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金融评论

当下的中国银行业，让我不禁想到了一句歌词：“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翻开一直被我们奉为圭臬的《货币银行学》一书，“商业银行具有信用中介、支付中介、信用创造和金融服务等四大基本职能”的论述赫然在目。而如今每一个银行人都颇感“无可奈何花落去”，因为传统商业银行的职能正在被逐步替代。难道，经典的《货币银行学》已到了需要“修订”乃至“重写”的时候了？

变局：“新金融”加剧金融脱媒

其实，金融脱媒现象早已有之，并非新概念、新事物。从上世纪中期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前，脱媒成为国际金融发展中的“主旋律”，国内则主要是在近10年内才逐渐显现并不断演进的。如果说，以往的脱媒主要表现为银行业资产与负债两端的存贷脱媒。那么，这次伴随互联网大潮而来的支付端（汇）脱媒（亦称技术脱媒）则使国内银行“存、贷、汇”三大基础业务全面脱媒，且速度越来越快，大有“颠覆”银行业之势，不禁让人感到“阵阵寒意”。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国内银行业陷入了全面脱媒的境地呢？笔者以为，主要是经济、社会转型升级和技术变革创新进一步加快，并由此催生出的“新金融”加剧了银行脱媒。而作为脱媒推手的“新金融”到底“新”在何处？我想，不妨将其概括为“五个化”，即：利率市场化、资产证券化、金融业态网络化、多层次资本市场互动化以及社会资产配置形态金融化。

变局一：“利率市场化”挤压了银行被动负债空间。

与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的西方同业一样，国内银行业也被迅速崛起的货币基金“打了个措手不及”，尤其是互联网货币基金的迅速崛起，加速了利率市场化步伐，进而加剧了银行负债端的脱媒。其突出表现为：银行存款（被动负债）增长乏力，而主动负债却方兴未艾。

先从被动负债来看，全国银行业2014年存款增量仅为10万亿元，较2009年“峰值水平”少增3万亿元，且自2010年以来，季度增速整体均低于5%，像2009年上半年那样的“两位数”增速早已“一去不返”。在地处沿海的浙江地区则更为明显，存款增量由2009年的9558亿元下降至2014年的4812亿元，几近“腰斩”。其间，自2011年第三季度首次出现负增长以来，过去14个季度中有13个季度增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有人不禁会问“存款去哪儿了？”

对此，我想，一方面，是经济下行和企业不景气导致资金流量减少；另一方面，则是监管政策变化造成派生存款下降。同时，资管、网络金融等非银机构的崛起与跨界竞争，分流了银行存款。再从主动负债来看，金融债券、理财产品、协议存款、卖出回购和大额可转让存单（CD）等主动负债工具先后推出，尤其是理财产品，经过近10年发展，已成为主动负债的主流工具。据中登公司数据显示，2014年末银行业存续理财产品共55012只，理财资金余额达15.02万亿元，同比增加4.78万亿元，增长46.68%；占银行业总负债的比重为9.38%，同比提升1.96个百分点。

变局二：“资产证券化”打破了货币创造循环。

与发行股票和企业债券等直接融资相比，由于资产证券化出售的是银行信贷资产，从而打破了“存款→贷款→存款→贷款……”这样一个货币创造循环，削弱了银行的货币创造职能。并且，因资产证券化产品融资门槛较低、收益设计多样，对扩大直接融资规模有着直接支撑作用，使银行脱媒效应更强。自2012年5月国内资产证券化重启以来，银行间市场的资产证券化呈“爆发式”增长，数量和金额飙升：2014年发行65单共计2800亿元，分别较2012年增长12倍和13.5倍；据权威机构预测2015年发行有望突破100单，达5000亿元。

变局三：“金融业态网络化”割裂了银行信息流。

技术改变世界。网络金融已成为近期经济金融领域最热门的概念。这股“热潮”下，大量原本专属于银行的业务，如结算、支付乃至融资等业务，正逐渐被众多非银行机构所“瓜分”，并因此涌现出许多依托互联网技术的金融新业态，如第三方支付发力于移动支付；P2P平台抢占小贷需求；众筹服务创新企业；网络银行介入小微贷款等，银行“后台化”、“边缘化”趋势突显，“去银行化”节奏进一步加快。然而，对银行而言，最可怕的还不是市场份额的下降，而是客户资金流、物资流、信息流“三流合一”的局面被打破和割裂，有沦为“信息孤岛”的危险，发展空间日益受到挤压。

变局四：“多层次资本市场互动化”挤出了银行贷款。

随着交易所、银行间市场、债券市场、新三板、区域股权市场和柜台市场等各类市场的兴起和成熟，以及股票、债券、衍生品和结构化产品等的配套与完善，对间接融资体系形成了全面冲击。

