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清华金融评论
分类：图说
标签：美国经济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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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分裂：美国统治世界的经济战略,作者：（美）迈克尔•赫德森,出 版 社：中央编译出版
译序
2007年从美国肇始的国际金融危机发展到今天已经快三年了，世界经济的未来走势仍然不很明朗，世界何去何从，这一问题日益紧迫地摆在世人面前。本书对于回答这一重大问题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阅读本书我们发现原来当前的这一幕幕好像是似曾相识的历史的重演。请看本书中对于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国际经济形势的这些描述；“随着冷战促使美国的国际收支平衡陷入大规模的赤字，迫使其与黄金脱钩，并使之对外国政府欠下其失去偿还意愿的债务后，没过加紧实施了保护主义的贸易和投资政策，同时继续向世界经济注入过量的美元，使之通货膨胀。”“新形势对于德国来说尤其棘手。德国外向型的发展繁荣被美国国库吸走了。许多私人公司从外销中获利。然而当大众汽车和其他商品运往美国时，德国经济却遭受了损失。公司可以用其收到的美元与德国央行兑换马克，因而可以确保外校的利润，但是德国央行只能用这些美元购买美国短期国库券和债券。在1970—1974年间当美元与马克相比贬值52%时，德国央行失去了其美元存款1/3的价值，其主要原因是美国国内的通货膨胀侵蚀了美元34%的本国购买力。更糟糕的是，德国发现自己和日本、加拿大、瑞士一起为美国的国内外开支项目融资，包括东南亚战争和对以色列的军事支援，而他们是不愿只是美国的这些政策的。”（译文来自本书，下面不做特别注明的引文，同此）
当时美元霸权第一次出现大规模的系统性危机，美国应对的办法和今天的做法如此相似：美国不愿意偿还其外债，反而向世界经济注入大量美元，使世界经济陷入通货膨胀，同时是美国所欠外债贬值。另外，美国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攻势，并且禁止外国利用自己结余的美元购买美国有价值的资产。最重要的是，每国代表美国金融资本的利益，想尽一切办法挫败了当时以德、日为首的制造业大国和欧佩克为首的原料输出国建立国金经济新秩序的努力，并且反过来变危为机，主动采取攻势，基本上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恢复了美元霸权，恢复了国际经济旧秩序，危机对于美国这样“为未来可能出现的无数经济危机住备好了应急计划”的国家来说，是一件好事，因为“在任何特定的世界危机中，美国政府出众的灵活性，加上他过去在世界上的权力具有的简单惯性以及欧洲在打破现状方面的犹豫不决，将赋予美国关键性的优势”，也就是说美国能够利用自己的计划性、灵活性和政治的集中，以快打慢，从而在别的国家还犹豫未决之际，提出自己的改造世界秩序的计划，并付诸实施。因此本书作者认为，美国事实上在推动和知识危机，因为美国对危机的“反应是如此的熟练，以至于一些人确实认为美国在支持石油战争和其他经济危机，理由是，根据事实本身，任何从世界变动中获益的国家必然要插手使这一变动发生”。
本书作者一个基本的独特性的结论就是，如果美国的盟国不愿意继续做美国的经济附属国的话，那么，“美国的利益会依赖于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这意味着美国金融资本为了反抗国际经济新秩序，维护国际经济旧秩序——旧秩序“使得美国能够几乎没有限制地汲取国外的财富”，而新秩序将是美国不得不依赖有限的高成本的资源自己成产财富，而这些财富美国大部分已经不再生产，很多也不能生产——将不惜使全球经济失去秩序，陷入混乱和危机，是全球分裂。
历史证明，美国的工业化盟国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努力很遗憾地失败了，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转而推出新的金融霸权机制——新自由主义，于是打垮了发展中国家的民族主义的工业化努力，比垮了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迎来又一个30年的扩张和繁荣。今天，和30多年前一样，美国主导的国际金融和旧秩序又陷入危机，欧洲、日本和第三世界国家又一次提出建立新的国际金融和经济秩序的倡议，美国这一次将有能够和快提出一套新的积累体制，并快速强加给世界，以快打慢，成功地化危为机吗？美国之外的世界各国将再一次失去改善国际金融经济秩序的大好机会吗？而失去这一大好机会后，世界又将面临怎样的前途？阅读本书多提供的关于第一次国际经济秩序的大交锋的历史将帮助我们更好的解答这些重大问题。而且本书还有长篇的新版序言，使之和当前世界更直接相关。
