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金融评论

文/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

特朗普的贸易战设想让中美贸易战的风险前所未有的上升，但最终出台的贸易战政策路线存在从激进到温和的多种可能。研判中美贸易战性质不能局限于计算贸易额的一时得失，更应该看到中美贸易战对历史发展格局的深远影响。从这个角度出发，贸易战的底线在于维护二战后来之不易的国际贸易基本秩序和规则。如果没有突破这个底线，美国的政策执行成本最小、姿态也最温和，中国可以按部就班地与美国“讲道理”。像实施45%关税这种激进贸易战，虽然突破了底线，但由于中国非对称式贸易报复的潜在作用，反而爆发的可能性很小。最需警惕的是美国可能提出“对等开放”要求，中国应坚决拒绝，并积极主动推进自主开放。

（一）特朗普的贸易战：从设想到政策

中美贸易战的爆发风险因特朗普当选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但特朗普的贸易战设想能变成何种强度贸易战政策还面临很多不确定性。尽管历次美国总统大选中都有“反华”噪音，但从没有获选总统像特朗普一样贸易保护立场如此激进（如宣称对中国征收45%关税）。特朗普上台后一些“出格”竞选言论付诸实施（如退出TPP），更让中美贸易战风险陡然上升。但是，美国贸易政策的出台是贯穿内政外交、行政机构和国会的博弈过程，各方力量互动的复杂性决定了最终政策形式的多样性，既有可能激进，也有可能温和，还可能介于两者之间。

一是特朗普与共和党建制派的关系。特朗普是作为共和党人当选总统，并且共和党仍然控制国会参众两院，一般而言这有助于总统落实竞选言论，例如奥巴马借势完成了医保改革。但特朗普是以“反建制派”标签出身，与国会里传统的建制派共和党在内政外交等多方面存在不同程度分歧。特朗普能争取到国会对贸易战设想多大强度的支持，对最终政策而言将是一个重要变数。

二是特朗普决策圈的内部派系问题。特朗普一方面信任其竞选团队人马，将竞选团队首席执行官班农任命为白宫首席战略官，代表了激进派思路，另一方面又吸纳了多位建制派共和党人加盟，如任命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普利布斯为白宫办公室主任。目前决策圈的主导权归属激进派还是建制派尚不明晰。此前两派在国务卿提名上各执一端，最终上任的蒂勒森属于双方折中妥协之选。所以两派就对外贸易的政策路线之争也是一个重要变数。

三是特朗普熟悉国际事务后的政策思路转变。在冷战后的历任美国总统中，不少对华战略都需要经过较长一段时期才能稳定成型。特朗普从未有过政坛经历，上任后精力优先关注移民、医改等国内议题，对于国际事务需要较长一段时间学习和熟悉，这就产生了一些变数。一方面，特朗普可能会逐渐接受和延续共和党建制派的温和重商主义路线，另一方面也可能有某些幕僚利用特朗普对国际事务缺乏了解和多变易怒的个性，致使特朗普执意采取激进对华政策。

（二）大国贸易战博弈应着眼于大格局

美国对华贸易战的政策形式可能是多种多样的，进而问题就引向了如何判断不同形式贸易战的强度，这决定了中国应该如何与之博弈。贸易战本身是经济利益的冲突，但贸易壁垒大幅变动的影响往往难以准确估计，甚至在得失方向上也容易计算失误。中美贸易战与其他国家间的贸易战有本质差异，研判的着眼点不能局限于计算贸易额得失，更应该看到中美互动对国际贸易秩序的深远影响能力，这在当前全球化放缓的历史环境下有着独特的意义。

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贸易秩序是二战后全球化的重要成果，各方应珍惜这一国际格局。二战之后的全球化与一战之前的全球化相比，国际贸易政策的互动不再总是伴随着强权胁迫甚至战争，关键原因是国际贸易秩序从“以实力为基础”进化到了“以规则为基础”。如果一国违反规则，受到波及的国家无论实力大小都可以合法的采取反制措施。所以就算是美国，在WTO体制内也经常遭受其他小国起诉，而且美国即便败诉也基本服从执行裁决。这种小国和大国的贸易政策互动在二战之前是难以想象的，也是如今汇率、货币、财政等其他国际政策协调时不易做到的。正是在以规则为基础的秩序中，形成了以最惠国待遇、国民待遇以及照顾发展中国家实行特殊待遇为基本规则的国际贸易体制。

