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清华金融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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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清华金融评论》王蕾
2008年次贷危机让中国金融监管部门开始构思混业监管的框架,直到2015年年中股市因杠杆资金入市引发的剧烈震荡,更加触发了各界对金融监管框架改革的思考与推动。有学者建议,扩大央行职能,合并三会,构建统一的监管框架。对此,对外经贸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首席研究员苏培科在接受《清华金融评论》专访时表示,一行三会合并不太现实,几个部门加在一起去管原来的事情,管起来难度也不小,如何协调考验整个顶层的智慧。
随着中国金融控股集团的出现,金融机构的全牌照经营使得分业监管框架已经不能适应市场的发展。通道业务的出现使得机构业务同一化趋势愈加明显,投资属性产品同质性提升,然而这些产品分属不同金融机构,因而分属不同部门监管,不同的监管标准使得监管套利的事件也不断发生。此外,除一行三会之外,其他部门的参与监管使得中国金融市场的监管实际上呈现“五龙治水”的特征。这使得货币政策等金融政策在执行的时候或会发生一些变异,包括监管的协调性不够等。甚至有时会发生“神仙打架,百姓遭殃”的局面,也容易出现监管重叠、或者监管真空的局面。
苏培科认为,目前互联网金融的发展促使新型金融业态不断涌现,在“互联网+”的模式下,金融的发展促使新的商业模式的改变,新型的金融活动亦需要监管的与时俱进。同时中国金融监管还应该考虑跨境资本流动,包括跨境金融活动和中国在全球化战略下的金融协调等。“现在资金在全球肆意流动,而监管却在国门之内,缺乏整个统一协调的监管机制。这种情况下,监管跟不上的话,最终一个国家的问题可能会造成全球的金融危机。”苏培科表示。
相比较而言,1929年之前美国实施混业监管的框架,1929年大危机导致了整个系统性崩溃后,迫使美国采取了从严监管、分业监管的模型。直到80年代之后,美国金融监管在金融机构探索下,不断地冲破原有框架,在金融活动不断叠加的情况下,最终美联储实施了统一的监管架构。2008年,美国的《金融改革法案》里加大了美联储的监管权力,合并了期货交易委员会和证监会,形成了混业监管的架构模式。
那么中国能否向美国一样,实施以央行为主导的监管架构呢?苏培科认为,合并三会对中国来讲不太现实,因为沟通协调起来难度较大。“可以搞一个类似国家金融安全的监管委员会,或者是成立一个监管小组,这个小组可行性更好一些,有一行三会部门的参与,更高决策部门也出一些人,这样的话它的权力、包括协调性都是够的。”苏培科建议。
“成立这样一个机构不是为了把权力集中,而是要高度的,更加充分的尊重市场化的原则,保障市场化运行的机构,而不是以此来集中权力做一些其他的事情,这是设立的原则。”苏培科表示,“我们希望这是一个高度市场化的部门。”
苏培科建议,这个部门一定要脱离部门利益,真正以国家利益为重,以投资者、市场的利益为重。要高度重视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的协调,在采取跨境金融监管时注重支持和保障中国企业“走出去”,使其相关金融活动走得更加畅通。
在苏培科看来,监管小组还应该协调统一监管的步调,让整个政策的运行,或者是机制的运行更加畅通。同时研究制定一些前瞻性的政策,而不是由市场相机抉择,需要有一些主动性,战略性的思考,包括搞一些顶层设计。在政策推出时还应该有人把关,不能让个别部门拍脑袋就推向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