主要表现为：银行贷款“挤出”效应明显，在社会融资中的占比持续下降。从全国银行业来看，贷款增量2009年出现拐点，后续几年逐步下行，持续低位徘徊，直至2014年才勉强恢复到五年前水平。其间，季度增速基本处于3%-4%之间。同期，新增人民币贷款在社会新增融资中占比也降至60%左右，降幅达10个百分点。从浙江银行业来看，贷款增量也“一路下行”，由2009年的9041亿下降到2014年的4575亿。其间，增速不仅持续走低，而且长期低于全国水平。反观，直接融资市场如各类资本市场逆势而上，高歌猛进。

从全国来看，自2013起新增社会融资中直接融资比重不断上升，2015年前9个月，新增贷款8.7万亿，直接融资总量增加3.16万亿，在社会新增融资中占到27%。从浙江来看，这一趋势更为明显。由于市场整体发育水平高于全国，优质大型企业更倾向直接融资。2015年前9个月，新增贷款4311亿元，直接融资总量增加2747亿元，在新增社会融资中占比达到39%，脱媒压力更大。

变局五：“社会资产配置形态金融化”改变了家庭财富结构。

回顾国内社会资产配置发展历史，可以发现其大致经历了三个时代，即：存款时代（上世纪80、90年代）→地产时代（2000年至2014年）→金融时代（2014年以后）。国内家庭资产配置“由实向虚”、“市场化”、“交易化”等倾向日趋明显。在家庭总资产中，2014年房产占比为52%，较2012年下降20个百分点。

其中，在家庭金融资产中，更是呈现出多元化趋势，2014年底，储蓄存款占比从2008年的近80%下降至49%，而信托、保险、基金等交易性更强、市场化程度更高的资产占比则由20%升至51％，超过一半。在家庭投资中，艺术品等投资比例逐步走高，在高净值人群中高达15%，市场整体规模突破2万亿，而且随着“份额化交易”等模式的创新和成熟，使传统的实物收藏进一步演变为金融产品的交易与投资。

困局：国内银行业“寒冬”已然来临

“溪云初起日阁沉，山雨欲来风满楼。”对所有银行人来说，2015年的冬天格外“寒冷”：一方面银行业盈利能力直线下降。2012年至2015上半年短短三年半的时间，国内银行业利润增速就画出了一条从“两位数”到“个位数”直至“零时代”的“自由落体”式轨迹。更有甚者，局部地区和机构已经出现了“负增长”。

另一方面银行规模边际效益递减。2011年，国内银行业走到了扩张之路的“拐点”，当年利润增速领先总资产、存贷增速逾20个百分点，为近年之最。此后受脱媒效应影响，银行业总资产、贷款和存款的增速虽惯性下降，但同期净利润增速的降幅更大。至2014年，利润增速分别较总资产、贷款落后3.35个和2.74个百分点；领先存款增速不足1个百分点。

在此过程中，还有两大棘手的难题。其一，存贷利差收窄。参看国际同业的“前车之鉴”，金融脱媒对于银行业的首要冲击就是存款成本快速上升背景下的利差收窄。比如，美国银行业在1986年到1990年间，受金融脱媒后利差收窄影响，几乎每年倒闭200多家中小银行。远东地区也是“概莫能外”，利差收窄曾在台湾地区造成行业系统性风险，银行业集体亏损三年，其商业银行数量也从改革前的53家锐减至改革后的38家；而那些以吸收储蓄存款为主的信用合作机构更是“哀鸿遍野”，倒闭了三分之二，由最初的74家骤降至25家。

其二，资产质量下滑。传统的规模扩张模式必然会导致管理跟不上。加之，受金融脱媒冲击，银行资负两端议价力下降，“以量补价”的“应激式反应”在所难免。这必然会衍生出诸多资产质量等问题。据银监会最新数据显示，国内银行业2015年9月末不良贷款余额已达1.18万亿元，不良率为1.59%，贷款损失准备余额已增至2.26万亿元，成了吞噬银行利润的“黑洞”。

由此可见，银行传统的规模扩张之路犹如“爱到尽头，覆水难收，爱悠悠，恨悠悠……”。

破局：国内银行业的“脱胎”之路

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经济在变，社会在变，金融在变，如果银行不变，那么在整个金融体系中的份额与影响力将不断削弱，甚至在某些领域被边缘化。因此，要不为眼前的烦恼所困，不为当下的挑战所扰，善于洞察和捕捉变化中的机遇，加快转型，“脱胎换骨”，度过时艰，迎接下一轮的发展“春天”。

转变之一：经营理念从注重规模扩张向追求质量效益转变。面对新形势，银行业要牢固树立“质量”和“效益”引领的新理念，摆脱长期以来形成的“规模情结”和“速度情结”，彻底摒弃“以规模论英雄”、“以速度显高下”的惯性思维，不断增强质量和效益意识，坚持速度服从质量，规模服从效益，走“质效引领”的发展新路。

