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金融评论

2017年1月20日，特朗普正式就任美国总统。本文从其个性特征和竞选期间的言论主张着手，分析了特朗普的政策取向及其对中美两国经济的影响。

2017年1月20日，特朗普正式就任美国总统。以特朗普意外当选为代表的“黑天鹅”事件频繁发生，不确定性笼罩全球。国际环境的变化对中国经济而言机遇与挑战并存，中国应把握不确定性中的结构性机遇，在新的发展时期保持定力，力求新的突破。

从特朗普个性看其上台后的政策取向

特朗普个性较为独特，当选美国总统后将对世界经济和美国经济带来新的重大影响。现在判断特朗普当政后究竟会采取什么样的政策，以及能否真正推动这些政策的落地实施，为时尚早。不过，我们依然可以从其个性特征和竞选期间的各种言论主张中，探索其正式就任后的政策取向。

从特朗普成长的经历可以发现，他有三大典型的性格特征：一是贪恋荣誉与名望。他早在1987年接受采访就暗示“总统职位是我喜欢的猎物”，在其奋斗史中，由于过度追求荣誉与名望，商业上较为冒进，并将个人欲望凌驾于公共利益至上；因其精明算计，虽历经多次破产而终能功成名就。二是典型的自恋型人格障碍。在责任心、稳定性、外倾性、开放性等行为特征方面处于极端位置。主要表现为精力充沛、积极向上，同时焦躁不安；目的性强、极度追求回报，同时冷漠粗俗、缺乏同情心；好奇心强、追求标新立异；自命不凡，极度自满，对自认为不重要的人肆意攻击，一旦觉得没有享受到特权就大发雷霆。三是热衷于政治但立场不稳。参选之前，在党派归属方面立场不稳，曾多次更换党籍。1987年前以及2001年-2009年是民主党人士，1987年-1999年以及2009年以后是共和党人。他没有出任公职经验，政策立场复杂，很多观点既不属于民主党，也不属于共和党，总体看政策取向偏向保守主义。

从这些人格特征看，特朗普当政对世界带来的最大问题就是不确定性。他在竞选期间延续了这种性格特征，宣布竞选时不用游说，不用捐赠。为了获得更多关注，口无遮拦，频发争议性言论，挑战敏感问题，成功抓住了不满现状的选民心态，看似随性、任性，实则善于营销自己。立场不清晰，竞选过程中提出了一系列口号、威胁和模糊的承诺，但没有清晰阐述，没有构建自己的政治逻辑和立场，也没有告诉公众如何赢得国会支持把大胆的政策主张转变成法律。很多政策观点既挑战民主党政府的现有政策，也挑战共和党的传统政策取向。直到2016年8月，特朗普才宣布以减税为核心的一系列经济政策，并阐述所倡导的“美国优先”的政策细节。竞选成功后，言行变得谨慎，态度变得温和，与竞选中面目狰狞的形象对比鲜明。这些转变符合自恋症性格特征，一旦有了新的需求就可迅速改变行为。通过竞选，草根阶层把他视为强权者、反抗者、救世主，精英阶层把他视为法西斯式的灾难，所有标签都让特朗普的虚荣心得到极大满足。

目前，特朗普基本完成内阁布局，执政取向初现端倪。特朗普提名的内阁组成符合其用人取向：“白人、富人、尚武”，通过亿万富翁、将军、少量女性和纯粹强硬的保守主义者，特朗普正在打造一支超级富有、非正统且大部分是白人的内阁团队。鹰派多、军人多，是该内阁的突出特点，在打击非法移民和极端分子问题上将持有强硬立场，军事与外交同样会更加强硬；通过组建美国历史上最富有的内阁，特朗普在大兴制造业和基础设施投资、重振美国经济方面雄心勃勃。

根据特朗普公布的保守主义路线的政策框架，主要有五大方面的经济与产业政策承诺。财政政策方面，主张全面减税和加大基建投资。除减税计划外，还希望调整财政开支结构，改革美国全民医改法案，缩减外交和军事开支，将节省出来的资金用于加大基建投资。货币政策方面，主张改变低利率政策。特朗普曾多次批评美联储的低利率政策，认为超宽松货币政策会导致通胀急剧上升，增加金融体系崩溃风险。贸易政策方面，激进反对全球化。包括反对现有的北美自由贸易协议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提高关税，对“汇率操纵国”进行报复等。产业政策方面，支持“再工业化”，包括号召美国制造业回归，振兴制造业，取消奥巴马政府对能源行业的限制，恢复管道基础设施计划等。移民政策方面，坚决反对移民进入美国，声称要改革美国的移民制度，终止“出生公民权”。