本书主要是以时间为线索论述了战后就经济秩序的危机，第三世界和欧洲、日本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努力以及美国挫败这些努力的策略等内容。下面，我脱离具体的时间线索，谈谈自己在译校中阅读这些内容的体会，希望能够帮助读者理解本书。
首先，我们分析一下为什么轰轰烈烈的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运动失败了。
我认为是因为美国的力量比较全面，他的经济虽然在60年代后开始相对下降，但是仍然就有相当的实力，更重要的是美国具有比较强大的军事、政治力量，当时和美国较量的各方都不具备美国这样的全面而较强的实力。当时全球经济新秩序的主要表现就是出现区域整合：“区域整合出现在5个广泛的地缘政治集团内：（1）有欧洲、近东和非洲以及一些太平洋地区和加勒比海地区的前欧洲殖民地所构成的复兴的地中海三角区；（2）包括美国、加拿大和拉丁美洲的西半球美元区；（3）日本和东南亚；（4）苏联及其经互会附属国；（5）中国。每个地区都有广泛的互补产品，几乎能保证工业、食品生产和原材料的自给自足。长期的历史关系（最初是殖民地的关系）建立了每个区域内的贸易和投资联系。”
欧洲、进洞和非洲结合是这次与东最大的亮点之一。该计划的设想是很美满的，就是“欧洲对地中海三角区新兴国家的关注提出了一种三边流动，其中欧佩克资本被有来购买欧洲技术，以应用于周边第三世界国家，首先是北非国家”，“欧洲将提供先进技术，而石油生产国侧资助（北非和近东）重大的开发项目”，这样石油输出国获得的大量石油美元将可以用于购买欧洲的技术，或者成套的生产设备，投资于中东和北非的基础设施、农业以及教育和科技、工业上，这样欧洲将获得比较稳定的原料供应，欧洲的技术设备也将获得更广阔的市场，经过一段时间，欧洲、近东和北非将共同繁荣。但是，这一设计最大的问题是，欧洲和中东、北非在很多方面都是残缺不全的。对于中东和别非国家来说，它们“依赖于美国的粮食、军火和飞机，为了支付这些进口，第三世界国家将在一次竞相出口他们的原材料”。所以他们单方面的原材料垄断是做不到的。还有，欧洲和中东与北非的政治上是极其软弱的，因为他们没有国家都不大，只有联合起来才有一定的规模。但是联合毕竟是非常脆弱的。欧洲的争取新秩序的过程中，曾经在农业、钢铁、货币等经济方面以及在外交方面都争取更多的统一，欧佩克更是在石油生产和出口以及在中东和国际政治其他领域统一步调，但是，毕竟“在国际事务中，欧洲将用九个国家的声音发言，而不是一个声音。”“美国向有重大的策略优势：他只有有一单一的政府，而不像欧洲有九个，OPEC有十七个。在回应速度是决定性因素的情况下，这使得它能够在策略上胜过欧洲和OPEC。”而且更重要的是，欧洲和中东都没有一支强大的军队，中东在武器装备上更是完全不能自立。中东在农业上也高度度依赖美国。所以，最后，这个欧洲、中东和北非三角就在美国的纵横捭阖下瓦解了，中东的石油美元不仅没有购买欧洲的设备或者投资于本地的长远发展，反而在美国的威逼利诱下，购买了美国的国库券。中东因此成为美国的纵横遏制欧洲和日本，支撑自己的又一个关键性杠杆，“欧洲和第三世界的经济都将回到它们先前那种与美国经济互补的状态。美国的经济战略就是继续吸引外国资源以便于维持其生活水平和政府开支的增加。”后来的三十年虽然欧洲在政治经济上的整合又前进了很多，但是这里所说的欧洲的政治经济上的整合又前进了很多，但是这里所说得欧洲的政治各军事弱点仍然如旧，所以最近的欧盟危机的发生也是 理工科有固然。日本和东南亚联合的情况和欧洲与中东的联合高度相似，此不赘述。
比较不同的是苏联和其周边地区的同盟。苏联最大的亮点是它具备很强的军事力量，几乎可以和美国分庭抗礼。而且其以俄罗斯为中坚力量联合苏联其他共和国，又以苏联联合东欧和亚国，并且有统一的意识形态，本来在政治上也是极其强大的力量。这两点是和欧洲、日本、中东、东南亚很不同的，再加上苏联具备一定的技术基础和广大的人口和资源规模，所以战后一度和美国争霸天下。但是，苏东集团最后还是失败了。根据本书的材料，20世纪70年代初，苏联又是一年需向美国购买1000万吨粮食，而波兰一国有时一年必须向美国购买250万吨粮食。鉴于这样情况，美国和加拿大于是将小麦出口贸易国有化了：1977年2月25日，“一个美国-加拿大联合委员会已经建立起来以调节粮食出口和价格。他们两个国家占世界小麦销量的3/4（美国40%，加拿大35%）。加拿大政府已经直接从农民手里购买小麦并处理其出口，而在美国，粮食出口的在历史上掌握在私人手中，即使是对外援助这样的情况亦然。当美国加入加拿大将其粮食出口国有化后，这种情况向在改变了。这两个国家公开创立了第一个针对欧佩克的工业化之间的卡特尔。”这样美国集团就控制了苏东集团的粮食命门。另外，苏联后期高度依赖石油出口收入，但是根据本书材料可知，美国早就挫败了中东国建脱离自己的企图，美国通过允许中东石油涨价，换取中东国家将石油美元购买美国国债，从而使石油美元回流美国，这样事实上他已经和中东国家构成了一体化。而且美国已经很自觉地将自己的粮食武器和金融战：“美国的新做法很简单。世界的蛋白质革命使美国控制世界经济的金融力量平衡的潜力现在变成现实。”苏联只能完全偶然地搭附在美国和中东控制的世界石油市场上，后来美国在80年代操控石油价格下跌，苏联没有大量美元购买美国的粮食等生活品，终于导致人民普遍的不满，加速了苏东集团的崩溃。
