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清华金融评论
分类：央行与货币-总57期, 总57期, 政策与监管, 清华金融评论杂志文章
标签：王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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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在我国很早就成为一种货币，但主要作为储藏手段和国际贸易中的支付工具，很少作为价值尺度和市场流通手段。本文回顾了中国历史上黄金所发挥的职能，并对黄金的货币作用未能得到充分发挥进行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历史上黄金未真正成为货币对我国的影响有必要进行深入探究。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金银天然不是货币，但货币天然是金银。”金银以其价值贵重、易于分割、便于携带等特征，成为各国普遍使用的货币。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现黄金并将其作为货币的国家之一，但黄金很少作为市场流通手段，且在中国历史上黄金从未真正成为货币。与古希腊、古罗马早在公元前几个世纪就使用较为标准化、便携的金银铸币形成鲜明对比，中国金属货币形制五花八门，直到20世纪白银货币仍沿用称量形式，依靠其重量、成色来判断货币价值，很不便于使用。黄金货币的作用未能充分发挥，其原因值得探究。
中国历史上黄金的货币职能
黄金在我国很早就发挥货币的部分职能。远古时代，金的采集比铜容易，早在距今三四千年的商代，金银就被当作货币。公元前1091年（周成王十三年）立九府图法，黄金已正式定为交易媒介之一。战国时，黄金货币已相当普遍。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统一了币制，把秦国实行的金钱本位制推广到全国，即大数用黄金、小数用半两钱，钱的形态统一为圆形。
西汉是我国黄金货币使用的最盛期，之后其货币作用相对下降，银、铜等货币的地位上升。西汉时黄金充当价值尺度、支付工具和储藏手段，但并不作为流通手段，日常流通专用铜钱，人们购物时须将黄金先兑成铜钱。黄金作为支付手段最重要的是用于赏赐，包括投降的匈奴人得到汉武帝的重赏。黄金还用于买卖官爵、贿赂和国际贸易支付等。
在王莽短暂的统治期，金银几乎成为正式货币，特别是最初的宝货制中，金银有法定比价。王莽搜刮全国黄金集于宫中，日常流通手段主要是铜钱。
东汉以后，黄金用于赏赐大为减少。汉代持续的外贸逆差、黄金外流，是国内黄金货币使用减少的最重要原因。此外，东汉工艺方面对黄金的需求增多，墓葬中常发现金银饰物，这种情况在西汉墓中很少见。
由晋到隋三四百年间，中国币制非常混乱，大体是铜钱为主、布帛为副。由于海路、陆路对外贸易较大发展，金银尤其是白银的使用又较盛行。同时，黄金用于工艺品和饰物远超两汉，黄金常以器饰的方式流通。
唐朝初年，天下太平，混乱了几百年的币制得到了统一。流通手段以（铜）钱帛为主，金银的使用在用途、数量等方面也较魏晋南北朝有明显发展。黄金除主要作为储藏手段外，还更多发挥支付手段的作用，如用于赏赐、捐献、进奉贿赂、军政开支以及民间买卖田地房产、缴纳租税等。各种器皿、饰物常由黄金制成，可直接用于赏赐、馈赠。
宋代币制仍以铜钱为主，白银地位显著上升，同时出现了纸币。金银在支付租税、赏赐等方面的使用进一步增多，黄金甚至作为价值尺度，但很少作为市场流通手段。由于国际贸易，我国受到通行白银的中亚细亚的影响，宋代以后，白银货币的地位超过了黄金。
自元代起，中国币制发生根本性改变，改用白银作为价值尺度，白银逐渐成为流通手段。黄金则多用于赐予，广泛用作转移价值的工具，如结算旅费等，甚至在云南用于计算税赋。
