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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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
中国的经济改革向来是问题导向型。供给侧改革也需要看中国经济运行和发展面临的要害问题是什么。目前，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正处在由10%左右的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的转换过程之中，背后则是结构、动力、体制政策环境的转换，可以称其为“转型再平衡”，即由高速增长平台上的供求平衡转向中高速平台上的供求平衡。
以往长时期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基础设施、房地产等相继出现历史需求峰值，出口的高增长也由于国内要素成本和汇率上升而难以为继。在需求增速回落的同时，供给侧相对应的重化工业也开始调整，但调整幅度远不及需求回落幅度，于是出现了严重的产能过剩，并引发了PPI 超过40个月的负增长，最新的PPI 已达-5.9%，导致了中国式的结构性通缩。与增速下行压力相比，更具挑战性的工业企业利润超过一年的负增长。利润负增长非同小可，持续下去将会加大金融财政风险压力。但最新数据显示，这种负增长仍在加剧。煤炭、钢铁、铁矿石、石油、石化、建材等过剩最严重行业在PPI 和利润下降中占到70%以上的份额。
中国经济需要摆脱需求底与效益底困局
中国经济达到中高速增长平衡点，将会有两个“底”。一个是“需求底”。房地产投资增速已经由以往的高增长回落到最新的月度同比负增长，当房地产投资增速由负转正时，将是房地产投资乃至中国经济从需求侧来看的经济增速触底的信号。估计这个“需求底”有较大可能在明年年中左右看到。另一个是“效益底”，即工业企业利润增速由负转正，并保持可持续的增长。这个“效益底”的出现，直接取决于减产能的力度和进度。但目前来看，仍有相当大的不确定性。如果“效益底”滞后于“需求底”迟迟不能出现，经济很可能落入低效益、高风险的特殊困难时期。
摆脱这种困局，首当其冲是高度重视并大力度减产能，同时解决其他领域“低效率洼地”问题。这样就涉及到需求侧政策的局限性。供给和需求是现代经济活动互为关联的两个方面。所谓“三驾马车”是对需求侧消费、投资、出口活动的通俗描述。有人以为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否定“三驾马车”。这种看法会导致误解，而且低估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意义。解决中国经济当下面临的转型期结构性问题，需求侧政策并非不可用，而是不能只靠需求侧政策，也难以将其作为重点。例如，对一个时期以来的通货紧缩现象，主张放松货币的声音很大。向成因看，中国目前的通缩与某些西方国家曾经出现的通缩全然不同，不是由于流动性不足，而是源于增长阶段转换期的结构性严重过剩。对此类通缩，仅是放松货币不大可能有效，这正是近些年连续降准降息、过剩问题有增无减的原因所在。
在增长阶段转换的大背景下，需求侧的刺激政策主要是防止短期内增速下滑过快，而不可能通过刺激政策使过剩产能不再过剩。这个“度”过了，可能会导致短期内现金流和经济效益并不匹配、长远效益和社会效益也难以确定的低效或无效投资。另一个同样不能忽视的问题是，注意力仅放在需求侧刺激上，很可能错过减产能、实现转型再平衡的有利时机。
在这种情景下，供给侧改革的必要性、紧迫性显而易见。供给侧改革也有宏观和微观之分，也不排除宏观政策的必要调整，比如采取供给学派所强调的减税等措施等。但重点还是在微观层面，通过实质性的改革措施，进一步开放要素市场，打通要素流动通道，优化资源配置，全面提高要素生产率。
具体来看，供给侧优先和重点的改革领域包括如下几项：
