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金融评论

文/贵州省政府金融办综合处主任科员熊华乔

本文总结了美国金融决策层处理2008年次贷危机的经验，希望通过汲取其危机救助经验,在中国金融改革的推进过程中做好风险防范。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已过去8年，当年救市“三剑客”——亨利·保尔森、蒂姆·盖特纳和本·伯南克先后出版《峭壁边缘：拯救世界金融之路》《压力测试：对金融危机的反思》和《行动的勇气：金融危机及其余波回忆录》，详解当年次贷危机的政策制定、措施应对和协调策略，展露心路历程和救市战略战术，为我们更加深入真实、更加全面详尽理解这场危机，提供了大量鲜活资料。时任美国财政部长保尔森、时任美联储主席伯南克、时任纽约联邦储备银行主席盖特纳(接棒保尔森任财政部长)作为救市铁三角，和衷共济，高效作业，有效阻止了更大金融灾难的发生，有效维护了美国国家经济金融利益，保护了美国国民的财产收入，很快实现就业机会提升和经济复苏，为世界金融危机应对提供了镜鉴。

美国次贷危机应对的思想框架：新凯恩斯主义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与指南，在危机处置中意义重大。伯南克指出，在金融危机应对中，需要找到一个连贯性、遵循性的思想框架来指导，这个思想框架和理论就是新凯恩斯主义。融合了新古典学派及其他经济学派思想的新凯恩斯主义理论认为，由于市场失灵，特别是经济极度衰退，需要政府戮力行动。因为，市场经济的调整过程运转缓慢，在面临持久性的巨大冲击时，极有必要施行政策干预。2008年次贷危机发生后，基于对20世纪大萧条教训的深刻认识，美国决策层对经济进行果断快速、直接有力的干预，在较短时间内改变了经济自由落体和金融负向加速器的状态。

金融危机主要肇因于次级贷款泛滥、房价出现大量泡沫、恐慌性踩踏和没有跟上创新的监管体系。当金融危机的影响超出金融业，蔓延至实体经济，对制造业、房地产业、零售业等日常生活领域产生负面连带影响时，无论央行向金融系统注入多少资本，无论利率降得多低，其推动增长的努力被过度借贷造成的产能过剩所削弱。当想借款的人很少且愿意借款的银行也很少时，低利率效用甚微、海量信贷刺激失效。

在经济繁荣时期，银行过度扩张。在经济下行时期，银行竭力自保——选择防御性撤退，大量囤积资金。这种以现金为王的策略，个体理性合成整体谬误，导致总体商业活动断氧，经济趋于停滞。救市的关键，是要让流动性有效循环起来。信贷是经济的命根子，若金融形势得不到改善，就业机会减少，失业率将升高。需要竭力避免滑入通货膨胀和经济放缓的典型困境，避免进入金融加速器恶性循环：经济衰退往往会吞噬信贷流量，反过来会导致经济衰退更加糟糕。

2010年4月20日，美国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就雷曼兄弟破产举行听证会，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玛丽·夏皮罗、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左二）和美国财政部长盖特纳（左一）等人出席。

美国救市“三剑客”的领导艺术和行事方式

保尔森、伯南克、盖特纳三人能穿透复杂情况，精准把握杠杆及支点，无论遇到什么障碍，都能集中精力做出正确的决策。他们深谙宏观经济和货币政策，了解金融市场、资本市场的运作方式，推动制定的公共政策，尽可能向市场传递清晰和强烈的信号，同时保留必要时改变方向的回旋空间。

从善如流，万机决于公论。应对次贷危机的每一个决策都经过广泛的分析和务实理性的辩论，允许激烈对抗性辩论以在充分竞争的言论中寻求最大公约数、进而择优决策。伯南克领导下的美联储是一个具有强大思想力的组织，他充分重视坦率的讨论，让各类新想法不断浮现。伯南克主持会议时，经常最后一个发言，避免对他人意见造成不必要的压制。保尔森深谙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的理政哲学，他在担任美国财政部长时经常与金融企业CEO和首席风险官密切沟通，走出自己的办公室与属下直面交流，体察民情，实时真切了解一线信息，着力提振士气、避免错误。他重建财政部市场厅（Markets Room）,建立起对华尔街和世界各地经济金融独立实时的监测系统，掌握决策需要的第一手可靠数据，了解数据背后的真相。有金融危机拆弹专家之誉的盖特纳以强大的非权力影响力，吸引一批既聪明睿智又恪尽职守的追随者，锻造团队力克时艰。他时常鼓励不同部门之间开展激烈的讨论，鼓励大家发挥创新思维，其招募的幕僚，没有愚蠢者、爱炫耀者和爱发牢骚者。

