缘政治上，中美之间也存在信任断层。中美在贸易上的信用断层既是贸易上的，也是金融上的，更多的是以货币和金融的形式表现在对美元的高度依赖上。在地缘政治上，美国现任总统特朗普强调美国优先，特别是要阻止中国的发展，这种信任的断层既是贸易上的，也是金融上、货币上的，这种地缘政治上的断层目前主要靠外交运作和军事实力来平衡和填补。而如果各国实力严重失衡，就有可能出现各种形式的地缘政治冲突。比如中东地区长达二三十年地缘政治的冲突，而从海湾战争到伊拉克战争，再到今天的叙利亚、阿富汗战争，都是因为这些国家（小国）军事实力严重失衡，任人宰割，成为强国手中随意欺凌的一个弱小国家。而在这样的情况下，现有的贸易和投资合作都不可能进行。反观中美之间，之所以能有高达5000亿美元的贸易额，是因为此前在地缘政治和军事实力上中国做出了巨大的努力，来填平地缘政治信任之间的断层，并充分利用各国之间相互的关系和利益矛盾，平衡各方更大的利益。

中国于20世纪70年代中实现了中美关系的突破，后来实现了中美建交，这都是依靠外交和军事实力达到的。中国核武器实验成功之后成为核大国，在联合国取得了席位，而且在世界上取得了更大的发言权。因此，军事实力的主体对经济和贸易的支撑作用是非常大的。而军事实力的主体构成以高价值的军事资产为主，如核武器、航空航天、大型海面舰只、地面陆地武器装备、各种火力系统、电子雷达系统、卫星系统等，这些都是经济实力又一种形式的体现。所以，军事实力也是靠国力来加以维系和支撑的，而且成本是很高的。但想要和美国建立高度互信的合作机制，达到美国盟国的程度，是否单单依靠经济实力就可以做到呢？这是一种片面的看法。中国、美国在地缘政治方面各有很多国家核心利益是不能退让的，因此，中美信任断层要靠经济实力所堆砌和建造起来的高价值军事资产来填补。美国看到，既然不能消灭中国，就和中国做生意好了，于是在中国改革开放后，中美发展了很深的经贸合作关系。但目前从全球来看，特别是金融及贸易的全球链条当中依然存在信用断层，很大程度要依靠外交和军事实力来填补，填补之后中美仍然可以做大额的商业贸易往来合作。

其实，美元信用很大程度上也是依靠于美国军事实力。美国有原子弹，美元才成为避险天堂，它背后的支撑力量是美国全球高价值军事力量和毁灭全球的军事能力。对这一点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不能有天真的幻想，认为在经济上逐步缩小跟美国差距就能使美国跟中国之间彻底实现融合。我们必须要意识到，中美确实存在着一部分核心利益互不退让的局面。当然这种局面会随着中国经济和军事实力不断发展，中国在贸易、投资、金融上的能力逐步增强而得到改善，但最终问题的解决还要取决于中美之间能否能实现一个更高水平的相互完全对接融合的信用，而这个信用首先体现在货币信用和金融信用上。

因此，在国际市场中，我们看到各国国力在各个领域里反复地矛盾和博弈，而这种矛盾和博弈是不可能短期内完全消除的。

五、货币的价值、交易、财富储藏功能都受到信用的支持

虽然受到信用的影响和制约，但货币的功能在不同程度上处于反复变动当中，货币信用的公共性质在这些功能当中日益体现和发展，货币的问题也日益突出，货币的价值、交易、财富储藏等功能都受到信用支撑。

在价值功能方面，货币可以衡量一个产品的价值，既在国内体现，又在国际上受到汇率的影响。多方面的因素影响着货币的价值功能，尤其是汇率的变动对货币的价值衡量功能产生很大影响，比如汇率升值有利于进口。而这是最基础的功能，很多欠发达国家汇率不稳，其货币的交易功能也会大大受损，财富功能基本被压缩到无，就无法积累财富。