明朝初期曾用钞不用钱，禁止民间以金银交易，但难以禁绝。不久就钱钞兼用，以纸钞为主。随着纸币的贬值，一切都以银、钱支付。嘉靖以后，白银在币制中发挥主导作用，大数用银，小数用钱。明代也铸金币，但很少流通使用。
清代与明代相同，银钱并用，白银的地位较明代更重要。黄金大多用作装饰，或被窖藏，金币偶也铸造，包括洪秀全时的太平金币、同治朝的新疆金币及宣统时的西藏金币。
黄金在我国历史各时期发挥不同的货币职能，除一直作为储藏手段和国际支付手段外，只在极少时期发挥价值尺度和市场流通手段职能。马克思曾指出，“价值尺度与流通手段的统一是货币”。可见，黄金在我国历史上并未真正货币化。
市场流通的金银铸币出现很晚且作用有限
从形态看，中国历史上集中发行重量、规格规范统一的流通金银铸币很晚才出现。这不利于降低交易成本，促进市场扩大和经济发展。黄金货币形态最早是生金块，非常粗糙，战国以后有一定形制，到汉代出现圆饼金，汉武帝统一铸币权，铸麟趾金、马蹄金，以表祥瑞。到唐宋时，则有各种金铤、金锭、金牌、金饼等。
两晋南北朝开始出现金银钱，即有一定规格、体形，可计数使用的金银币。金银钱较秤量货币是很大的进步，但它们主要是在统治阶层内部做赏赐、馈赠、祭祀、布施等用，民间也有作为象征吉祥的礼品赠送，但金银钱不进入市场普遍流通。我国金银钱的出现，可能受公元初年拜占庭的金币、波斯银币流入的影响，北周时河西各郡公开使用西域的金银币，官府并不禁止。近代中央政府铸法定流通金币仅见于清末。在新疆、西藏、云南等地，金币在流通货币中占一席之地。即使是官铸银币的尝试，也仅始于清乾隆年间，在国外圆大量流入、国内民间群起仿铸之后。
我国长期流通各种形式、重量、成色不同的秤重货币，而非标准化的铸币，给货币使用者带来很大不便，不利于促进交易发展和市场的扩大。这与古希腊、古罗马等很早就铸行金银币形成鲜明对比。值得注意的是，我国长期通行形制相对标准的铜铸币，而金银货币采取锭、铤、块等非标准形态，这迥异于源自爱琴海沿岸国家、后逐渐被世界大多数国家采用的“爱琴海”铸币制，即贵金属货币采取圆形、较为标准、具有精致图案的铸币形态。
黄金较少作为流通手段的原因分析
第一，我国传统社会经济环境下币制混乱，最为贵重的黄金大量被窖藏。我国历史上分裂割据与中央集权交替出现和激烈斗争，构成多元化货币体系的社会基础。分裂割据时，各地货币必然各行其是；在中央集权时，各地币制也是五花八门，这种情形在五代后尤甚。即使朝廷有心统一币制，由于中国长期处于封建社会，加之幅员辽阔，交通通讯极为不便，很容易出现地方当局和民间私铸货币、屡禁不止的现象。例如，一般认为宋朝是中央集权的封建帝国，但北南宋的币制比前朝更分散。比较而言，早期地中海、爱琴海沿岸多城邦国家，其疆域较小，统一币制应该容易推行得多，但货币尚且五花八门，可见我国统一币制的艰难。
由于我国长期币制混乱，各种形式的货币形态、使用范围和价值等差别很大，在劣币驱逐良币规律的作用下，最贵重、最能保值的黄金便用于窖藏，或被用于制作器物和工艺品珍藏。东汉自和帝以后，政局动荡，战乱频仍，官民更是纷纷窖藏黄金。这样既能发挥黄金的价值储存作用，将来需要时也可方便地将其用于支付。
第二，我国历代金融投资、价值储存工具非常有限，黄金窖藏成为价值储存的上选。我国历史上不乏金融创新，如世界最早的纸币、汇票、可转让权证等都诞生于中国。但宋代以后，中国货币金融的发展明显落后于欧洲，金融机构和金融工具极为匮乏。例如，中国直到明末才出现钱庄，但与中世纪欧洲的银行相比，钱庄的放款只是个人之间的资金融通，数目不大，而存款业务仍无进展。同时期成立的威尼斯Rialto银行、阿姆斯特丹银行都是大信用机构，存贷业务兴隆。我国国债发行到清代才出现，而且最早的国债是在国际市场而非国内上市。历史上朝廷用兵或进行其他大开支，主要通过滥发货币或征收名目繁多的税费。
