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金融评论

在中国经济转型的背景下，科技高速发展和金融脱媒导致中国传统商业银行面临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本文认为，商业银行作为中国金融的主力军，需要回归本源，以现代科技提升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严格把握防范金融风险的底线；也要深刻认识转型发展的必然性和紧迫性，及时布局，谋划未来，实现涅槃重生。

经济放缓与杠杆高企

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增长阶段，经济增速下滑有着必然的原因。首先是市场的饱和。回顾历史，农耕时代，战争的目的是争夺人口和土地两大生产要素；工业时代，主要抢夺的是市场，包括原材料市场和产品销售市场，例如争夺殖民地，实际上旨在开放通商口岸而不是掠夺人口和土地。事实上，一战和二战，对市场的争夺都是战争隐秘而深刻的根源。阿基米德说“给我一个支点，我能撬起整个地球”，对于制造业来说，市场就是这个支点，因为制造业对于市场的渴求是无限的，只有扩大市场才能降低成本和获取超额利润，市场就是利润和增长。二战之后，维持世界相对和平的，与其说是核威慑，不如说是布雷顿森林会议确立的国际货币体系和随后诞生的关贸总协定及其进化后的世界贸易组织（WTO），它们为全球市场的瓜分确立了明确的市场化规则，从而实现了以遵循和利用规则而不是以血与火的战争来获得市场的竞争格局。在这个过程中，从马歇尔计划促进欧洲经济飞速发展开始，市场的开放使得融入全球化的国家和地区次第迎来了经济的迅速发展，如日本、亚洲四小龙、金砖国家等。中国大陆在改革开放后也因市场的开放和加入WTO而发展成为贸易第一大国，可以说是利用这些规则实现制造业高速发展和经济腾飞的典型范例。“Made in China”（中国制造）一方面反映了中国制造业对全球市场的开疆拓土，另一方面也为当下如火如荼不断升级的贸易摩擦埋下伏笔。在市场趋于饱和的情况下，中国制造业不可能无限制地持续发展下去。因此我们看到了中国经济增速的下滑、制造业利润的滑坡、贸易摩擦的兴起，改革现有国际货币体系和贸易体系的呼声也开始出现。其次，服务业的崛起，也是中国经济放缓的原因之一，尤其是在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的打击下，中国拉动经济增速的“首架马车”进出口逐渐让位于“提振内需”，中国经济转型升级过程中伴随着服务业占比的不断提升，2013年中国服务业增加值占比首次超过第二产业，服务业成为第一大产业，2015年服务业增加值占比开始超过50%。服务业的增长不仅表现在增加值占比的提升，就业、投资、对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的贡献、外商直接投资（FDI）占比等方面同样都表现出了逐步增长的趋势。但与制造业不同，由于传统服务业多数不能实现全球自由流动，因此市场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限制，不可能通过快速扩张实现类似于制造业的高速发展（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业态不在此列）。因此我们一方面看到制造业日趋价廉，服务业日趋昂贵，另一方面随着服务业在经济中的占比上升到50%乃至以上，经济增长速度必然开始放缓。

所以，我们看到，传统制造业市场的饱和与服务业占比的上升，必然导致中国经济增长的放缓。

由市场饱和导致的经济放缓，迫使传统制造企业继续不计后果地扩大负债和生产规模，饮鸩止渴，以期通过规模效益挤压同侪，维持生产和生存，而以银行间接融资为主体的中国金融服务体系，以及银行自身的扩张冲动，又共同推动了传统制造企业的过度举债发展，进一步推高了企业的杠杆率。但由于市场的日趋饱和与萎缩，传统企业经营承压，成为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的主力军，商业银行风险骤增。而代表未来新动能的高科技行业等新兴业态、新兴经济却极少占用杠杆，其资金来源基本都属于直接投资。中国传统商业银行面临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

回归本源与金融脱媒

以制造业为代表的传统企业严重依赖银行资金，随着市场饱和甚至受到当下贸易保护主义的影响，传统企业通过提高市场占有率以期薄利多销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随之而来的，是越来越低的收益率和越来越高的杠杆率，给银行带来了巨大的风险。事实上，中国银行业表外业务近年来规模持续扩大，也从侧面反映出中国以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模式已经道尽途穷。近年来监管层出台的一系列监管举措促使资金回表、去通道、打破资管刚兑，正本清源，也是旨在促使银行业回归本源。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追溯银行业诞生之源，我们看到金融业起源于公元前2000年巴比伦寺庙和公元前6世纪希腊寺庙的货币保管和收取利息的放款业务。在欧洲，最早出现的银行是意大利威尼斯的银行（1580年）。当时在意大利港口码头，有一批人坐在长凳上，专门为来往的商人和船员提供货币兑换的服务，并进而提供流动资金周转，因此银行（bank）实际上源于意大利语中的“长凳”。