苏东集团崩溃的最根本原因是其失去了政治优势。苏联的联合本来唯一的合法性是社会主义，苏联的前途是国际主义。但是苏联上层阶级在赫鲁晓夫以后，逐渐陷入民族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他们主要维护上层的特权利益，维护本国的利益，他们的倾向将自然是资本主义，因此他们跟美国在全球抑制社会主义：“美苏政府都希望在第三世界亚洲和欧洲阻止社会革命，苏联的方式是控制这些地区的共产党，美国的方式则是支配这些地区的社会党。苏联方面宗是担心在苏联之外出现社会主义革命会威胁其意识形态焦点，这个意识形态现在以用来为苏联的国家利益服务。因此基辛格评论到：‘共产主义的欧洲是令我们头疼的事，他也是苏联感到头痛。他们不希望看到共产主义力量在西欧上台。’美国能够继续发对西方盟国产生中央经济统治政权或社会党政权，这个斗争不会升级到与苏联发生正面冲突的程度，早期曾担心苏联支持西方所有左派运动的想法也消失了。”如果说美国在全球抑制社会主义对于一个作为资本主义中心的国家来说是一种进攻姿态的话，苏联这样做就是一种保守姿态，而且是一种失去社会主义阵营灵魂的表现。一个没有灵魂的集团的解体只是时间迟早的问题。
其次，在五大集团中说说美国维持旧秩序的胜利。
美国这种胜利对人类进步事业是一种失败和倒退，而且他并不具备必然性。美国和苏联在60和70年代已经成为历史的阻碍力量，他们总的说是维护旧秩序的力量。从美苏共治称霸全球，抑制新秩序的角度看，苏联也可以不划入争取新秩序的力量。事实上他是保守旧秩序的力量。美苏当时在全球已经是孤立力量：“美国只剩下与苏联缓和以及作为战后非共产主义世界的军事和经济领导的惯性。美国利用与苏联的缓和来需求重新确立对附属国的权威，这个附属国正变得越来越少”， “美国与西方盟国的对抗升级是与美苏矛盾的下降密切相关的。事实上，美苏缓和使欧洲、亚洲和非洲面临一个双重巨人：基辛格推动的两个超级大国的强强联合窒息了任何新对抗力量的出现。其目的是巩固1945年形成的格局：石阶分裂两大阵营，每个阵营都围绕着各自的超级大国旋转。然而两个超级大国都被1973年的中东战争搞得不知所措。”因此，毛泽东为代表的世界进步力量就宣称，要同时打到美苏霸权，而且两者在不久的将来将都退出历史舞台。这个预言迄今好像只对了一半，曾经强大的被世界进步人民视为希望的苏联在失去灵魂后最后失败了，但是曾几何时美国好像没有失败的迹象，反而在苏联的废墟上疯狂地生长。这只不过是两个人都有问题和危机并相互对峙的泥足巨人，一个比另一个坚持得更久一些罢了。当然，历史最终实现是政治力量的决战，我们说的是大致的趋势，并不因此认为美国的崩溃有一个很短的很确定的时间表。
我们做出美国的胜利是一种虚假的暂时的胜利的判断，是因为美国的经济、政治和军事都处于实质性的衰落中。美国国内经济的空心化、金融化，这是众所周知的。这导致美国70年代以来，为了维护金融资本的利益日益和国内以及世界大多说人的利益相对立，美国和世界各国的贫富差距和环境危机愈演愈烈。美帝国在苏联崩溃不到十年，在政治上几乎已经全面破产。现在南方国家到北方国家，把美国看成希望而不是祸害的人，已经越来越少了。这种政治的破产导致美国再也不能那么容易在国内和国际迅速地采取行动，按照自己的蓝图来塑造世界了。这在世贸组织谈判的近乎终止、美国金融模式导致全球危机后受到世界的同声谴责以及新自由主义在全球的威风扫地中可见一斑。在军事上，赫德森去年访问中国时，曾经说道，美国的军事有两大缺陷：首先，他们的技术可以摧毁一个国家，但无法占领一个国家，因为后者需要很大的地面部队并面临很大的伤亡，这是美军无法承受的。其次，美国的军事科技和军事设备越来越按照成本加利润的模式付款，因此极其昂贵并且很难转为民用，这样就拖累了美国经济。再加上已经失去其政治合法性，其军事优势其实是一个纸老虎，是能够吓唬人但是很难说能够真正依靠的上的。
最后，落脚到我们自己，说说在经济新秩序运动中的中国。
本书由一个很大的遗憾就是，在论述国际经济新秩序运动时，关于中国的笔墨不多。其实在这场运动中中国可以说是除了欧洲和中东集团外最重要的角色，甚至在政治和思想领域是领导者。不过作者已经认识到，中国到70年代初，即使只是一国已经能够独立地发展：“美国和苏联形成了‘强强联合’，美国向苏联出口谷物以换取苏联给北越施加压力以结束越南战争，这种联合发生在关键物资能够实现自己自足的仅有的两个国家之间。除此之外中国也能实现自给自足。”作者并且把中国列为世界经济能够自立的五大可能集团之一。