在欧洲，银行、债券、股票等各类金融制度、金融工具的出现比中国早得多。欧洲小国林立，国际贸易、战乱冲突使君主经常面临筹资大额资金、分散风险的压力。随着新兴阶层的兴起和民主思想的传播，君权受到议会、民众越来越大的约束，“无代表就不交税”，君主难以肆意挥霍国库资金，往往通过市场发债、向银行借款等方式筹资，促进了现代银行制度、债券等金融工具的出现和发展。世界上最早的政府债券诞生于12世纪的意大利，全方位的债券市场在13世纪就已出现。欧洲国家不断发展的国际贸易和15世纪以后大航海时代的对外扩张，更是极大地推动了股份公司、股票、保险等制度和金融工具的发展。
而中国在金融手段、投资工具缺失的情况下，黄金等公私财富只能窖藏，无法用于放贷增利，也不利于发挥黄金作为市场流通手段的重要作用。
第三，我国小农经济下贸易不发达，统一币制、发挥黄金流通手段职能的动力和需求小。货币使用与商品价值、货币经济的发展是相适应的。黄金价值高昂，便于分割和携带，在大额支付和长途贸易结算中具有很大优势。世界上金银铸币最早出现于吕底亚并非偶然。吕底亚的首都萨迪斯地处横跨东西方、连接爱琴海与幼发拉底河乃至远东的交通要道，贸易与商业发达，产生了对贵金属货币的较大需求。贵金属铸币的出现，以及克洛伊索斯统一币制，极大地促进了吕底亚的国内贸易，也推动了该国与东西方及南部国家的贸易和思想观念交流。古雅典粮食难以自给自足，对从黑海沿岸等地进口粮食的依赖很大，罗马帝国的疆土不断扩大，各地区需要互通有无，催生了地中海沿岸贸易以及较为标准化的金银币的广泛使用。
相比之下，我国长期重农抑商，小农经济下商品经济不发达，国内贸易、国际贸易规模均有限，市场分割，对黄金货币的需求不旺。即使在社会经济较为发达的唐朝，也只有开宝年间货币经济有所发展，官员月俸完全用现钱支付，而初唐、晚唐实物经济的占比都较大，月俸大量是禄米等实物。明清很多时期实行“海禁”，抑制了外贸发展和当时国际通行的贵金属币的使用。虽然在汉代、唐宋经济商业发展较快，对外贸易较为兴盛，我国较多开展外贸的地区也用金银作为市场流通手段，但可能是由于外贸占比较小，全国其他广大地区仍是封建小农经济，作为大额支付首选的黄金难成气候。
第四，军饷发放主要用谷帛而非贵金属币，限制了黄金货币的支付流通职能。中外历史上，战争开支包括军饷发放，是影响一国货币金融制度选择和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罗马帝国受古希腊的影响，其来源广泛的雇佣兵的军饷支付大量用贵重而便携的金银币，促进了金银币的流通使用。而中国古代兵勇主要来自农村，统治者支付军饷主要用谷帛、食盐等实物，既保证了士兵饥寒无忧，又使其不会因获得金银货币而脱离统治者的掌控。汉代的晁错曾说过，珠玉金银轻微易藏，很容易使臣下背叛君王、民众离开家乡。可见，统治者出于掌控士卒的考虑，避免用金银币发放军饷，极大地减少了金银币的需求。
第五，守旧落后的货币思想影响黄金货币职能的充分发挥。货币思想在我国很早就产生了，春秋战国时期诸子著述中，多次提到发挥货币职能的重要性。管仲治齐，就把货币同粮食一起，作为富国强兵的两大经济支柱。然而，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决定了轻视货币的观点长期具有较大影响力。如货币的实物论就认为货币没有价值，主张废钱币而用谷帛。《管子·八观》中有“时货不遂，金玉虽多，谓之贫国也”，意即一国虽有金玉货币但无物资，也还是贫国。《汉书·食货志》载西汉晁错之言“夫珠玉金银，饥不可食，寒不可衣”，他主张明君贵五谷而贱金玉。汉元帝时贡禹反对开采金属矿，认为这样做会使许多农夫不耕作，导致“弃本逐末，民心动摇”。即使到了清代，自然经济仍占重要地位，黄宗羲还主张废金银。
轻视货币的思想根深蒂固，其根本原因在于货币问题在封建社会不是中心问题，士大夫阶层生活的基础是土地，而土地收益绝大部分没有货币化。我国古代经济货币化程度低，详细的估算表明，罗马帝国鼎盛时期的货币化程度，无论从总量还是人均角度看，都大大高于我国同时期汉朝的水平。另外，我国历史上很多时期，官定货币减重、滥发现象比比皆是，私铸、盗铸猖獗，民众深受币制混乱之苦，也使一些人对货币经济产生怀疑。总之，我国古代实物论等落后的货币思想源于较低的经济货币化水平，反过来又影响货币的广泛使用，包括黄金货币作用的充分发挥。