在交易功能方面，交易功能对信用的依赖和使用频率最高。近年来，金融科技的出现使得货币的交易功能得到很大发展，信用功能的使用频率也大大提高。如中国目前数字交易、网上交易、信用卡交易等频率和交易笔数都非常高，这些都是当今金融科技最前沿的产物。这些货币交易的每一步都以信用为基础，收款方都要相信付款方付出的货币是能保值的，不会在流通过程当中产生币值的变化，特别是电子交易系统，网上交易系统、网上支付系统都能在几毫秒（很短的时间内）内完成，其资金的价值波动和汇率波动往往都可以忽略不计，因此它对信用的依赖度是最高的。交易功能也是货币功能当中最能够数字化和科技化的领域，有非常广阔的空间，同时还是最有可能打破信用断层的领域，因为支付系统的信用风险，即在投资金和支付对手、支付能力的风险和在投资金的价值活动、汇率波动的风险都会随着支付速度的提高而大大减少。因此，支付对手和记账系统都可逐渐用数字技术来代替，减少依靠外部信用来支撑的情况，同时可以通过数字技术和密码算法来增强其隐秘性，增强其保护用户隐私、安全的功能。我们也可以认为，这种基于数字技术的支付功能很大程度上是完全依靠全社会的货币信用来支撑的，我们希望其延伸最终也能使得货币信用得以延伸，支付技术可以改变其固有形态，并取代一部分社会信用的功能。如此，就有了打破信用断层技术的可能性，也带来新的发展空间和机会。

在财富功能方面，全球通过贸易积累了大量财富，财富对货币信用的依赖度也非常高，如我国外汇储备、金融资产都是建立在信用和市场基础之上的。但我国外汇储备用的外币主要是美元，是建立在美元信用基础上的。当然这其中有很大矛盾，我们应该逐步去解决这个矛盾，但需要相当长的时间。这个过程中，货币和汇率市场的波动会很大程度地影响一国和一家公司、一家企业的储备价值。最近，我见到美国投资家吉姆·罗杰斯，他认为目前美国股票处于最高时期，不能买，他大量买入中国股票，并表示，如果中国股票市场进一步开放，他还要买更多。但目前他存有大量美元现金，这个例子也说明货币的财富功能是非常重要的基础功能。而财富功能无疑和资本市场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是不能完全画等号，财富大于资本市场的股权和债权，财富的存量更多。目前，中国通过贸易顺差积累的外汇储备是我国重要的财富积累，它和货币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我们不能通过贬值换取出口的便利，同时也不能让储备的财富随意消融，因此需要有一个可以实现财富积累的货币，而人民币在这项功能上还有所欠缺，所以我们大量使用了美元和其他外币作为财富积累的载体。

我们要深刻意识到，财富积累对于中国当前的发展具有更深远的意义。新中国成立初期建立的工业基础是中国财富积累的初始阶段，财富大量体现在钢铁、煤炭、交通运输、电力、煤电油运等基础的工业和基础设施项目当中，占据了当时国家财富很大比重。随着经济进一步发展，改革开放不断深入，我国财富积累也进入了货币积累阶段，用人民币积累和美元积累的两种形式同时存在。目前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大约对应着20万亿人民币的外汇占款，这是我们在金融系统积累的财富，不能完全当财政性的资金运用，必须以金融和市场化的方式加以有效的运用。同时，为了应对可能出现更大波动的不时之需，我们需要保持更大的储备来应对国际上的一些新的危机。因此，货币和股票之间是有差别的，我国财富不完全是以股票的形式积累的，股票只是其中一部分，货币形式的积累占比更大。但货币和股票之间相互转化也是一个每天都发生的市场现象，比如储蓄转化为权益类产品投资。货币积累的形式和资本市场工具形式之间是可以迅速转化的，这种转化符合经济发展的需要，是为了满足企业融资和发展的需求，因此这种密切关系也随着经济发展而日益增强。

但与货币中性不同，货币的财富功能的中性特点在转化为不同资产的投资过程中日益减弱，但其财富功能随着投资渠道的多元化和各类资产波动而日益增强。特别是富国货币的财富功能大大增强，而积累不起财富的穷国货币的财富功能则日益减弱。因此，在货币的财富功能上，货币信用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这也反过来使得货币信用进一步增强，即财富越多，人们越认为其货币是强货币、可靠的货币，越愿意持有更多。以瑞士为例，这个小而富的国家曾经有一个困惑，即财富日益增多，应该投到哪里？有人建议买股票，有人建议买资源，有人建议发展房地产，有人建议买黄金，但最后他们决定买入外汇，于是大量购入国际上的强势货币，如美元、欧元等。这种情况下，瑞士财富的增加，其所发行的货币远超过本国流通中的中性经济发展需要，成为财富的载体，并且买入了超过其本国GDP的外汇。因此，这种情况下，货币就不能再简单地看作完全中性，而是具有了很强的财富功能。