不确定性是所有金融危机的核心问题。面对内在不确定性，表面合理的决策有可能好心办坏事、导致可怕的结果。在不确定性面前，金融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须持谦卑之心和敬畏之态。中央财办主任刘鹤在《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研究》中写道，危机爆发后，决策者总是面临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和经济问题政治意识形态化的三大挑战，市场力量不断挑战令人难以信服的政府政策，这使得危机形势更为糟糕。更重要的是，人之一生遇到大危机的概率往往唯一，决策者一方面经验缺失，另一方面须直面多重考验。决策层若无历史远见、战略定力和坚毅勇气，没有勇于向历史争地位的胆略与气魄，将困囿于短期民意绑架、政治程序锁定和意识形态束缚。

面对危机，保尔森、伯南克、盖特纳直指问题核心，在第一时间找出问题的实质，从系统性、控制性、关键性的问题入手，破题求解，着力恢复信心，怎么有效怎么做。应对危机时既有灵活性、原则性和创造力，又守住法治的底线。面对危机，救市“三剑客”在众声喧哗之中恪守定见，坚定不移推进正确的事并以正确的方式行事。在决定层内部保持制定政策的相对独立性、专业性和前瞻性，同时防止民粹主义绑架公共政策，加强与立法机构、专家学者、社会大众等的沟通交流，为政策发挥最大效用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银行就像经济的循环系统。主体经济在金融系统修复之前不可能复苏，没有金融系统的正常运作，无法正确配置资金需求，无法保护储户的存款安全，不能帮助家庭和企业投资未来，经济难以增长。救市“三剑客”坚定不移地让金融体系中最弱的部分消亡，允许房地产方面做出调整，力避金融体系出现灾难性崩溃，以保护国家经济和每一个国民的利益。他们配备了全套金融武器、且有强力的危机应对“火箭筒”（即没有限制的授权），包括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一种非常激进的调整银行体系资本结构、支持金融市场的策略。让最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银行接受压力测试，通过压力测试体检银行，修复金融系统，保障经济复苏。

美国金融危机应对的启示与意义

在危机中政府和中央银行最重要的工具，是当金融系统需要流动性时，有扩大最后贷款人权力的能力；拥有允许倒闭的金融公司依次逐渐减少的决定权；拥有存款保证金以避免发生银行挤兑，更广泛的应急权力用来担保其他金融负债。伯南克在处置危机中祭出四大工具，降低利率支持经济，提供紧急贷款增强金融体系流动性以恢复稳定，以救助举措防止金融机构无序倒闭，对具有系统重要性的大银行开展压力测试、整体评估。

身处经济衰退时期、通货紧缩时期或者二者并存时期，决策者需要最大限度保持金融稳定，采取有力的货币政策，推动货币流通量恢复到正常水平，推动就业水平向好发展。金融危机期间决策者必须果断行动，阻止最危险的资产贱卖传染蔓延，既要为银行提供短期借贷，又要为其注入资本。必须推进监管机构合理化、系统化，消除职能重叠、弥补监管真空。基于系统性的视角，不断强化监管以及时发现并消除风险和脆弱环节。

观照我国经济金融现状，需要集中精力，扎实应对，切实办好自己的事；需要深化改革、放松管制，提升资本边际报酬率、增强企业信心；需要拿出勇气，回归常识，推进所有权改革取得成功。当前我国金融分业监管体系存在监管竞争、信息分割和难以协调等短板，“铁路警察，各管一段”和画地为牢式碎片化监管状况，“谁的孩子谁抱”金融压抑式监管理念，缺乏对系统性风险的整体评估、协调与应对，缺乏全局性穿透式风险监控的监管机制。我国金融控股公司以交叉持牌或交叉持股等不同形式介入多种业务领域，跨市场金融产品以传统或互联网金融形式迅速发展。而分业监管机构目标各异、法律法规分散、沟通协调不畅，缺乏达成一致行动的决策和执行机制，无法及时有效应对综合经营中可能出现的系统性金融风险。中央银行在法定职责上负责金融稳定，然而缺乏相应的监管信息、监管手段和政策工具，针对顺周期和跨市场风险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不完善不给力。

着眼当前，金融改革的首要目标是提高金融体系抗风险御危机的能力，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按照推进国家金融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牢固树立市场观念、契约精神、法治意识和国际视野等现代治理理念，提高财政金融治理能力精益化水平，提升金融政策的精准度和公信力，做到金融监管权责对等、有力有效，做到监管全覆盖、无漏洞。同时，须让公众明白，起火了消防队员在哪里，且消防队有充足力量灭火。危机处置之要，是尽可能快地阻断风险传导，稳定市场信心，让市场恢复常态。

积极适应金融机构混业化、金融交易跨市场化、资本流动网络化的发展趋势，形成协调高效、有效统筹的监管框架，在宏观审慎监管体系中，重点突出央行统筹、协调的核心地位，由央行负责监管所有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金融机构，充分主导宏观审慎政策制定、执行和统筹重要金融基础设施、金融业综合统计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进一步提高对银行资本水平和流动性的要求，对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银行和非银行类金融机构，在资本充足率、流动性和风险管理等方面制定严格的标准。进一步完善宏观经济管理制度，为经济和社会发展建立稳定器和刹车系统。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和社会减震网，形成较好的安全网络。（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本文编辑/陈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