第六，黄金产量有限并主要作为他用，可用于市场流通的黄金供给受限。一是金属币制的选择很大程度上受各类金属产量的影响。中国最早的扁平块状黄金货币——爰金出现在战国时的楚国，与当地多产黄金有很大关系。我国黄金矿藏和产量总体很有限，宋代黄金年产量不过400至600公斤，不及罗马帝国一个富裕行省的产量。而且，可能有黄金矿藏的大片田地山林被官员、豪强所占，影响黄金产出。东汉时，许多豪强世族、贵族外戚或富商成为大地主，占有大片山林川泽；西晋时官员按官阶占田，魏晋时强宗大族为逃避五胡乱华来到南方，在长江边的丘陵地带占据大片山泽；到唐代，土地多为富豪强占。这造成金矿未能得到集中有效的开采，影响黄金供应。二是东汉以后，佛教传入我国，与道教一样盛行，庙宇道观中塑像、法物、装饰等用金极多。这种情况在南北朝以后表现得尤为明显。三是汉朝廷将大部分黄金用于赏赐，同时令诸侯进献黄金用于祭祀，这使黄金多集中于上流社会，较少流入民间。此外，黄金还大量作为帝王陵墓陪葬物。四是东汉以后社会风气渐趋奢靡，黄金多用于制造金银器物和工艺品，到南北朝时此风尤盛。这影响黄金发挥市场流通手段等货币职能。
初步结论和思考
第一，一国币制的演变很大程度上是由其政治、社会、经济环境所决定，并对社会经济产生重要影响。黄金在我国很早就成为货币的一种形式，但在历史长河中从未成为主要货币，甚至较少发挥市场流通手段职能。这与我国长期封建割据、小农经济、自然经济的特征有关，货币经济、金融发展滞后，军事开支不用贵金属货币支付，以及黄金生产及可用作流通货币的供应受限等都影响黄金成为主要货币。商品经济下，币制是一国基础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币制复杂混乱、货币作用未得到充分发挥，必然加大市场交易成本，不利于国内及国际贸易的扩大和经济的稳定发展。历史发展至今，货币形态已发生了很大变化，但货币与经济社会大环境相互作用的基本规律可能依然有效。
第二，金银币是对外贸易、跨国交流的重要产物和催化剂。古希腊、罗马、波斯等地区很早就大量铸行标准化、便于使用的金银币，这与其通过不断征伐开疆辟地、对外贸易发达有直接密切的关系。统一铸行标准化的金银币的广泛流通，又促进了经济贸易的发展和相关国家国际影响力的提升。在我国，历史上某些时期金银发挥重要的货币职能，形态标准统一的金银币的铸行，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当时外贸较为发达，以及受到国外先进货币文化的影响。
第三，历史上黄金未真正成为货币对我国的影响有必要进行深入探究。币制的选择较为复杂，对一国的影响难以一概而论。清末民初，许多国家都实行金本位制，而中国几乎是实行银本位制的唯一大国。这有其好处：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面对日益加大的经济金融压力，不少国家为维护其金本位制而实行紧缩政策，这是导致危机蔓延和经济大萧条的重要原因之一；而中国当时实行银本位制，得以免受风暴冲击。但中国历史上黄金未真正成为货币，清末民初独立于金本位的世界大潮之外，不利于发展对外贸易和加深中国与世界的经济融合。此外，从物价情况看，如能以黄金为主要价值尺度，则中国历史上物价变动比用银来衡量低得多，这也会有利于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当然，简单的假设和比较可能会有误导，但黄金在我国长期未充分发挥货币职能，其原因和影响的确值得深入思考。
（王信为中国人民银行货币金银局局长。本文编辑/谢松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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