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清华金融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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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清华金融评论》王蕾
在政府工作报告之后，坚持以“三去一降一补”为主的供给侧机构性改革、防范金融风险，促进创新创业打造新动能等已经为金融领域今年的发展方向定调。尤其是总理报告中将今年经济增速设定在6.5%左右，是近年来目标的最低线，预示着中国政府已经对经济增速下滑持有宽容态度，不再将保增长作为重点，转而着力在于内部改革与着实解决经济中存在的问题。
在全国政协3月6日的发布会上，全国政协常委、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厉以宁表示，这意味着处于转型阶段的中国正从原来把速度和数量放在主要位置的发展方式，转变为以效率和质量为中心的发展方式。但是中国结构性调整还没有结束，也不再会呈现“U”或者“V”字型走势，国情表明，目前我们正在不断转型、不断改革当中达到新位置，是处在转型阶段的拐点。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何立峰也在发改委举行的发布会上表示，定调6.5%左右的经济增长目标可以保证，一方面从中国14亿人口中确保一定的新增工作岗位来讲，确实有有必要性。另外随着建设小康社会、以及供给侧改革的推进也将创造更多条件。
推进供给侧改革的进程中，去年过剩产能与僵尸企业的化解已经取得一定成果，钢铁产业去产能超过6500万吨，煤炭行业去产能超过2.9亿吨。去库存方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成品库存的增速也有所下降，企业兼并重组取得一定进展。发改委副主任张勇表示，未来还将着力化解过剩产能，清除落后产能，使市场能够更加持续健康，使实体经济发展得更稳健。
而“三去”的重点，依然在于企业部门去杠杆。李克强总理作政府工作报告时称，要在控制总杠杆率的前提下把降低企业的杠杆率作为重中之重，同时要用改革的办法深入推进“三去一降一补”，积极稳妥去杠杆。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银监会特邀顾问、中国工商银行原行长杨凯生表示，中国工业企业的杠杆率大概是167.6%，而资产负债率大概超过56%，尽管经过去年一年的努力，这个数字有所下降，但与美国、欧元区等主要经济体同期相比依然偏高。
而相比较国际经验而言，美国主要是去消费者杠杆，而中国企业部门高杠杆的性质与发达国家并不一样，因此并不能简单采取发达国家的经验。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钱颖一在同场发布会上表示，企业去杠杆的问题是和宏观经济的稳定直接相关的。
“确实要降下来。”杨凯生在政协发布会上表示：“如果不降下来的话，不仅直接拉升了企业的成本，更重要的是和去产能没有办法衔接，和企业的保持可持续健康运营也难以衔接。”
80年代以前，当时的中国企业主要是国有企业，需要的资金主要是国家财政拨款，当时体制下并不存在企业杠杆率高不高、资产负债率高不高的问题。而现在企业已经逐渐成为市场经济的主体，这样就需要注重资本使用效率，而国有企业缺乏资本的补充机制。因此，国企改革成为去杠杆的重点。
“去杠杆方面，我认为我国国有企业的问题比较突出。”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常振明在发布会上直言：“国有企业的债务负担比较重的，它的资本补充机制还不够，所以在去杠杆方面，今后以债转股为主要方向。”
因此，去年12月份，中国银行和交行等6家银行对大型央企、中钢集团将近600多亿的债务进行整体重组，也对今后市场化债转股成为一个重要的示范案例。
此前召开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提出积极探索多种方法有效降低企业杠杆率，其中提出要建立国有企业资本补充机制。杨凯生建议，国有企业的监管者要有资本意识，要注意让企业的资本充足率保持在一个稳定的水平上，是企业的拥有者、监管者的责任和义务。而还需要考虑国有资本财力是否力所能及，因此国企改革需要与国企优化布局、混合所有制的推进结合起来，有所为有所不为。
在降成本方面，钱颖一表示，除了容易看到的生产经营性税费方面的成本之外，企业还有一部分与合同签订、实施以及产权保护相关交易成本也需要降低。这些成本取决于制度建设、法制建设、政府的规章制度等，这在政府工作报告之中被称为“制度性交易成本”，比如落实产权保护对企业家们的产权安全预期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会大大降低交易成本。
“工资上涨是供求关系决定的，是没有办法改变的，但是制度性的交易成本的下降，完全可以通过改革、制度建设改变。”钱颖一再用企业融资成本表示：“再比如获得资本的利率成本方面，某种意义上说，融资贵是价值问题，但融资难是交易成本的问题。因此要非常关注制度性交易成本的下降，这方面一靠改革，二靠法治。”
在“三去一降一补”为主导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程中，也将会产生各类风险，比如债务风险、反应到银行体系的不良双升的局面等。而经济下滑的同时，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与前景的不确定性增加，为规避市场风险，民间投资也在去年出现了较大的下滑，2016年民间投资仅仅增长3.2%。因此，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提出，要把防范金融风险放在更重要的位置。
杨凯生表示，目前中国金融风险可控，目前商业银行利润总额超过2万亿元，去年银行不良率为1.74%，不良贷款额为1.5万亿，拨备2万亿元，再加上十几万亿资本金，银行业消化不良贷款的损失或者潜在损失的能力是很充分的。
但是杨凯生认为，目前需要警惕各个监管机构综合协调不是很有效的情况下混业经营产生的各类风险，特别是对现在监管没有覆盖到的一些跨市场的金融交易行为、金融产品需实施穿透式监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