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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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国发改委规划司司长徐林
在传统比较优势弱化、经济增速转向中高速增长的攻坚阶段，创新对中国转型升级的作用尤为重要。中央五中全会提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十八大文件亦提出到2020年中国要进入创新型国家的行列。中国有优质创新资源、人力成本丰富，通过研究和评估，中国有能力并且会在较短时间内进入创新型国家的行列。
中国每年有700多万的大学毕业生，六七十万硕士研究生，十几万博士研究生，其中有一大半是工程自然类的毕业生，他们是中国非常好的创新的人力资本。在国力财力增强之际，企业亦愈加重视创新。每年中国用于研发的经费占GDP的比例已超过2%，在研发经费总额上已排名第二，仅次于美国，多于整个欧盟。
投资的成果也很多，中国2013年底专利注册量超过了80万件。当年美国只有60万件。虽然专利注册总量超过了美国，但是质量还有一定的差距。在PCB专利全球100强的企业中，中国大概只有3家，但美国有25家，日本有30家。不过，星星之火多了，一定会呈现燎原之势。
当前中国金融对创新的支持，从环境和条件来看是有史以来最好的一个时期了。多年前中国发改委为此做了很多有意义的事情，比如创业投资和股权投资。早期企业风险较大，市场化投资机构不太愿意投资，发改委专门出台了设立政府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的措施，意在通过政府的创业投资资源引导和带动社会市场化的创业投资资金进入早期的科技型创业企业。还出台了税收的抵免政策等一系列政策鼓励创新。
至今，中国的天使投资、VC、PE等各类投资加起已有上万亿的资金量，不断地挖掘各种创新型企业。因此目前金融条件对创新的支持是比较充分的，不缺资金，也不缺做投资的人，缺的是好的企业。只要有好的企业，就可能发现几十家甚至上百家基金在追逐这个企业。相信有了金融的支持，政府的投入，企业主体地位的发挥，我们对中国未来创新驱动经济发展的前景比较乐观。
政府应改变支出结构来促进创新
基础研究对科技创新至关重要，没有强有力的基础研究，科技创新要取得非常困难。在这个方面政府应承担更多的责任。虽然目前中国研发经费投入已经较多，但在比例上和结构上依然存在缺陷。
首先政府支出占研发支出的比例大大低于美国等发达国家。美国研发支出占政府支出比例超过了30%，而中国大概仅为20%左右，有10个百分点的差距。
另外在基础研究领域政府投入比例偏低。创新的风险很大，如果对基础研究的支持全靠企业、靠PE、VC是不可持续的。基础研究短时间内，有些甚至在相当长时间内不能运用，不会有收益，不能转化为生产力，因此需要靠政府的支持。
因此，政府应该为投资创造更好的环境，促进PE、VC等投资机构发挥更大的作用。首先应将政府投资或出资资助的项目信息尽可能的向社会公开，让企业去捕捉这些机会，也会为PE、VC挖掘这些科研成果转化的机会提供透明充分的机会。从而降低交易成本，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其次，以往中国大型机构投资者在为PE、VC等投资基金提供资金的时候受到过多管制，因此很多创业基金募集资金相对困难。目前这种情况有所改善，比如保监会已经放松了一些管制，但未来大型机构对创投基金的出资方面依然存在空间。
再次，引导PE、VC投资早期企业的相关优惠政策还需加码。比如税收优惠政策落在高科技领域还是不够的。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之际，很多传统型企业也在转型升级，利用新技术进行业态创新或服务模式的再造，这些企业可能不是高科技，但也可以大大改善供给侧的销量、质量和结构，因此对于这样的创投项目，也应该纳入税收优惠的范畴。
如此以来，PE、VC对中国创新驱动发展的支持，将会提供更好的服务，中国创新动力也将更强。
本文编辑： 《清华金融评论》王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