尽管不确定性非常大，但笔者猜想，特朗普正式执政后的新政将有新特征。一是自恋症风格还将延续，并将带来较大风险。特朗普是个现实主义者，倾慕强权政治，陶醉于如何操控政治。未来特朗普政府可能重走尼克松政府的路线，对外事务强硬，对内部事务实施保守主义。特朗普政治的一个重大不确定是其治理逻辑。他在整个竞选过程中连续更换两位竞选经理，原因是这两位经理均试图说服特朗普不要大放厥词，但特朗普总会在下一次演讲中说的更夸张，拼命证明自己不会因此而遭受惩罚。现在来看，特朗普赢了，他为自己的极端表现开心不已，并认定自己的逻辑是对的。如果特朗普将这份自信带入到国际舞台和国内执政中，将带来极大风险。二是特朗普执政后仍将维持保守的政策。奉行“美国优先”政策，采取强硬态度来调整对外和对内政策。对外关系方面，特朗普政府会更加注重欧洲，尤其是与俄罗斯关系，重新审视TPP和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货币政策方面，考虑到特朗普曾多次批评低利率政策，在市场稳定后，美联储有可能会重启加息进程，而且步伐可能加快。财政政策方面，实施的财政刺激方案，通过对普通居民和企业减税，实施再工业化进程，保护工人和中产阶级利益，鼓励国内就业。此外，对移民政策保持强硬立场。

特朗普新政对美国经济增长有利有弊

第一，主张全面减税和加大基建投资的积极财政政策，有利于改善老化的基础设施，增加国内总需求。特朗普主张对企业和居民减税，通过刺激投资和消费带动经济增长，增加税源。特朗普的减税计划包括让高收入者受益，将最高收入者的所得税从39.6%降到25%；将企业税率降至15%以下；年收入低于25000美元的个人和低于5万美元的夫妇不必纳税；允许企业把海外利润带回美国，按10%的税率一次性纳税。此外，他还希望调整财政开支结构，主张改革美国全民医改法案，缩减外交和军事开支，将节省出来的资金用于加大基建投资，这样既不会增加财政负担，又能达到刺激经济的作用。从长期看，尽管特朗普实施的财政刺激方案，会导致美国政府债务负担上升，触及债务上限，但通过对普通居民和企业减税，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吸引海外资本回流，实施再工业化进程，会提高本国制造业活力，提升劳动生产率，刺激消费和经济增长。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动态平衡将为美国经济长期复苏提供良好的环境。

第二，收紧货币政策可能会加剧政府和私人部门债务负担。特朗普多次批评美联储的低利率政策，宣称撤换美联储主席，支持以较快节奏加息，改变低利率环境。2016年12月美联储议息会议再度加息，未来几年美联储也将处于加息周期。这虽然会驱使资金从虚拟经济流入实体经济，但过快增长的基准利率将增加美国政府和私人部门的债务负担，挤压特朗普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空间。

第三，限制移民政策不利于改变劳动力供给不足局面。在移民政策方面，特朗普坚决反对非法移民进入美国。声称要改革美国的移民制度，保护南方边境，要终止“出生公民权”和递解所有非法移民。并提出扣押来自非法工资的所有汇款；对墨西哥企业主管和外交官增加临时签证费；增加过境卡收费；增加对墨西哥的所有NAFTA(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工作签证收费等。其本意是希望通过阻止外来移民流入，保护本国居民就业机会，但此举可能会加剧美国劳动力短缺现象，提高美国工资，增加企业负担。

第四，激进反全球化的贸易保护政策对美国经济并非最优选择。在全球经济弱复苏、国际贸易低速发展背景下，贸易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思潮兴起。特朗普主张贸易保护主义，反对现有的北美自由贸易协议和TPP；主张提高关税，对中国等“汇率操纵国”进行报复；对于损害美国制造业的不公平外国竞争者(指中国、墨西哥等)采取更严厉的贸易手段。这对美国经济来说并不是最优选择，美国是继英国之后，获得全球化红利最多的国家。美国通过进口廉价商品，将更多生产要素集中到高科技和新兴产业中去，带动了科技进步和产业创新发展，维持了经济强势地位。如果美国对中国等国的进口产品征收关税，会导致国内物价快速上涨，并使得美联储加息节奏将比预期要快，这会伤害美国经济。贸易保护政策也起不到增加就业的愿望。贸易伙伴可能采取报复性措施，意味着不少美国出口商亦可能失去海外市场，难以达到增加本国就业的目的。

