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金融评论

文/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助理、中央外汇业务中心主任 殷勇

财富管理如何在改善贫富差距和使普通民众共享发展成果方面发挥作用，是值得探讨和研究的重要问题，本文认为贫富差距扩大有内在的正反馈机制，并针对财富管理如何为缩小贫富差距而服务提出解决的建议。

贫富差距扩大是很多国家面临的重要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以美国为例，根据有关计算，截至2012年前10%的富人占有美国全社会财富的比例高达77.2%，也就是其他90%的人所拥有的财富比例还不到23%。进一步看，前1%的富人拥有社会财富比例高达41.8%。再进一步，前0.1%的富人所占财富比例达到22%。如果再进一步，前0.01%的富人仍占社会总财富的11.2%。同样情况在欧洲也存在，从前1%的富人所占财富比例来看，欧盟二十几个成员国最低的斯洛伐克也达到7.9%，最高的德国占28.9%。另外，过去30多年来富人变得更富的趋势更为明显，例如美国最富的0.01%的人群所占社会财富的比例在这个期间内平均每年提高近0.3个百分点。

中国的贫富差距问题也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十三五”规划等都对缩小贫富差距有重要的政策表述。贫富差距带来的问题是什么呢？实际上是使得大多数人没有更好地分享到全球经济增长的成果，使得反经济全球化、民粹主义和极端主义等意识形态有了抬头的“空间”和滋生的“土壤”。

贫富差距扩大有内在的正反馈机制

反馈是系统理论中的一个概念，大致可理解为把一个系统的输出与输入相关联的机制。正反馈的机制会使得输出不断地扩大和发散，与负反馈是相反的。正反馈往往和一个系统的不稳定和崩溃联系在一起。类似的正反馈机制在社会财富领域一直存在，古人对此已有很明确的表述。比如在西方社会有所谓的“马太效应”，即“凡有的，还要加倍给他叫他更加多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中国古代哲学家老子也有类似的表述，“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损不足而奉有余”。其实这些都描述了一个现象，即当一个人在某一个方面获得成功以后，就会产生一种积累优势，这种优势会使得他有更多的机会取得更大的成功，这就是一种正反馈。

从财富的简单数学模型也能理解这种正反馈的机制。财富存量以复利方式增长，财富和时间（T）的函数实际是指数函数：

随着时间的积累，财富的存量以指数化增长，同样地，财富的差距也会以这种方式扩大。这其中还隐含了一个假设，即富人和穷人都把所有财富进行投资，同时富人和穷人的投资收益是一样的。在这样两个很强的假设下，财富的差距仍会逐步呈指数倍扩大，这就是一种正反馈的机制。

而现实情况更倾向于，富人和穷人进行财富管理的边际程度差异很大，富人更愿意做财富管理，而穷人的财富管理程度比较低，同时富人有更多的渠道去做财富管理，所以富人的财富管理收益率比起穷人的要高，这样就进一步扩大了正反馈的机制。可见，贫富差距扩大有内在的增长机制。

国内政策实践中可能存在一些正反馈机制

目前，从不同类别的存款门槛来看，大额存单具有收益率较高而流动性稍强的优势，但这种机制同时设定了个人投资者最低30万元的起始门槛（最近降低至20万元）。从债券投资看，个人投资者进入银行间债券市场的要求是年收入不低于50万元，名下金融资产不少于300万元。从股票投资看，普通投资者参与沪港通渠道要求个人证券账户资金不少于50万元。从另类投资的渠道看，私募基金要求投资者的金额大于100万元，个人净资产大于1000万元，个人金融资产大于300万元，近三年平均收入大于50万元。

而从贷款端来看，对于中小微企业的贷款利率明显高于大企业，甚至对最穷的人的扶贫款，即使是国际上公认的最好的扶贫贷款模式，贷款利率也往往高达10%～20%。最后从收费看，常常讲“薄利多销”，对于交易流量大的投资者设定的费率较低，因此较富的人面临的交易成本也较低。

所有这些其实都体现出正反馈机制的政策设计。这些设计可能出于不同的考虑，比如有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的考虑，有规模经济效应的考虑，有风险防范的考虑，可能也有一些是从政策管理角度省事的考虑。不管这些考虑是从多么合理的角度出发，不能忽视一点，即财富差距扩大以后，其所导致的负的外部效应，比如社会不稳定、全球化的倒退、民粹主义上升、极端势力的滋生等后果，就会使得真正的机会成本大大超过政策考量中所能计算出来的收益。

财富管理如何为缩小贫富差距而服务

因此，对于财富管理如何为缩小而不是扩大贫富差距而服务，可以考虑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

一是要加强对普通民众理财意识和知识的普及教育。通过自己的劳动获取收入来增加财富，是我们最朴素的想法。但实际上，劳动创造收入虽然是最基础的积累财富的手段，但它只是一种单利模式的收入，而财富管理通过将收入不断再投资，其机制是一种复利模式。单利模式是一种线性增长的模式，而复利模式是指数增长的模式，随着时间的积累，两者的差异会变得越来越大，这就造成世界上财富的不平等大大高于收入的不平等，财富的基尼系数大大高于基尼系数，很多国家财富基尼系数都几乎接近于2倍的收入基尼系数。所以要加强对普通民众理财意识和知识的教育。

二是利用集体投资计划提高普通民众参与投资和获得收益的能力。集体投资计划能够规避现行政策机制设计中可能存在的容易产生正反馈效应的不利制度障碍。比如共同基金，将大量个人投资者资金汇聚成基金池的时候，就可以作为机构投资人拓展更多投资渠道。同时，金融机构作为财富管理计划的提供者，面向普通老百姓提供财富管理服务时，应该争取提供价廉物美的产品，要那些规避复杂的、高收费的、“雁过拔毛”的，甚至“杀鸡取卵”的产品，真正让普通老百姓能够享受到经济增长带来的财富积累作用。住房公积金、养老基金也是集体投资计划，但长期以来这些基金的投资政策设计显得偏于保守，例如，住房公积金仅按活期存款或3个月定期存款基准利率计息，2016年上调至一年定期存款利率，但我们从公开数据看到社保基金所管理的全国保障基金过去15年平均年收益率达到8.8%。不同的政策设计，使普通老百姓的财富积累能力产生了巨大差异。住房公积金、养老基金在普通老百姓财富中所占比例大大高于富人，如果把这样一些集体投资的机制用好，对普通老百姓是有益的。

三是完善政策设计，将外在性引入到各种政策的成本效益评估中。最重要的是要打破一些习以为常的思维，在出台新的政策，在考虑是否设定新的门槛的时候，一定要认真思考是否有利于让广大老百姓更好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更多考虑其是不是雪中送炭，而不是锦上添花。

（本文编辑/王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