史料记载中国最早的银行是山西平遥的日升昌票号，这是中国第一家专营存款、放款、汇兑业务的私人金融机构。但是，如果从提供商业周转贷款的角度来讲，中国银行的起源应该是更早的“账局”“账庄”。中国金融史大事记载“1736年，张家口设祥发永账局”。祥发永账局也是山西人创办的，设立之初，出资4万两白银用于商人的流动资金周转。祥发永账局是史料记载中国最早发放商业流动资金贷款的机构，可以说它才是中国间接融资的鼻祖。

因此，追根溯源，我们可以认为，早期商业银行融资的形式主要是短期流动资金贷款，也就是商业周转金，这是商业银行的本源。其根本原因在于对商业银行而言，由于吸收的是公众存款，其风险承担能力较弱。相对于直接融资拥有充分的企业信息获得权甚至能够进入公司董事会参与决策，间接融资权利较小，没有决策权，对企业信息的掌握客观上受到限制，收益也仅仅是微薄的利差，因此，这也就决定了其相应承担的风险也必然较低，这也是间接融资本质上应着重于企业短期流动资金周转，而非风险相对较高的“铺底流动资金贷款”“中期流动资金贷款”“固定资产贷款”或“项目贷款”的原因。但是，由于中国多层次资本市场发展迟缓，机构投资者发展不足，致使中国银行业承担了解决企业发展大部分资金来源的重任，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来源于商业银行的本应承担较低风险赚取微薄利差的资金，承担着直接投资的损益风险。这也是造成在中国经济下行周期中银行业资产质量差、企业杠杆率高企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回归本源，认清间接融资低权利、低收益对应低风险的流动资金周转的本质，对于我们解决中国经济高杠杆与银行业的高风险，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国直接融资发展滞后、机构投资者发展滞后，是造成间接融资越位直接融资，并进而导致企业高杠杆、银行高风险的主要原因之一。但从历史教训来看，商业银行若直接介入直接融资、股权市场，则会因风险无法割裂而造成金融风险。以美国为例，1933年大危机之后，痛定思痛，美国国会通过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the Glass-Steagall Act”)》，确立了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业务的隔离，结束了20世纪30年代以前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混业经营的历史，在一定程度上确保了此后美国商业银行的总体安全。1999年《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出台，《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同时遭到废除，结束了美国长达66年之久的金融分业经营的历史。其结果是商业银行开始大规模开展投资银行业务，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为2008年次贷危机埋下了祸根。因此，如何守好间接融资的“本”，拓好直接融资的“疆”，是商业银行必须严肃思考与解决的问题。

另一方面，回顾商业银行的发展，我们看到，开展融资业务必备的因素有三：一是交易场所，包括最初的“长凳”、账局、票号到现在的银行网点；二是客户信息，如企业报表、商业库存、交易合同等；三是依托于经验和数据的风控技术，包括风控模型、缓释工具等。这是融资机构的基本要素，也构成了传统银行业的壁垒。但近年来，随着技术的发展、商业规则的完备、法律的健全与完善，中介机构的发展，传统的壁垒已经逐渐趋于平矮，银行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脱媒”威胁，比如，随着互联网等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银行网点逐渐被个人电脑（PC）和移动终端所取代；信息披露、会计事务所、律师事务所、资信评估机构的发展极大地改变了信息不对称的状况；凭借大数据技术的各类风控模型应运而生；所有这一切，造成银行业存、贷、汇业务均面临着“金融脱媒”的巨大冲击，各类互联网金融平台、移动支付业务如雨后春笋般兴起，券商、信托、保险等金融机构不断吞噬着银行的传统市场，互联网金融、消费金融则在蚕食着银行的长尾端客户市场，这也使商业银行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转型发展与壁垒重构

传统行业的优质大企业客户不断衰退，不能再为中国经济增长和银行业利润增长创造奇迹的同时，银行的传统风控模型又将以中小企业为主要特征的新兴产业排除在客户群之外。经济转型和新动能带来的客户转变、长期以来以间接融资替代直接融资形成的高杠杆和高风险、直接融资的快速崛起与发展、现代信息技术推动“金融脱媒”的风起云涌，所有这一切，迫使商业银行必须尽快适应变革的潮流，立足本源，转型发展。

银行业务转型

第一，做深做透传统业务。银行在传统业务上，如存款、贸易融资、流动资金贷款、小微企业贷款、金融交易、汇兑、结算、托管、代理业务等方面，还是具有无与比拟的优势，应用现代信息技术做深做透传统业务，巩固优势，筑牢壁垒，扩大收益，是商业银行转型发展的基础。

第二，积极介入投行业务。随着信息披露的规范与现代信息技术发展带来的信息对称，信用评估机构和风险评估技术的发展，以及多层次资本市场近年来的迅速发展，直接融资必将替代间接融资成为未来的主要融资形式。作为间接融资主体的商业银行，必须尽快调整战略，顺势而为。如前所述，要真正解决中国经济转型资金需求问题，以及杠杆高企和金融风险聚积的问题，直接融资必须大发展，尤其是以保险、养老金、私募投资等机构投资者为主的直接投资体系需要尽快成熟与发展起来。商业银行如果缺席这一盛宴，必然面临“流水落花春去也”的命运。因此，商业银行必须充分认清直接融资超越间接融资的历史必然性，主动参与，倾力投入，在直接融资体系中发挥自身独特的作用，例如提供财务顾问服务、参与企业兼并收购、债券承销分销、资金托管，与投资机构开展多方面的合作与协同，与投资机构分享平台与客户资源等，力争在这一趋势中分羹占润。