在货币功能的不断演进下，数字货币的探讨日益热烈。数字货币的提出，成为最有可能打破信用国别化、地缘政治化和中间的断层的一种设想，可把对国家信用的依赖转化成对数字密码的信用的信任，因为数字和密码往往难以破解和仿制，本身可以成为信用的一种可能形态。用这样的思路可以重建起一种货币信用，以科技因素取代经济总量、地缘政治因素等外部因素的影响，都可通过数字货币对这些问题提出新的解决方案。数字货币或将在解决安全和币值稳定的问题之后成为全球货币的一个概念原型。现行主权货币体系中，各国和地区都发行自己的货币，种类繁多，再加上财富不断积累，若都以本国货币作为财富的形式，相互关系太过复杂，反而不利于各自的发展。因此，从数字货币延伸到的全球货币概念原型如果能够出现，将会消除由强国货币币值高、弱国货币币值低产生的汇率剥削，也可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强国乱发货币和操纵全球货币和财富的现象。

目前，美国单纯依靠货币就能构成全球经济、贸易、货币的梯级分布，美国掌握了全球70%甚至更多的财富，远超其经济总量在全球的占比，它能调动的财富更多。数字货币给了人们改变这种现状的一种启示和可能性，有可能对不合理的强国在全球范围内“梯级”式的剥削机制提出重大挑战，将会对消除当前全球范围内货币上的霸权主义起到启发作用。在货币功能方面，我们以当今发达国家为样本，会得到很多启示。发达大国的货币功能有扩大自身价值的趋势，日益成为全球财富储备。货币的价值、交易和财富的三大功能中，前两个功能逐渐技术化和科技化，向财富功能的集中和转化会变成一个突出的现象，而反过来影响价值、交易功能，使其成为次要功能，甚至成为财富功能的一个衍生品。目前，货币的财富功能在大国强货币上的表现已尤为突出，而小国货币功能正好相反，它们对财富的积累功能是趋向于0，非常非常弱小。

六、支付系统的全球发展

支付系统的全球发展可能会改变国际货币现状。支付系统的发展需要得到全球各国的合作和认同，而打破货币使用的固有局面，则需要靠货币间自发的博弈。这种原生态是一国货币走向国际化的突破口。美元的国际化由美元的全球支付系统支撑和保障，人民币国际化也必须由人民币的全球支付系统支撑才可能得到发展。而目前中国在这方面需要进一步加强，人民币国际化不能指望随着经济贸易发展而自发发展，支付系统是一个很重要的基础条件。

支付系统的全球化发展还必须要有政府间的协议加以支撑，货币信用要成为国家信用的货币化，必须要有国家间法定的约定和契约的规定。在跨国交易中，针对各国货币价值、支付、财富的地位，各方都要有相应的约定才能实现，即在法币的保障下实现，而不可能是离岸市场、汇率市场自发的波动就可以解决的。因此，要能够覆盖国家之间全球体系内商户之间的关系，以及消费者和持有者之间的关系，这都需要有一个明确的系统，进而在全球货币体系之中为人民币争取更进一步的地位。

从历史上看，一国货币的全球化从布局上看也不是自然的过程，英镑的全球化是殖民战争的结果，美元的全球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人民币的国际化也不会自然发展，也会是一场博弈的结果，当然不能是一场世界大战，我们也不期待人民币成为美元式的世界垄断货币，而是期待着人民币会在世界上发挥更积极作用，能为中国经济服务，也为世界经济服务。我们期待的是一种统一的世界货币，而不再是某一个货币，不再是主权货币或者是主权支持委托的货币，如欧元。大国将不能再因操纵货币而获取自身的利益和好处，而铸币税也将成为全世界共同使用的财富，而不能是一国独享的财富。当然，货币税也不是一笔很大的收入，真正能被财政支付的也很小，更多价值还是体现在货币流通当中。

七、货币的财富功能将成为国家、企业、个人和国际间财富的主题

首先，货币的财富功能在企业层面就转化为股权形式。货币的交易形式和价值形式一直共同存在，而在财富功能特别是在财富形成积累之后，更多是以货币形式存在，货币更多地用于财富积累，因此货币的信用也更多地来源于财富功能，也服务于财富功能。在此过程中，价值和交易的功能都逐渐地弱化，或将随着技术的进步而得到一些分化和转化。因此，在国际财富市场上货币越来越成为财富的载体。从企业层面看，是以股票的形式存在，股票的作用也更多地用于微观层面，主要是助力企业筹资，而不完全是财富总量保值增值的功能。