70年代的中国为什么能够自立于世界呢？就是因为中国在1949年后，经过长期艰苦而卓越的努力，已经开始成长为具备全面的较强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国家。在经济上，中国没有沦为单纯的原材料出口国，而是由自己独立的农业和比较完备和独立的工业体系和科教体系。在全球来说，工业和农业都比较独立的国家，当时只有美国和欧洲。即使苏联，在农业上愈到后期愈不能自立，愈依赖美国。第三世界国家，我们都知道，他们的工业处于依附状态，读完本书，我们吃惊地发现，他们的农业同业处于高度的依附状态。从这样比较看，中国在不到30年的时间内，已经能够做到工业和农业自立，这是一个巨大的成就，他是中国开始跻身世界上游国家，这可以说是一个奇迹。中国取得这样的成就是因为中国首先取得了军事上的自卫能力，依靠这一能力中国才能按照自己的需要设计和建设自己的国家。而中国军事优势的取得关键是依靠政治，中国共产党的军事力量的源泉是人民战争，而要能够展开人民战争，必须是党和军队具备政治的进步性，始终具备极大的政治优势。在中国革命和建设时期，党和军队一直坚持人民解放和民族解放。具体到国际经济新秩序运动来说，中国同时反对美苏两大霸权，支持亚非拉国家的发展，因此在全球赢得很大的道义优势，所以被发展中国家抬进联合国。时至今日中国在亚非拉的广大影响仍和那时的努力有很大关系。所以，我们今天回头看中国在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中的表现时，应该高度评价这一历史时期中国在战略上的高明和宏伟。
70年代末，中国改革开放后世界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运动也势头大减。但是中国官方外交文件时至今日还经常出现这一术语。诚然，美国在70年代末以后，基本挫败了这一伟大的运动。但是旧秩序和新秩序的对立仍然是理解国际形势的基本线索，世界仍然在这一基本对立和矛盾中在这一新和旧的斗争中在曲折地向前发展，可以这样说，世界要么在旧秩序中逐渐衰亡，要么在新秩序中新生。历史的航船已经走了很远，我们偏离了航道吗？我们确实有必要结果国际经济新秩序运动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看看过去30年中国的这一事业中的进展如何。
中国走完这30年，关于自己发展的评价获得的一个重要概念是中国模式。这表明世界发现中国并没有如同东欧国家那样在社会主义被放弃后完全被纳入西方体系中。据上面的分析可知，只是中国前30年奠定的良好的世界少有的独立自主力量的结果。但是我们由于过多接受西方观念，我们在观察中国模式时，少了自己独立的视角。而60、70年代的国际经济新秩序运动的经验和教训就是我们观察中国模式的一个不可或缺的视角。如上所述，中国突破世界旧秩序的努力，如果想要进一步推进，必须在政治、军事和经济上争取日益强大的自立，不能单纯依靠经济，或者军事。单纯依靠经济出口，没有政治军事优势，甚至没有农业安全，即使暂时取得很多出口收入，但是最后仍然回落的向中东国家的命运，永远与发达无缘。
这里回顾一下中东等资源国家的教训是极其重要的。首先，本来美国具备抑制中东石油国家涨价的能力，因为美国控制了石油生产的冶炼和市场销售，是由国家单纯控制原油是无利可图的。“国际石油卡特尔时期精炼厂和下游经营处于名义上的损失状态，组织了其他企业进入这一领域。世界石油工业的生产及下游经营都处于卡特尔的控制之下。石油精炼厂位于消费石油的工业国及其岛屿附属国，如位于委内瑞拉外海的安德列斯群岛和库拉索岛，这可以保护其工厂免受石油生产国的征用。卡特尔能够抵制任何产油国提高油价的要求：在没有自己的精炼厂和市场销路的情况下控制原油储备对于第三世界国家的独立没有什么用处，因为他们不能他们不能为其产品才找到市场，而石油工业能够毫不迟疑地转移到其他地方。”
那么美国为什么允许是由国家的石油涨价呢？赫德森认为，这很可能是美国故意容忍和利用石油危机和石油战争。这样的好处是很多的。首先本来富有反抗斗志的中东国家，一听说可以获准涨价，将使去进一步彻底全面斗争的意志，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他们醉心于如何利用这些涨价获得的美元买回一个工业化和军事化。这个梦最后当然破了。因为，美国还有很多办法将石油战争转变为对自己有利的完美风暴。美国“只要能够劝说石油输出国组织用其石油美元购买美国短期国库券而不是投资于资本货物以使其经济现代化或用于购买外国工业企业，世界石油价格的上涨你就不会对美国造成消极影响。石油输出国组织通过石油高价获得的收入通过一个几乎是强制储蓄的进程重新返回美国国库。美国短期国库券本位制能够保证完美无缺。”石油国家联合欧洲，用石油美元购买欧洲的设备和技术的迷蒙在美国的军事和粮食战争威胁下不得不成空。而转而想用石油美元购买美国的资产被证明也是一场春梦：“当OPEC试图利用其剩余美元来购买美国的产业时，美国政府就是是外国投资管制以阻止外国投资者在没有美国政府允许的情况下购买任何美国企业超过5%的份额。这样，美国之外的国家发现其美元的价值是不确定的，只能花费在美国认为自己有剩余的商品上。
而且不仅如此，中东国家发现，自己的石油武器不仅没有实现自己梦想，反而不得不用打击朋友，帮助敌人。自从石油美元化并和美国一体化后，美国一直利用是有杠杆打击中东本来可以联合的欧洲和日本，反而不得不每次都支持自己的敌人——以色列，用自己流回美国的石油美元支持：“一个很明显的问题是美国积极支持阿拉伯国家的军事对手以色列。一个阿拉伯发言人指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以色列总理伊扎克·拉宾要求美国提供5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而国库部长西蒙却访问中东，无耻地要求阿拉伯国家在美国投资100亿美元——以帮助美国来资助以色列！’但是阿拉伯国家就是这样做了。”40年过去了，中东没有因为当年美国设计的价格活力而强大，反而越来越深陷泥潭之中，成为最动荡和最没有前途的地区之一。