转变之二：资产业务从持有资产向经营资产转变。今后，一家银行的经营能力、竞争实力，首先取决于其资产经营能力，而非负债。可以预见，银行的经营逻辑必将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即：由“存款立行”、“以存定贷”转变为“以贷定存”、“全资产经营”。

这就要求银行从资产入手，并从持有资产向经营资产转变，其实质也就是加快推进综合化经营。在此过程中，银行首先需要依托和对接目前国内金融体系中最具活力和前景的资本市场，并整合信托、基金、保险、租赁，以及PE/VC等金融资源，为客户提供跨市场、跨领域、跨专业的综合金融服务，如投资银行、资产证券化、金融市场交易、资产管理与托管、基金运作。

并且，积极探索一些全新的经营模式。如“投贷联动”模式，即：在权益上，体现为“股权+债权”两权并行；在收益上，则是“息、费、利（分红）”并得。这个目前已经有部分银行在尝试了。待将来市场和制度成熟时，还可以探索“投贷期互动”模式，其在权益上体现为“股权、债权、期权”三权并立，在收益上则是“息、费、利（红利）、权（行使权）”并获。这无疑是未来银行资产经营的主流方向。

转变之三：负债模式从被动负债向被动负债与主动负债并重转变。从“以存定贷”到“以贷定存”不仅是商业模式的转变，更是理念的重构。这就要求银行摒弃长期来过度依赖被动负债的经营模式，学会围绕资产业务，来确定负债的时机、规模、价格、方式等要素，不仅要巩固被动负债，而且要擅于主动负债。在经营实践中，可遵循“由易到难、分步推进、厚积薄发”原则，从综合应用既有主动负债工具入手，结合其他金融市场工具逐步优化上述工具，并择机推广资产证券化产品，以实现资产负债的良性互动。

转变之四：经营业态从机构网点化向平台网络化转变。过去，银行都注重建物理网点，增人增设备。但近年来柜面业务量下降和萎缩的趋势非常明显，很多中青年客户甚至一年都不会去网点，银行可能面临“无客可服”的困境。所以，未来做银行已不再是做网点、扩渠道，更重要的是搭平台、建网络。

而衡量一家银行的服务能力和竞争实力，也主要取决于其平台承载力、网络聚合力、线上线下协同力。目前，国内多家商业银行先后“触网”，正在积极打造“准入开放、产品包容、客户共享”的网络金融综合服务平台，以期将其作为破解脱媒、再造优势的“利器”。当然，未来传统的物理网点也不会完全消失，但其职能和定位必然会发生转变，更多地承担起银行的“品牌展示馆”和“客户体验区”之职责。

转变之五：风险管理从人工经验型向数据智能型转变。众所周知，风险管理是商业银行经营管理和持续发展的“灵魂”。但目前国内银行业的风险管理，大多还是一种“直觉型”、“经验型”和“人海型”模式。而今后的风险管理，应该将确立科学的风险偏好与运用先进的信息手段有机结合，拓展大数据、信息化手段的使用范围，从经验判断向智能管理转变。

在信息积累上，通过各种系统和平台，多渠道、多维度地收集客户信息，提高有价值数据的量级和储备。在数据挖掘上，运用大数据、云计算、建模等技术，开展“多维度”数据挖掘与分析，描绘客户全景“画像”，加强信息间交叉验证，辅助风险预判和防控。在经营监测上，应对客户的经营状况、资产质量等进行持续跟踪和监测，尤其要监控关联和过度交易等风险。

转变之六：人才队伍从传统专业型向创新综合型转变。银行的“脱胎”本质就是人的“脱胎”。毋庸讳言，目前多数银行员工的思维、知识和技能仍是传统的、单一的，如做负债业务的，基本局限于被动负债；做资产业务的，大多只熟悉信贷业务……。而商业银行要真正“脱胎换骨”，需要一大批熟悉金融市场、了解互联网技术、富有商业创意的投资银行、财富管理、市场交易、私人银行、资产托管、贵金属专业人才，以及互联网金融、数据挖掘、研究分析、商业创意专家和产品体验等新型员工，打造一支跨市场、跨专业甚至跨行业的综合金融服务团队。

因此，除了通过培训、实践等手段，促进现有人员理念、知识、技能等全方位“转型升级”外，还要积极引进各类新型专业化人才，不断提升队伍素质，更新人才结构，形成群贤毕至、人尽其才的良好局面。

走笔至此，我记起了麦克阿瑟曾经说过：“老兵永不死，只是渐凋零”。此话虽恰如其分地反映了国内银行业当前的“尴尬”处境，但四季轮回，万物有常，没有“凋零”，何来“重生”？更何况“老树春深更著花”。所以，我们这代银行人要“不畏浮云遮望眼”，以自己的情怀、智慧和勇气风雨兼程，砥砺前行，去破解发展中的难题，以新的实践书写新的《货币银行学》。

文 / 工商银行浙江省分行行长 沈荣勤

来源／轻金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