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金融评论

文/中国民生银行董事长洪崎

当前，比经济增速放缓更值得关注的是，资金脱实向虚的现象日益严重。本文认为，解决上述问题需要多管齐下，金融业要以服务实体经济为己任，与实体经济形成良性互动，助力中国经济转型升级。

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增长6.7%，结合7月-8月主要数据看，经济运行初现趋稳迹象。虽然未来还会有小幅波动，但大体可以判定，宏观经济已基本处在L型底部区域。当前，资金脱实向虚的现象日益严重。长此下去，不仅损害实体经济，也必将影响金融持续发展。因此，要全面深入分析原因，加快扭转脱实向虚态势，使金融体现本质要求，更好服务实体经济。

如何认识当前经济增速放缓

经过改革开放近40年的发展，中国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在经历了轻工业、重工业的快速发展阶段后，目前已进入工业化中后期。高污染、高能耗、低效率的重化工业逐步向清洁化、智能化、现代化方向升级，服务型和消费型经济正在形成。1978年-2015年第三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从25.4%提高到50.5%，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从39.4%提高到66.4%，接近了发达国家水平。

国际经验表明，发达国家进入后工业化时期以后，服务业在产业结构中占主导地位。由于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相对制造业来说总体偏低，经济增速通常会放缓并回落到一个新的均衡的增长区间。以日本为例，经过战后恢复重建，上世纪60年代日本开始加速推进工业化进程，1961年-1973年日本GDP保持了年均9.8%的高速增长，在基本完成工业化以后，1974年-1985年经济增速回落到4%左右，美国、英国、韩国等也都经历了类似的由产业结构升级引发的经济增速换挡过程。在换挡之后，发达国家经济基本都在新的水平上达到了长期均衡，并且普遍将实现充分就业作为宏观政策目标。

从1978年改革开放到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前，我国GDP年均增速在10%左右，保持了近30年的高速增长。近年来，科技进步、人口增长、经济全球化等过去数十年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都先后进入换挡期，我国经济增速逐步回落，这不仅是周期性因素导致的下降，同时也是适应世界经济、科技深刻变化的结果。从我国当前的经济和产业结构特点以及潜在增长率来看，服务业和消费每年将带动经济增长4%左右，工业和基础设施建设每年带动经济增长2%~3%，因此，今后几年我国经济增速保持在6%~7%的增长区间是完全可能的。判定这个增长区间是否合理，主要应以能否实现新增1000万人/年就业目标为标尺。今年上半年我国城镇新增就业717万人，完成全年目标的71.7%，说明这个经济增速是适宜的。

不过，“唯GDP论”在一些地区和官员意识里依然存在，在实际工作中，对产能过剩、技术落后等行业领域继续抱残守缺，延缓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进程，不利于经济的转型升级和长期发展。

如何看待资金脱实向虚问题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曾指出，金融的首要任务是要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实体经济不发展，是金融最大的风险。总理的话深刻阐明了资金脱实向虚的危害。近两年，我国资金脱实向虚现象严重，资金在金融领域空转增加，推高了资金成本，大量资金涌向房地产等金融属性较强的行业，加剧了资产泡沫，累积了系统性风险。因此，尽快扭转脱实向虚，已成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当务之急。

但到底什么是脱实向虚？成因有哪些？似乎还没有达成共识。笔者认为，从“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本质要求”这一论断出发，广义的脱实向虚，既包括金融层面，也包括实体企业自身，其实质就是资金在金融体系内部循环或者企业活动金融化。

从金融方面看，传统信贷转向票据、同业和理财等，表内业务转向表外，金融机构当通道、做过桥、加链条、放杠杆，资金在金融机构内部空转或提高资金成本。

从实体方面看，今年以来，狭义货币（M1）增速持续走高，8月末增长25.3%，比广义货币（M2）增速高13.9个百分点，比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高17.2个百分点。但部分企业并未将资金投入到生产经营中，而是用于购买理财产品、炒股票，热衷资本运作“赚快钱”等金融活动。还有的企业资金大量流向房地产、大宗商品期货等金融属性强的领域。在很多城市库存高企的同时，部分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还在不断制造地王，上半年全国50个主要城市共拍出219宗“地王”，高企的地价和房价不仅恶化了制造业生存环境，也给房地产市场未来发展埋下隐患。此外，在钢铁、煤炭等行业依然面临巨大的去产能压力背景下，短线资金脱离基本面，炒作部分大宗商品期货，加剧了金融市场波动。这些都说明，企业行为短期化、金融化程度提高，助推了资金脱实向虚。