特朗普新政对中国经济将带来重大影响

当前，中国经济仍然处于进一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经济新旧动力切换、新旧模式转换的关键时期，特朗普当选后，国际发展环境和条件将更加复杂多变，不确定性显著上升，经济减速压力依然存在。特朗普新政中，针对中国、遏制中国崛起的政策主张所占的比重非常大，对未来一段时期内将对中国经济产生五大影响。

一是军事与外交政策挑战中国核心利益，中国需要腾出更多资源予以坚决回应。特朗普还未上任，就已经通过“特蔡通话”事件给中美关系制造了新的障碍。从特朗普新政的取向看，“重返亚太战略”只会变本加厉，并且通过缓和与俄罗斯关系，通过从东欧、中东等地区战略性撤出，将中国视为唯一具有与其抗衡能力的假想敌。因此，未来中美政经与外交关系将围绕东北亚、台海、南海等诸多敏感地带展开博弈。从国民经济发展的角度看，在和平发展前提下，财力承受范围之内的国防预算增加是提升需求的来源之一；但是，中美博弈一旦突破“和平”红线，势必将使国际环境发生重大震荡，对中美经济乃至世界经济带来意外冲击，这个风险不容忽视。

二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刺激美国基建投资，对中国带来一定的发展机遇。全面减税、扩大基础设施建设开支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将对美国投资与消费起到一定的拉动作用。中美两国互为最重要的贸易伙伴，来自美国的投资需求增加将会推动中国相关可贸易产业的发展。以基础设施投资为例，根据特朗普的施政框架，要推出5500亿美元的投资计划，重建道路、桥梁、机场、中转系统和港口。美国商会估计，从2013年到2030年，美国的运输、能源和水利等领域的基础设施建设至少需要8万亿美元新投资，平均每年4550亿美元左右。而美国国内的公共资金、建筑材料、建筑设备与劳动力方面都存在严重不足，中国在这方面正好具有比较优势，可以通过金融投资、商品出口和工程承包等方式参与其中。

三是美联储货币政策正常化进程将加快，增大中国的经济与金融稳定风险。过去两年中，美联储已经开始通过退出量化宽松政策和两次加息，启动货币政策正常化进程。特朗普新政下，这一进程将会加快，特别是在减税刺激消费、基建投资加快和大宗商品价格企稳回升的背景下，就业形势好转，通胀压力增加，加息周期可能会持续多年。在当前世界经济疲软，欧洲和日本仍在加大货币政策宽松力度的背景下，美联储加息将加剧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和新兴市场资本外流，中国也首当其冲受到影响。人民币贬值和国际资本外流是两大挑战，不利于中国经济的稳定发展，更是带来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压力。

四是振兴制造业的“再工业化”政策，将对中美经贸往来产生多重影响。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使美国意识到实体经济的重要性，特朗普在竞选时公开号召海外企业回归，通过税收优惠吸引迁移至海外的美国资本回流，主张在基础设施建设中更多采用美国本土制造的产品,以振兴制造业，这将对中美经贸往来产生多重影响。一方面，由于产业结构和比较优势的互补性，中美之间的贸易和投资是互补关系，而不是替代关系，因此美国资本回流、更多的使用当地产品将不可避免的减少双边贸易和投资额。另一方面，特朗普主张发展创新型、高科技型和高附加值的新兴制造业，这将稳固美国企业在国际产业价值链中的优势地位，挤压中国企业在国际分工中地位提升的空间和可能性。

五是激进的贸易保护政策将加剧中美贸易摩擦，对中国对外出口产生不利影响。特朗普主张贸易保护主义，其过渡团队正考虑对从海外进口的所有商品征收5%的一致性关税，对于其认为的损害美国制造业的不公平外国竞争者(指中国、墨西哥等对美贸易顺差国)采取更严厉的贸易手段。尽管其宣布退出TPP对中国出口贸易格局有利，但这不会带来出口的额外增加，然而，如果美国真的将惩罚性关税付诸实践，将直接冲击我国出口贸易。美国目前是我国最大的出口市场，2015年对美出口金额为4095亿美元，占我国出口总额的18%。根据笔者的测算，如果美国对华征收5%的一致性关税，将使中国对美国出口总额下降7%左右。届时，中国可能采取报复性措施，中美贸易摩擦将加剧，相关进出口商将面临更多的政治风险，这将严重伤害我国出口贸易。

（王家强为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研究员，王有鑫为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研究员。本文编辑/丁开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