中国模式确实必须高度警惕中东化，以中东为借鉴。为什么我这里提出中国要警惕中东华而不是拉美化呢？中国出口优势很大程度来自前30年的人口红利：数量极其庞大而素质相对较高的劳动力，这样的良好的劳动力资源在全球别的地方也是很难找到的，因此也就具备和中东国家的石油一样的一定程度上的垄断性。美国也是容忍中国利用这一优势，取得发展。但是中国中国很多新自由主义者就高叫中国要进一步放弃自己的政治和军事优势，完全中东化，和美国融为一体。中国的政治优势就是在国内坚持社会主义价值取向，在国际上坚持建立经济新秩序，与国内和国际的大多数人站在一起。这样中国内政就会出现万众一心的局面，在国际上就会出现很多进步人士和进步国家帮助中国的局面。中国再以军事为支持，加上经济的发展，将真正造福于本国和世界人民。但是如果中东化后，我们的前途将和中东一样悲惨。我们将失去农业和工业自立，失去政治和军事优势，最后还可能用我们卖血喊出口换来的回流到美国的美元资助分裂和摧毁我们的敌人。
而且由于我们的劳动力也许耗尽速度比石油还快，我们的后果就可能接近那些已经将资源消耗一空的国家的处境，那是这样的景象：“资本主义卡特尔和托拉斯一点一点地把一个国家搬到他国。当他们一点一点地卖完一个国家后，他们就用这种收入来一公里一公里地收购新的国家的地契，然后再把收购来的土地一点一点地卖光，最后只剩下满地的窟窿，有的窄而深，有的宽而浅——直至整个第三世界都变成了西弗吉尼亚。”这个所谓的市场进程的结局是原料输出国耗尽了自认资源，并且由于忽视了农业发展，最后不要工业化和富裕了，连养活国内的人口也做不到，因为整个环境应经被破坏了。
总之，中国模式面临着艰难的抉择：一条光明之路是,继续沿着70年代初草创的经济新秩序的路走下去：“把重心放在地区的自给自足和长期的资本形成上。这些目标需要实行中央集权政策，并进行政府间的协调和区域整合，而其前提是在经济上独立于美国及其短期国库券本位制，免除美国新一轮的贸易保护主义、以自我为中心的外援哲学和对别国国内政治事务的恣意干涉”，“彻底改造经济完全实现现代化。他们想要确保先进技术为其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带来利益，而不仅仅是出口部门。它们过去的互相依存概念在本质上意味着依赖性，现在这个概念正被自给自足的目标所取代。这就需要进行区域整合，以确保必要的经济规模，这是利用现代技术条件真正实现经济独立的必要条件。而且他们还需要实现农业和工业的平衡，以减轻对国际粮食供应的依赖。”“第三世界经济产量的增长必须集中在经济频谱的原材料末端，不被投放到世界市场而压低原材料出口价格，而是用于本国消费。而且随着原料出口国的经济日益多样化，尤其是其农业自给自足程度的增强，避免里过分依赖于工业国的余粮，第三世界和工业国之间的成本差距和国际依赖性可能会减少。随着工业化的深入和经济上的自给自足，他们将成为一个越来越多地消耗自己的原材料的市场。这将吸收历史上供给过多的矿产和经济作物，相应地提高其世界价格。第三世界资本积累和独立性的螺旋式上升将取代资源枯竭和依赖性的螺旋式下降的趋势。”而与之相反的黑暗之路是被中东化和拉美化。事实上，美国将有巨大的压力和动力维护经济就秩序，在30多年前，它就面临这样的局面：“在美国的储蓄率实质上已经降至零点的时候，持续每年接近500亿美元的联邦预算赤字在没有通货膨胀性质的货币扩张的情况下将如何得到自己供给？新投资将如何得到自己供给？在美国全国收入中被用于投资的份额没有增加的情况下，生产率如何能在现有的几乎停滞的水平上得到提高？这些问题意味着投资降低、生产率降低和储蓄降低的恶性循环，除非美国经济能够再一次利用外国中央银行的资源来支持其预算赤字，或者除非其跨国企业能够恢复其盈利能力，或者除非美国能够恢复其相对于第三世界国家的有力的出口比价，从而美国消费者能够再次依靠低价格进口来支撑其生活水平的提高。”由此可见美国是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记得利益的。而作为有着巨大潜力的国家，中国也不可能轻易屈服于美国对中国奴役式的安排，而世界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甚至欧洲和日本的人民向往经济新秩序的愿望将也不可能轻易被扑灭。因此，未来将充满巨大的冲突。但是，如果我们不能急去上一次建立过经济新秩序运动的经验和教训，未来将充满歧途。
新版前言
《全球分裂》是《金融帝国：美国金融霸权的来源和基础》（亦名《超级帝国主义》）的续篇，描述了债务国和原材料出口国在20世纪70年代寻求创建经济新秩序的努力。作为一项民族主义而非左派的计划，国际经济新秩序倡导共产主义版的新政，以改进原材料的贸易条件和建立农业和工业自立，最终避免贸易依赖和对外债陷阱。