第三，在综合化和专业化上寻求突破。基于庞大的网络、客户、品牌和资源优势，综合化服务是银行无可替代的竞争优势，银行应该进一步在提供综合化全方位金融服务方面整合资源，完善服务，提升竞争力。同时，因地制宜，在专业化服务方面寻求突破，比如，在交易银行业务、直销银行业务、财富管理业务、供应链和贸易融资、小微企业服务等方面进一步创新整合。在直销银行业务方面，银行不仅可以探索将客户的投融资信息和需求放在直销银行平台上进行交易撮合，还可以利用原有风险管控技术的优势，提供对资产和资产包的评级分类，提供多样化、分级化的产品选择和信息服务。在财富管理方面，私人银行业务将成为商业银行转型的蓝海，因为对于中高净值甚至普通客户而言，财富管理需要的是一个全面的资产配置规划，而不仅仅是标准化的理财产品，私人银行正好可以根据客户的收入、风险、家庭结构和未来规划等，为客户提供财富配置的顾问服务。再比如，在供应链金融方面，将银行系统与供应链核心企业的ERP（企业资源计划）系统对接，实现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的双方实时共享，不仅能够有效控制风险，还能缓解中小企业融资贵、融资难问题，甚至可以探索在供应链基础上打造线上企业间资金借贷和金融交易的闭环平台，盘活各家企业的存量资金等。在中小企业服务方面，银行还可以考虑为中小企业提供增值服务，比如通过为中小企业提供注册登记、税务咨询服务、会计报表系统、简化版ERP系统等，为中小企业提供全流程财会咨询服务，这也有利于解决银行与企业间信息不对称、风控成本居高不下的难题。

银行服务模式转型

未来的银行，在服务模式上可以多元化，除了现有的综合型银行外，也可以探索小而专的专业银行模式，如专注于财富管理的银行，专业从事贸易融资的银行，专业做交易业务的银行，甚至专门服务于某个产业或行业的银行。银行差异化转型是银行避免同质化，实现生存和发展的必然趋势。银行网点未来可能会由一个个“诊室”构成，有专业的“医生”坐诊，提供各类专业金融解决方案。当然这就对银行员工素质提出了更高要求，银行前台员工将会成为专业的家庭理财师、企业财务规划师等专业人士，为客户提供财务规划、税务规划、家族信托等服务。另一种可能很具前景的服务模式是类似“全家”“7－11”的“金融便利店”。银行的社区银行将向着小、专、精的“金融便利店”发展，为客户提供更加便利、专业的金融服务和多样化的产品选择。

银行组织架构转型

在银行业务和服务模式转型的背景下，银行的组织架构也必须尽早调整，从而适应这些变化。比如，在事业部的基础上，将公司、零售条线团队化，将标准化的产品通过网银、手机银行甚至第三方进行销售，将个性化、定制化的产品通过团队在传统网点进行销售。在这种情况下，银行客户经理队伍就和银行网点脱开了关系，不再依附于网点，而是根据市场情况和需求进行调配。银行网点将变成一个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的卖场（mall），其主要职责是为周边客户提供舒适的服务环境，吸引客户流和资金流，为银行各业务条线的团队和产品提供相应的“柜台”，网点向各个“柜台”收取“租金”，当然也可以将经营不善的“柜台”驱逐出去。

综上所述，未来银行的本质依然是资金融通，这是银行业赖以生存之“道”，值得注意的是，在目前金融脱媒的趋势下，大家奋力比拼的科技赋能则是金融服务之“术”。金融科技是一把双刃剑，我们需要寻找平衡点，把握住有利于“道”的“术”，并且始终要明确，“术”不可能改变“道”。比如，互联网、移动支付等提供了更多的服务平台和渠道，大数据技术提供了获客的手段和风控技术，云技术提供了系统接入和服务便利。这些固然都很重要，但并不具有颠覆性，不会改变银行的本质。在以往的“铁壁垒”遭遇科技挑战的同时，银行应当如何重建壁垒？不忘初心，方得始终，银行最后的坚持和最后的壁垒，一定是综合化的服务、专业化的平台、强大的风控技术、丰富的数据积累和庞大的客户群体。

在经济转型的背景下，在科技高速发展的时代中，商业银行作为中国金融的主力军，一方面要回归本源，以现代科技提升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严格把握防范金融风险的底线，配合“严监管”，落实“去杠杆”；另一方面，也要深刻认识转型发展的必然性和紧迫性，未雨绸缪，闻鸡起舞，及时布局，谋划未来，实现商业银行的涅槃重生。

（唐一平为晋商银行行长。本文编辑/王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