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清华金融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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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龙门资本朱丽洁、洪正阳
今天是特朗普新政府“满月”，一个月前的今天，特朗普宣誓就职，短短一天之内就密集签署了多项行政命令，涉及众多领域，其中不乏争议性颇大的政策变动。
特朗普上任的“三把火”，眼看越烧越旺，波及的范围也越来越广，这火最后会烧到中国资本头上吗？
中国赴美投资在2016年的最后两个月，开始逐步进入一个新的时代——特朗普时代。与之相伴而来的，是复杂的市场情绪。
所谓复杂，喜忧参半，“喜”多来自数据支撑，而“忧”则来自陡然增加的不确定性。
从中国资本全球并购的格局上看，2016年是爆发式增长的一年。根据普华永道今年1月发布的《2016年中国企业并购市场回顾与2017年展望》报告，2016年中国大陆企业在海外投资的总金额高达220.9亿美元，比2015年的63.9亿美元增长了246%。
图：普华永道《2016年中国企业并购市场回顾与2017年展望》
美国依然是2016年最受中资买方追捧的目标投资地，根据专业并购资讯提供商Mergermarket今年1月发布的《中国内地及香港 2016年度并购趋势报告》，2016年已公告的中国企业在美并购交易总量为99单，交易总值*高达662亿美元，较2015年全年136亿美元的交易总值高出近4倍。（*交易总值是期间已公告的并购交易的总值，与实际投资总额有区别。）
然而，在一片向好的中资赴美投资市场中，一些不确定性正在悄然堆积起来，其中最被市场参与者担忧的，就是特朗普政府让人有些捉摸不透的政策走向。
今天“满月”的特朗普政府，在过去的一个月中，出台了许多新政策，包括取消奥巴马医保、移民政策的密集调整、金融监管的大幅度松绑。虽然，尚未有与外国在美投资直接相关的政策出台，但从特朗普和内阁成员、国会保守派议员的发言和提交议案中，不难发现美国新政府对来自海外的投资，特别是来自中国的投资采取了更为谨慎的态度。
比如监督中美贸易往来的美国国会下属顾问机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议委员会”（USCC）《2016年致国会年度报告》（2016 Annual Report to Congress）中，建议国会修改相关法律，授权主管外国投资的“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对中国国企对美国公司的收购和控制进行必要的干预。当然，这只是国会给政府部门的建议，但这依然显示了美国国会对于外国在美投资，特别是中国资本赴美投资的审慎态度。
不过从特朗普之前的言论和表态中可以看出，他对中国赴美投资的审慎态度，主要取决于两个问题：第一是对“输出就业机会”的担心，而第二则是对“国家安全”的担心。因此，即使CFIUS可能会升级对中国赴美投资的干预，但也将主要集中在敏感行业，对大部分企业的影响有限。
总而言之，当下的中国企业赴美投资呈现出了一个“喜忧参半”的局面，在这个不确定性日增的市场中，如何规避风险，在美国市场站稳脚跟呢？
与国内市场的并购相比，海外并购的最大挑战在于差异，包括市场差异、政策差异、文化差异等等。而目前的中国企业在美投资，对于风险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并购前期，也就是并购计划和执行过程中，比如对CFIUS审查的担忧。
然而，并购是一个“投、管、退”三步走的过程，如果只着眼于并购计划和执行中的风险，就相当于只管住了三分之一的风险。因此，如何管理剩下三分之二的风险，在眼下不确定性增加的市场环境中，更值得中资企业注意。