今天，这一计划已成以为一段被遗忘的插曲。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1979年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当选为英国首相和翌年罗纳德·里根赢得美国总统选举之后，该计划的积极面全被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强加的金融紧缩和私有化取代了。在过去的20年中，外国政府的公共企业被私有化，为公共企业的发展曾是国际经济新秩序的中心支柱。欧洲不仅没有寻去一条出路替代华盛顿共识及其以美国为中心的发展模式，而且连欧洲自己也实施了迄今只有不幸的债务国才采纳的货币主义紧缩政策。
华盛顿共识一术语是一位世界银行经济学者约翰·威廉姆斯1989年炮制的，它表示1982年墨西哥不清偿债务引爆拉丁美洲的“债务炸弹”后，美国对第三世界债券价格和银行贷款崩溃的政策反应。该新自由主义（即偏向于债权人和垄断资本的）计划的特点是货币紧缩，它迫使债务国向圈内人（群带资本主义）和外国购买者甩卖其指导信贷的公共领域，同时还实行“资本流动自由”，也就是说准许资本不受限制逃离。正如一位经济记者最近在《金融时报》中所指出的：“华盛顿共识结合了管理不善和腐败的治理，在10多年的时间里消弱了几十个经济体。阿根廷和印度尼西亚等国家发现，现代金融的速度和贪婪是造成各种不稳定的传播途径。”
早在20世界70年代，美国外交官就寻求推行一种劳动分工：其他国家出口由低工资劳工生产的原材料和消费品，进口美国的高技术、高工资和高利润生产的产品和服务，依赖于美国的农业盈余而不是自己农业的自力更生。
80年代见证了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起债权人的手法强制造就了一个私有化的时代，私有化瓦解并甩卖了公共企业和社会基础设施，使众多国家陷入70年代人们无法想象的进一步债务化和进一步的被外国占有。1991年，苏联共产主义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叶利钦领导的俄罗斯。不遵循华盛顿共识的国家面临被作为国金贱民而承受孤立。面临招致古巴、利比亚和朝鲜所受的同样制裁的前景。与此同时，美国保持了其农业和工业保护主义但反对其他国家实行这些政策。这种双重标准挫败了其他国家实现其工业、农业和贸易自立的努力。
再也没有戴高乐将军或类似的欧洲和第三世界领导人出现，挑战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秩序。新西兰澳大利亚和英国（及最近在卢拉领导下的巴西的巴西）的工党都强制实施了新自由主义政策。（毕竟，在当今世界，如果工党不背叛其党章他又能干什么？）到了90年代中期，甚至俄罗斯也被说服采取华盛顿共识，其央行遵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指令，不为公共职员发薪，而是其经济美元化。只有美国通过维持政府预算和国际收支双赤字时期经济扩张，其不劳而获的程度超过了70年代任何人的想象。
没有人考虑过，其他国家不推进一个更公平和均衡的秩序，替代以美国为中心的秩序，这对于他们意味着什么，或者具体地说，对于那些将其外汇收入循环地为美国政府联邦预算赤字融资的经济体，正如大部分亚洲和欧洲国家一直做的，这意味着什么。自然的预期是一个国家不可能总是吃白食，因为受剥削的国家很快就会知道其玩的把戏。但正如现代化广告科学所证明的，可以说服人们相信对他们不利的东西实质上是有益的。这只不过是一个如何塑造其决策过程的问题。
日本曾一度成为美国主要的潜在经济对手，其政治家却在1985年和1986年分别同意签订伤害其经济的《广场协议》和《卢浮宫协议》。这些协议是日本和德国降低利率，制造金融泡沫，而他们这样做，不为任何更好的理由，只是为了降低利率，以促进美国金融扩张。1981年减税使不动产投机合理及债券接管有效地免除了收入所得税。这场接管运动帮助扩大了金融泡沫，金融泡沫连同史无前例的信贷扩张，为90年代的资产价格膨胀提供了融资。
无须多么深谋远虑，美元本位就形成了，美国外交官坚决维护其参与的所有国际组织的否决权，已组织有任何可能侵犯美国利益的政策的通过。随着金汇兑本位在1971年的终结，美国使用这种单干权，将其国际收支赤字转变为向世界其他地区征税，美国已在未来某天承诺兑现的纸币换取他们的出口产品，为此支付微薄的利息。
《全球分裂》第二章描述了美国对欧洲、日本和中国的央行所造成的困境。1945年，美国是世界上首要债权国，而现在他是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然而，美国不同于其他债务国，他没有丧失的自主。相反，其他国家不得不根据美国收支赤字调整经济。如果他们拒绝将其贸易盈余贷给美国政府，那么他们的货币将升值，而美元将贬值，这将预示着他们的产品出口价高于世界市场的价格。外国的中央银行无权使用其经济实力换去任何东西，只要成为美国财政部债券的主要购买者，为美国的联邦预算赤字融资，从而使美国能够减税（最起码为富人），不用储蓄而将前投入繁荣的股票和房地产市场。
一、 自1945年以来世界经济哲学是如何被颠覆的