其次，财富总量的增值则是靠强势货币的作用，而不仅是依靠进出口。正如中国现在有了足够的货币储备之后，进出口就不再成为我们主要考虑的功能了，而要在国家总财富的层面上进行战略考量。进出口总值是增量，总财富的保值增值则得看存量，而后者的作用是更全局的，前者的作用是局部的。当然，离开增量，存量也是会消耗的，但当然保护存量的利益也日益成为一个重要问题。货币的财富功能是货币总量带来的，也是货币信用一个重要的新支柱，使得货币信用出现了更大的意义。在此背景下，货币之间的博弈逐渐转化成财富总量之间的博弈，而不完全是进出口之间的博弈。货币信用既是一个抽象的、无形的概念，但其表现则往往是更为具体的，从来都是与现实利益和使用感受相联系的，直接体现为各种利益。

八、货币信用脱离实物形态后逐步地采用高科技和数字技术形式

价值衡量功能、支付交易功能、财富储藏功能都大幅度地货币化、科技化、信用化。作为功能载体，货币信用的价值化、交易化、财富化成为经济发展中原始和基础的元素，其贯穿于所有经济领域的金融活动，或都将通过数字化的方式实现。数字技术助力货币在货币信用、商业信用、个人信用中流通，从而实现整个经济的资源配置和财富配置，也在促进个人消费中完善其自身的功能。总而言之，科技改变了货币信用的存在形式，推动其向高科技发展。

而数字化货币信用的出现则会脱离其基础的国家法定框架，实现国际化的融合，出现类似欧元一样的区域货币，或更高级的全球货币。因此，全球货币信用的基础需要更大的经济规模来实现，而目前现行主权框架下，小国的强货币与大国的货币排队最终仅会导致融入大的货币。虽然各国目前都强调自己货币的作用，但将来会走向更为融合的方向。而前提是货币和经济安全的互信和没有断层，但这仅仅是一种设想，因为现在信用断层是非常显著的。未来，货币信用断层的消失最终取决于对利益的共同认识。如果大家有共同利益，消除了之间的信用断层，就可能达成共同的认识。而在达成共识之前，将是一个艰苦、复杂和博弈斗争的过程，不可能短期内迅速出现，但确实是一个发展的趋势和方向。

九、货币信用功能和社会发展目标的关系：货币信用为社会发展服务

货币信用从产生之初就为发展服务，具有发展的公共性质，本身成为公共和个体运行的中介，既为个体服务，又为整体利益服务，为社会成为稳定整体而发挥作用。个体利益通过货币信用成为整体的组成部分。从个体到企业、到地区、到国家、到全球，货币信用越来越具有公共性质，个体利益和公共利益都是其生长和发展的基础，且更重要的是，服务日益增大的整体利益是货币信用发展的最大特点。因此，货币信用的发展最终会促进共同利益发展。比如今天货币信用越来越多地服务越来越大的局部经济体，如中国经济、美国经济、欧盟经济和其他发达国家与地区，同时也表现出不同货币之间的博弈。但目前，依然存在着大国对小国强权剥削的局面，这种局部利益争夺的加剧和争斗在货币信用的历史和当前的市场中普遍存在，这就是相互博弈和夺取资源、财富的过程。

未来，货币信用的发展前景应该是一个世界统一的货币信用，而不是以局部或国家的利益为最高利益，是以全局、全人类的发展利益为最高利益。从为少数人服务到为多数人服务，再到为共同的全局利益服务，是一个必然的发展方向。传统货币信用发展的早期是为资本服务，而资本早期是为少数人服务的。中国经济中，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混合所有制度下，资本开始为全国人民的利益服务。而比较而言，目前全球范围内大多数国家中，穷人的利益仍然是资本所不关心的，是资本主义世界的资本所不关心的。因此，今后我们使用货币信用要为全球的共同发展来服务，来考虑这样一种可能性和发展方向，这是符合历史需要的一种新的前景和可能的转折、新的方向，也是我们可以期待的。

但在此之前，不同国家之间的货币信用都是只为各自利益服务的，有的国家是为少数人服务的，但如果有更多国家，能像中国这样为大多数人利益服务，我们的货币信用将会得到更大的发展基础。从这一点进行展开，还可以进一步讨论开发性金融的一些基本原理和框架，即货币信用是为公共的资本服务、为共有的资本服务和为多数人的资本服务，是有这种可能的。所以，要看清货币信用发展会发生分化，但最终是会走向统一的。

（陈元为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本文编辑/王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