2004年，TCL集团宣布了一笔海外投资，与多年占据全球彩电霸主地位的法国汤姆逊公司（Thomson）合资组建TCL汤姆逊电子有限公司，在全球布局10家工厂、5个研发中心，并雇佣29000名员工。这笔海外投资的第一步一切顺利，投资圆满完成，而TCL也由此一跃成为全球最大的彩电企业。
然而，这笔投资在“投、管、退”的第二步就出了问题。2005年，公司突然发现传统彩电在欧洲商场卖不动了。其实，欧洲市场的这一变化，并非是突然发生，而是早有迹象——日韩企业主导开发的液晶平板电视，让汤姆逊的彩电技术迅速变成了明日黄花。然而，远在国内的TCL总部，对万里之外欧洲市场的这一趋势不够敏感，决策反应比市场慢了半拍，最终导致了这笔投资成为亏本买卖。
不仅是中国公司，外国巨头也常因为对投后管理不够上心，导致投资失败。著名的跨国巨头塔塔钢铁（Tata Steel）在2007年出资并购英国的钢铁公司Corus Group。塔塔钢铁对这笔交易充满自信，认为市场风险已经得到了充分的预估，印度对基建工程用钢的巨大需求以及大宗商品的上升周期，将使这笔交易变得物超所值。然而，自认为对风险有充分预估的塔塔钢铁，其实还有三分之二的风险没有管住，对投后管理的疏忽很快就带来了业绩上的下滑，并购后的新公司盈利能力远不如预期，到2015年12月为止，公司净负债113亿美元，是其2016年毛利润的10倍还多。塔塔钢铁目前已在讨论出售Corus Group。
其实对于投资完成之后的这三分之二风险的管理，有个专门的概念叫做“投后管理”。早在1984年美国学者Tyzoon Tyebjee与Albert Bruno就在风险投资模型中，明确提出投后管理（Post-investment Activities）这一概念。而大名鼎鼎的私募基金KKR则很快将这一概念付诸实践。KKR高杠杆的债务融资压力催生了全面、完善的投后管理政策，为促进企业价值创造、降低投资风险提供了重要的前提和基础。
在当下中国赴美并购总量不断攀升，不确定因素显著增多的大环境下，投后管理变得前所未有地重要起来。而既了解中国企业需求，又深谙美国本土市场的投后管理团队开始成为中企出海的最新“标配”，市场需求巨大。
看到了这一需求，华尔街的资深并购团队开始积极与中美跨境服务机构“联姻”。日前，总部位于纽约的跨境服务提供商龙门资本（Dragon Gate Investment Partners），宣布与华尔街并购公司奥黑尔管理公司（O’Hare Management）成立合资公司，为客户提供更充分完备的美国本土交易规则指导，在并购过程中有效降低交易成本，并在交易完成后，为客户优化投后管理，帮助企业更好地融入美国本土市场。
与此同时，在海外并购中积累了丰富经验的中国企业，也开始更多地在投后管理上下功夫。海尔集团于2016年6月完成了对美国通用电气家电公司的历史性收购。并购完成之后的海尔，针对通用电气，进行了专业的投后管理规划。公司拟定了一个长、中、短期的整合计划。在推进中的短期计划里，海尔发现，通过两家公司现有供应链的整合，预计有2.5亿美元左右的成本可以降低。据此，公司制定了一整套6—12个月的执行方案。
当然，海尔对通用电气的这笔投资最终是否能够成功，还取决于公司是否能够成功把握投后管理中的长短期风险。短期风险中特别突出的是汇率风险，现阶段正处于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极其敏感时期，不论是收购的美元贷款计息问题，还是今后的税项等，都需要深谙中美汇率问题的跨境并购专家合理控制风险。而长期风险则更多的是两家企业品牌融合的挑战，这一方面，则更需要有对当地市场和商业环境的深刻理解和把握。
并购的过程，特别是跨境并购的过程，是一个360°地暴露在市场风险、政策风险和文化差异风险中的博弈。从并购的起步，到并购后的管理，每一步，都需要悉心考量。特别是并购完成之后，企业要经历对当地市场、社区以及政策环境逐步熟悉的过程，一路上难免遭到来自各方面的风吹雨打。而只有真正做好投后管理，才能有“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的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