造成当前资金脱实向虚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政策落实不到位。2016年前8个月，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8.1%，其中民间投资增速放缓至2.1%的历史低位。长期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国务院先后颁布了“非公经济36条”和“新36条”，阻碍民间投资的“水泥墙”已经推倒，但是影响民间投资的“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依然存在。需要各级政府切实解放思想、转变观念，积极落实中央的相关政策，提振民间投资信心。

其次是投资回报率下降。自美国次贷危机爆发至今，已过去了8年，然而世界经济仍处在深度调整期，复苏动力不足，金融市场反复动荡，国际贸易和投资持续低迷，主要经济体的结构性改革依旧步履蹒跚。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人口红利结束以及土地、资源、环境等成本提高，我国劳动生产率回落，导致投资回报率下滑，企业投资意愿降低。研究表明，目前我国投资回报率不足3%，比次贷危机前8年平均水平低5～7个百分点。

再次是部分金融机构过度追求利润的结果。金融机构作为市场化的企业，获取利润无可厚非，但随着我国金融市场化程度不断加深、同业竞争日趋激烈，个别金融机构绩效考核短期化导致经营行为异化，脱离实体经济，通过所谓的金融创新，规避监管，实现监管套利。这种看似理性的微观行为，若金融机构纷纷效仿就会导致合成谬误。近期多起票据风险案件就是例证。

尽快解决资金脱实向虚，不仅重要而且紧迫，关系到我国经济能否顺利转型成功。因此，需要多管齐下，特别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金融业要始终以服务实体经济为己任，与实体经济形成良性互动，助力中国经济转型升级。

商业银行如何服务好实体经济

一是推进供给侧改革，增加金融供给。融资难、融资贵一直是实体经济特别是中小企业面临的难题。究其原因，主要是我国金融供给方式单一、数量有限、定位雷同。为此，要加快推进金融供给侧改革，培育公开透明、健康发展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提高直接融资比重，丰富企业融资渠道，降低企业杠杆率。近两年，民营银行设立已进入常态化，下一阶段要加快发展民营银行以及普惠金融和多业态中、小微金融组织，并通过制度设计、政策调节、监管规范等手段构建差异化竞争、特色化经营的商业银行体系。

二是金融综合化经营，创新服务方式。多年来，我国金融业实行“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体制，在维护金融体系稳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近年来，随着客户对金融服务需求多样化程度提高和金融创新的不断深化，客观要求银行等金融机构走向混业经营。从中长期看，要改革和完善金融监管体制，实现从机构监管向功能监管的转变，顺应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需要。短期内，可以扩大金融机构综合化经营试点，鼓励投贷联动、债转股等产品和服务创新，提升银行服务实体经济能力。

三是抓住经济升级机遇，突出重点服务领域。金融机构要更好服务实体经济，就要紧紧抓住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机遇，当前特别是做好绿色金融和普惠金融。在绿色金融方面，监管部门和银行内部的考核政策都要向节约资源的技术开发和生态环保倾斜，引导资金流向相关产业和企业，同时银行机构自身也要避免过度投机行为，促进金融业自身的绿色健康发展。在普惠金融方面，要完善监管政策，对需要支持的重点领域和重点人群给予差别化监管，完善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社会诚信体系，金融机构也要根据自身实际制定实施特色经营战略，增加对普惠金融的长期投入。

四是抓住科技进步机遇，金融科技互促共进。银行业历来是技术创新的积极支持者、运用者。当前，新一轮产业革命加速酝酿成长，使银行加快应用新技术提高竞争力必要且可行。一方面，要适应高风险、高收益、周期长的科技创新行业的特点，探索形成新的金融服务方式，引导资金更多流向科技创新行业。另一方面，金融机构也要加快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现代科技成果的应用，不断提高服务效率，降低服务成本，增加服务供给，用科技武装传统银行，打造未来银行，更好服务实体经济。

本文编辑/丁开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