从最深的经济层面来看，美国政府代表着金融资本的利益。其经济支配可追溯到在意债使其成为世界主要的债权国。后来，美国政府运用其影响——和它加入的所有国际组织的否决权——将在二战后期抛出的令人振奋的理念抛之一边，从货币货币稳定体制走向债务国（近几十年也包括美国自己）的汇率不断降低；从充分就业目标走向金融紧缩；从运用预算赤字推动经济扩张走向财政盈余，最起码对于美国之外的国家是如此；从国际法和贸易协定的平衡精神走向有利于美国双重标准；从货币货币价值主要取决与对外贸易和投资走向引起汇率急剧和快速波动的货币投机；从政府管制走向债权国组织和控制经济；从冷战时的孤立俄罗斯走向以新自由主义与其领导人合作；最终又冷战进入工厂主反对劳工，甚至更多的是债权国反对债务国的国际阶级战争。
也许，不论哪个国家领先金融都不可避免地将统治现代世界。虽然早期的金融权利是由政府培育的，但金融部门不断增长的实力导致他会将其母体抛在脑后。首要的积累模式以成为金融的，这是投资银行家能够取代政府规划者，从土地财产和工业资本那里夺取控制权。
这种转变一直伴随着一种新自由主义的伦理，他反对传统的社会价值，最主要的是人们长期持有的希望：政府将通过公共管制引导走向人人更为平等的社会。辄如美国总统里根如此地表达新自由主义哲学：“政府不是解决我们问题的方案；政府是问题所在”。随着中哲学将其描绘为基于个人主义和机会平等的启蒙价值，但他将前所未有的权力置于金融及接受中，该阶级的哲学绝不是民主和进步的。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该哲学首先是由芝加哥小子于1974年后引入皮诺切特将军之争的智利。
几个世纪以来经济进步的思想将不断提高的生产率刻画为不断改进生活水平。经济理论关注的是如何将生产消费品所得利润用于资本品，以生产更多的产品。但当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强加的紧缩计划缩小了国内市场和排除了汇率自主。债务国一直被迫放弃对其财政和金融政策的控制，允许外国投资者像兀鹰一样的蜂拥而入，在其货币崩溃时以跳水价占有其资产。
创建一个更好的经济秩序关键障碍在于无力应对现代金融所造成的扭曲。银行家不是为新的生产能力融资，而是主要贷款给以不动产和公司股票及债券为代表的早已存在的所有权和公共垄断。自1980年以来，最赚钱的新资产一支来自公共领域，其私有化已将原来的政府企业转变为生产利率、分红和资本收益的金融工具。最突出的是，美国在充当第三世界占全国的同时，他对欧洲和亚洲实施截然不同的经济外交。美国本身已经成为最大的债务国，却拒绝华盛顿共识对其他债务国的指令。为了支持其自己的就业和增长，美国维持联邦预算赤字，使其资本市场膨胀，降低利率，并力图一降再降其汇率以便本国生产者更具有竞争力。
当1985年广场协议之后美国的价值相对于欧元、英镑和日元降低时，欧洲和亚洲中央银行所持有的美元遭受双倍的损失。美国财政部的美元债券相对于这些国家的货币不仅贬值了而且只有4%到5%的利息收益,这也阿根廷、巴西等赤字国家在年代末不得不付45%的利息相差实在太远。
中央银行由于所持的美元遭受损失，充当一种现代国际金融剥削的手段。这是债权国和其他国家提出的美国国库券本位的替代方案遭受失败的代价。同时，由于美国投资者不用为其政府的赤字融资，他们都将钱投入泡沫化的故事和不动产市场。如果经济模型和地缘政治博弈理论正确描述了国家是根据其自我利益行为的话，那么20世纪70年代，作为一种协调的制衡制度，国际经济新秩序应该已经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出现。人们曾普遍地希望，低收入国家可以赶上工业国债权国家。让你们还曾相信，世界贸易和金融将是均衡的，可以使所有国家实施类似的政策，而不是在双重标准下遭受损失。例如，所有国家可以为自己提供信贷，而不是将之交给某单个国家，造成牺牲他国利益的金融垄断。
这一理想的问题在于如下日益加强的认识：根据显示欧洲在使美国提出的路线而来的均衡发展将包括原材料价格的不断提高，各国都旨在通过生产其自己的粮食和工业制造品而不是继续依赖于进口，取得经济自立。还有，如果欧洲有替代美元的途径，那么美国人将不得不为其政府的预算赤字融资。美国的利率将提高，而外国的财政部就可以为自己制造信贷，而不用依赖于作为“增长发动机”的美国的消费需求，投资输出和对外军事支出。
但是美国推动了华盛顿共识被强制推行，这种经济秩序的目标、原则和政策方针正好与国际经济新秩序相反，实际上，它还与前一代人所持有的秩序观恰恰相反。
（一） 债务国从货币稳定走向汇率不断降低
1945年，美国反对货币贬值。同年关于英国货款的争论旨在阻止英国在战后确立一种竞争性的汇率。当时的担忧是英镑区和其他国家可能回到20世纪30年代的以邻为壑策略，以之保护其经济而反对美国的工业和农业优势。英镑的贬值不得不推迟到1949年，货币稳定也被写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规定。美国维持很高的收支盈余，但不需要做出调整，也不允许其他国家的货币贬值。
