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金融评论

受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外部冲击，10年来中国货币信用发生了巨额扩张，形成巨大的潜在风险。本文分析了中国银行业转型发展面临的国内外经济环境，认为在此背景下中国银行业有可能正面临着新一轮大额不良资产暴露的局面，在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同时进一步支持实体经济，应是中国银行业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

中国自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以来，以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为界，经济发展大致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在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之前，中国保持了巨大的比较成本优势，发达国家纷纷将生产制造业转移至中国，在全球范围遂形成“中国制造”“中国价格”等概念。这个阶段，中国外贸进出口大幅增长，顺差直线上升，每年外汇储备大量增加，社会流动性呈现出持续过剩的局面。我认为，这是中国经济增长、技术进步、经济结构调整最好的一个时期。在这个阶段，无论是企业、政府，还是百姓个人，都显示出蓬勃向上的活力，日子一天比一天好起来。金融危机爆发之后，随着中国推出“四万亿元巨额投资计划”以及货币信用的大规模扩张，外部国际环境和内部政策环境均发生了重大变化。对外使中国的比较成本优势逐步消失，内部经济结构逐步扭曲，经济的失衡现象越来越突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所提出的“三去一降一补”，即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客观上也正好反映了这个阶段我国经济存在的主要问题。

具体来看,主要表现为：房地产市场的大幅度扩张、膨胀，房价短期内连续翻番，一二线、三四线、五六线，各层级的城市房价轮番上涨，呈现明显的资产泡沫现象；固定资产投资的力度不断加码，规模庞大，用以支撑经济增长，但生产性投资却日渐乏力；从2014年第二季度开始人民币出现贬值压力，外汇储备增长放缓，随后又出现趋势性减少；经济下行压力不断体现，政府出台更多刺激性政策以拉动经济增长，而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手段就是投资，尤其是公益性的基础设施投资，其背后又是货币信贷的大量投放，也就是现在社会上早已习以为常的所谓“放水”行动。其结果必然造成货币超发的局面，使资产泡沫化更加明显，宏观杠杆率水平快速上升，人民币的购买力大幅缩水，从而面临着对外贬值、对内通胀的局面。

用几个简单数据和10年前做一些对比：2007年即金融危机发生之前，当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是27万亿元，固定资产投资是13.7万亿元，广义货币供应量M2是40.3万亿元，本外币贷款余额为27.8万亿元；至2017年末，这四项数据分别增加至82.7万亿元、63.2万亿元、167.7万亿元、125.6万亿元。我们把这四个数据中的后三个和GDP做一个比较，2007年固定资产占GDP的比重约为50.7%，2017年上升为76.4%；2007年M2占GDP的比重是149%，2017年上升为203%；2007年本外币贷款余额占GDP的比重是102.6%，2017年上升为152%。前后对比，这些数据均出现了这么大的变化，人们对经济的感受能相同吗？我想，自然不同。只要你细心观察、揣摩，肯定会有诸多不同之处。

那么，经济发展环境发生巨大变化的过程中，银行发挥了哪些重要作用或者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毫无疑问，中国的银行业发挥了重要作用。因为中国的金融体制是以银行间接融资为主，每次货币信用的大规模扩张，正是通过银行体系的巨额投放来实现的。这个话经常听人讲，但的确不是一个套话，绝对是真实可靠的。具体表现为：

一是巨额放贷。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中国银行业当年的贷款新增额从未超过5万亿元，危机爆发后的2009年轻易便突破10万亿元，是以前年份的两倍以上，实现了一个巨大跳跃，并从此使中国每年的新增贷款额冲上10万亿元的“高台”。

二是围绕着监管进行各种创新。早期主要的创新业务是银信合作，发明买入（卖出）返售资产等科目，促使信托类业务、证券基金公司资产类业务迅速膨胀，行业内俗称为“通道业务”；后期（2014年、2015年之后）则主要通过产业基金、资管计划、同业合作、债券、理财等多种方式大规模投放，将大量业务从表内转为表外，并使资产负债表大幅度膨胀。这次扩张的资金主要流向地方政府平台、房地产市场、大型国有企业等，也有一部分大中型民营企业从中分了一杯羹。

在市场竞争环境中，银行作为市场竞争主体，这样做的目的，显然在于满足宏观调控和监管约束的同时，最大限度地追求自身的发展目标。但是，当这种绕规模、规避监管的行为偏离太大时，必然引起某些方面的混乱，甚至会明显积累金融风险。这就是近年来社会上对金融业多有诟病的重要原因。于是，我们看到，从2017年开始，强监管、严调控的各种政策措施不断出台，其中“资管新规”涉及银证保等所有金融机构，统一监管标准，影响广泛。

在“去杠杆”的过程中，不少集团公司接连爆发债务危机，金融风险凸显。回过头来看，这些大额风险爆发中，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上市公司，无一不是前几年在信用环境十分宽松的情况下过度举债扩张的企业，有不少更是所谓的“明星”企业。在此环境下，即前几年货币信用过度膨胀，债务率上升过多过快，不得不加以控制的情况下，不少企业因债务过重事实上已经到了积重难返的地步。银行与企业紧密联系，企业的债务风险必然会反映到银行体系中，这使中国银行业有可能正面临新一轮大额不良资产暴露的局面。

以上是从国内情况做的最简要分析。事实上银行业的发展环境还会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国际环境方面，总体上看也面临着一个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

第一，中美贸易战持续。这将是一个标志性事件，许多方面都会随之发生调整、变化。不仅是中美之间，全球的贸易环境也会随之发生改变。

第二，美联储提高利率将是不断的持续过程，这对人民币等其他非美元货币构成持续的贬值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对中国的货币扩张会构成困难。对这一点，我们需要有清醒的认识。

第三，由国际金融危机所引发的量化宽松或超宽松的货币环境到回归正常化，仍在不断的确立和转化之中，这对中国的宏观调控也会带来多方面的影响。这涉及欧洲、日本、英国等世界主要央行对本地区经济增长的看法、政策意图等诸多因素，也并不是由美联储一家可以单方面主导的。

综上所述，有关中国银行业面临的发展环境问题，简单归结起来为：受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外部冲击，10年来中国货币信用发生了巨额扩张，形成巨大的潜在风险。随着美联储货币政策的不断收紧，外部的国际货币环境开始发生明显的变化。在内外部环境的约束下，中国难以进行更大规模的货币信用扩张，强监管、严调控应是未来的常态。在这种形势下，中国银行业有可能正面临着新一轮大额不良资产暴露的局面。因此，如何在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同时，又可进一步支持实体经济——尤其是中小企业的发展，应是中国银行业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需要大家共同努力，不断取得新的突破。如果这个问题能够解决好，那么中国经济增长必将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于学军为中国银保监会国有重点金融机构监事会主席。本文编辑/王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