第一，对减产能要采取果断管用的办法，在一定时间内取得实质性进展。理想办法是通过市场的优胜劣汰法则挤出过剩产能，但在现有体制条件下，尤其对国企占主导地位的重化工业领域，市场机制作用有限。因此可考虑由国家层面确定减产能总量，按现有产能将减产配额分配到各地，同时允许配额交易，这样优势企业可以不减，还可以去买劣势企业配额。另外，在解决“人”和“债”问题方面出台得力政策，如将部分国有资本转入社保基金，解决职工安置问题；对相关银行坏账允许核销等。还要推动优势企业主导的市场化的兼并重组。
第二，进一步放宽准入，加快行政性垄断行业改革，既要“放小”，更要“放大”。在行政性垄断问题突出的领域，如石油天然气、电力、电信、铁路、医疗、教育、文化、体育等领域引入新的投资者，鼓励和加强竞争。部分领域，表面上看投资已经不少了，但若放宽准入依然有降低成本、提供效率的空间。中国目前很需要能够真正提高效率的投资。
第三，加快城乡之间土地、资金、人员等要素的流动和优化配置。中国城市化还有很大发展潜力，重点在于城市与城市的互联互通。要把以往孤岛型城市转变为网络型城市，进一步拓展城市带、城市圈，在大城市之间带动大量小城镇发展，推动互联互通和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带动人口居住和产业布局的再配置，由此将可带来可观的基础设施和房地产投资机会。要下决心打破城乡间土地、人员、资金等要素流动、交易、优化配置的诸多不合理体制和政策限制。农民所拥有的资产只有在确权的基础上允许流动、允许交易，价值才能充分显现，利益才能得到真正维护。
第四，加快产业转型升级、精致生产。尽管服务业比重超过制造业，但制造业仍然是国家竞争力的核心所在。服务业中发展潜力最大的生产性服务业也直接服务于制造业转型升级。因此必须牢固确立制造立国的理念和政策导向，推动制造业由粗放经营转向精致生产，倡导“工匠精神”，把活做精做细，提高附加价值比重，向全球价值链的中高端提升。借鉴日本等国的成功经验，全面实行加速折旧政策，此举相当于为企业减税，同时起到促进设备更新、扩大投资需求的多重效应。
第五，在尊重创新规律的基础上培育创新环境。与模仿为主的发展相比，创新面临的不确定性相对较大，必须通过市场上的大量试错来提高创新成功的概率。政府习惯于居高临下地做产业规划，但创新从本质上说是很难规划的，最重要的着力创造有利于创新的环境，包括保护产权特别是知识产权，稳定企业家、科研人员的预期，排除泡沫经济的扰乱，促进创新要素流动，培育人力资本，改造金融支撑体系等。要把培育创新环境与地方竞争结合起来，推动形成若干个有吸引力、影响力的创新中心。
要素市场是供给侧改革的主战场
以上重点领域改革集中于要素市场，这将是供给侧改革的主战场。过剩产能、低效无效要素要出去，有竞争力的、创新的要素要进来，通过生产要素的进一步解放、流动和优化配置，攻占经济生活中仍然随处可见的低效率洼地，形成全面提高要素生产率的新格局。
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企业盈利水平是需要特别关注的核心指标。中国经济转型，一定意义上说就是企业盈利模式的转型。而增长速度和效益的关系相当复杂，通常会在特定增长状态下存在一个最优结合点。严重过剩产虽然有较高增长速度，但会降低企业利润，这就是稳增长与稳效益的矛盾。只要企业盈利处在一个正常或改进的状态，增长速度高一点、低一点就不会成为很大问题。就是说与企业较好的盈利状态相对应的速度就是一个合理的、好的速度。
我们曾经提出过“企业可盈利、就业可充分、财政可增收、风险可控制、民生可改善、资源环境可持续”的“六可”目标，其中核心是企业可盈利，也是其他几条的基本保障。因此供给侧改革是否深入并取得成效，企业盈利水平将是一个关键的度量指标。
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到十八届五中全会均从顶层设计的角度提出了供给侧改革，接下来关键是要把文件变成实践，顶层设计和基层试验互动。顶层设计主要是管方向、划底线。改革中到底哪些措施真正有效管用，还是要给地方、基层和企业更大的空间来试验。通过试错、比较、改进，找出符合实际、确有实效的办法。这也是我国过去30 多年改革开放最为重要的一条成功经验，现在依然适用，并可在实践中进一步拓展和提升。
（本文编辑/《清华金融评论》王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