中美两国是少数有能力影响国际格局的大国，是否冲击国际贸易秩序和基本规则应是判断贸易战强度的重点。大国的贸易政策及互动能对国际格局产生深远影响。回首历史，19世纪80年代俾斯麦政府提高德国农产品关税之后，引发俄国、法国等欧洲国家纷纷效仿，从此农产品贸易全球化严重受挫，保护主义反而成为农业领域的历史潮流，直到21世纪依然如此。美国和中国分别是现今世界第一大和第二大贸易国，是为数不多能够提供国际公共品、掌握制度话语权的大国，双方贸易战对贸易额的影响可能最多持续数年，但如果一旦改变了国际贸易秩序和基本规则，则有可能对全球化历史进程和各方发展环境产生深远影响。所以，面对多种多样的贸易战手段，判断冲突强度的重点不单是一时贸易金额得失的多寡，更在于是否影响国际贸易秩序和基本规则。

（三）美国对华贸易战的三种强度与中国应对

一是低强度的贸易战，即美国使用反倾销、反补贴、301条款等常规措施，这种贸易战政策最易执行也最温和，中国可以与美国“讲道理”。美国贸易代表署在3月刚发布的《2017年美国总统贸易政策推动重点》中强调了要采取反倾销、反补贴、301条款等措施维护公平贸易。这些措施执行难度小、见效快、针对性强，既可兑现竞选承诺，也都符合WTO规则，美国采取这些措施的概率较高。中国对这些常规措施过去已经非常熟悉，也可以到WTO争端解决机构对之提起诉讼。凡是可以在WTO框架之内解决的贸易摩擦都属于低强度的贸易战，中美双方完全可以在“斗而不破”的现有规则之下“讲道理”。

二是中等强度的贸易战，一旦美国对华关税政策出现任何违背最惠国待遇的行为，无论是多罚收1%关税还是实施45%高关税，中国都应迅速回应非对称式贸易报复，也正因如此这种激进贸易战实际上不太可能出现。最惠国待遇是二战后国际贸易的基本规则，意味着美国对华关税与对其他贸易伙伴相比不应有歧视。一旦美国单方面修改对华关税，无论是与别国相比多罚收1%还是如特朗普所言实施45%高关税，都是违背最惠国待遇的行为，也是美国贸易政策的历史性倒退。对于这种消极的贸易战，中国占据维护全球化的道义高地，应发动远超过美方对华歧视水平的贸易报复。也就是说，贸易报复的强度不止于“以牙还牙”的对称报复，而是回应更高强度的非对称式报复，即“以血还牙”。事实上，也只有中国这样超大贸易体量的国家才可能在关税战爆发之前就对美国形成震慑，使其不敢轻举妄动，所以真正发生“两败俱伤”的概率反而很低。

三是高强度的贸易战，美国可能提出中国应为推动全球化做出与美国同等贡献，实现原则上中美“对等开放”，对这种绵里藏针的贸易战中国应刚柔并济，坚决拒绝无理要求的同时坚持自主开放路线。

近年来美国政策界认为中国已经崛起为全球化大国、强国，要求中国承担与美国对等的开放水平。2017年2月，特朗普在推特抱怨美国比外国关税低太多，应该征收与别国同等水平的关税。3月，纽约时报等媒体报道特朗普幕僚正准备从汽车领域入手对华施压，中国汽车关税高达25%并且美国汽车企业投资来华必须合资，美国汽车关税仅为2.5%并对外资没有任何股权限制。

“对等开放”看似不如关税战激进，但实则绵里藏针。这不仅在投资领域瓦解了最惠国待遇和促进发展两大基本规则，而且实质上回到了二战前“以实力为基础”的国际贸易秩序。只有对等的经济实力才能有真正对等的市场开放，所以小国显然无力撬开大国市场，大国可以将保护视为常态，将开放视为对小国的恩惠，为保护主义披上合理的外衣，从此可能扭转多边自由化趋势和动摇全球化历史进程。所以，无论美国是从个别领域入手（如汽车）还是全方位提出“对等开放”，中国应一方面坚决拒绝把“对等开放”纳入国际经贸基本规则，另一方面积极主动推进自主开放，抓紧落实2017年国发5号文《关于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利用外资若干措施的通知》，为支持全球化做出应有贡献。

本文编辑：丁开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