从1950年朝鲜战争开始，美国的国际收支平衡步入赤字。到1971年海外军事天支近使美国放弃美元与黄金相挂钩，美元贬值10%。与此同时，考虑到英国管理不善的经济，美国官员也不再担忧英镑的向下浮动。他们还见证了南半球的社会落后，将其锁定于原材料出口者和低工资消费品供应者的地位。拉丁美洲美拆解了其新生的工业，而其前殖民地的农业基础是生产出口农作物的所有权不明确的耕地，而不是为了该地区不断增加的人口，生产谷物和其他粮食的家庭耕作。其经济已变得高度的出口导向，以致仅有货币贬值并不足以改变其贸易模式。货币贬值只是降低了出口的美元价格，以及国内不动产、股标和债券连同正被甩卖的公共领域的国际价格。
近些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另行公事地强制债务国实行货币贬值，以降低国内的购买力。据认为，这将留出更多的产量用于出口还外债。在实践中贬值的主要是劳动力的价格，因为原材料和资本品的价格都是美元化的外债也是如此。其影响是使出口更廉价，进口（尤其是粮食）更昂贵，因为出口获得的每一美元够买的进口越来越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规划者称，浙江把资源从国内发展转移到出口部门。
为了清偿每个单位的债务，债务国必须提供越来越多的出口，因为贬值损害了第三世界的贸易条件，同时还提高了以本国货币计算的债务负担。它们未清偿的赤字呈几何级数地增长翻番，使他们进一步依赖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
国际经济新秩序寻求改善贸易条件，但没有处理土地改革和落后的经济机制问题，也就未提出建立更进步的税收和收入分配制度。关于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建议也没有处理债务问题，堆积如山的债务已是许多国家无力偿还的。这些缺陷反映了国际经济新秩序只是在现存机构框架内作出小步的改进，而没有认识到需要进行意义更深远的结构转型。
区域性经济组合确已形成，最引人注目的是欧洲共同体，它是根据货币主义原则组织起来的。欧洲中央银行承诺，不论就业状况如何，都不为任何稍高的财政预算赤字融资。
（二） 充分就业目标走向金融和财政紧缩
罗斯福新政之后，战后的凯恩斯财政政策继续采取预算赤字促进充分就业。这也是凯恩斯提出的清算联盟和1948年在哈瓦那建议的国际贸易组织的目标。然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一直要求采取实施财政紧缩政策和（对劳工和工业，而不是对金融和土地）征收重税，同时拆除了保护性关税和补贴，而这些是美国政府自1933年以来就一直为美国农民提供的。
正如上述，紧缩计划蓄意地制造了阻止工资水平提高的失业。这样做的希望是压挤出更多的出口以偿还外债，而没有想到发展国内市场和经济现代化。在货币主义的指导下，第三世界和欧洲都不能实现充分就业。据认为，他们需要依赖与美国消费者而非尤其自己的公民提供“需求”。充分就业只有美国得到保障。
就此而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向债务国提出的建议就如同一个食客告诉主人，将其所有的收入都给相形闯入的食利者，满足他的需求，而忽视主人的需求。为了使债务国成为“良好的投资市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债务国提高税收——不是对金融、不动产或其他行业，而是对劳工。
不论工会根据国内货币达成怎样的协议，货币贬值都降低了劳动力价格，而私有化使非工会工人能够取代传统的公共部门劳工组成的工会力量。国内的高税收，连同低就业率和购买力，压缩了国内市场并减少了投资，使得用于出口的产出更少。压低工资水平的政策将放慢劳动力再生产的速度，因为劳动力再生产需要教育、卫生和饮食标准的不断提高。从国家层次上看，卑劣的紧缩计划的影响是提高贸易依赖程度，从而提高国际收支赤字，这将推动债务国陷人更沉重的债务和依赖。
这些破坏性影响似乎与自由市场哲学表面上倡导的内容风马牛不相及。对此的解释是“自由市场”已接近于拆解政府，以全球金融资本的规划取代政府，这些金融管理者的工作就是使各经济体负担沉重的债务，再以拆除和甩卖公共企业“解决”问题。
提出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国家领导人很少表示他们对改善劳工的报酬感兴趣。大多数计划都是民族主义的，而不是社会民主的，迄今也没有提出任何替代的经济理论来反对自80年代以来遍及全球的芝加哥学派货币主义。近些年，华盛顿共识改革者在俄罗斯造成的惨败促成了将劳工的纳税负担移交到土地和金融资本的思想。
(三)从预算赤字走向财政盈余(美国除外)
二战后，由于担心军事需求的终止将导致失业，各国政府被说服通过维持预算赤字向其经济注人购买力。但当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指导各经济体维持预算盈余，以减少本地购买力和将产出转移到出口市场。
人们也许认为，战后时代将吸取教训，各国政府应以其本国货币标价债务。但华盛顿共识推动中央银行担保美元借贷。在后苏联的俄罗斯，甚至连国内赤字支出也被认定以美元储备作后盾。该政策否定了负债经济体使用消化国家债务的传统手段:渐进地扩大其购买力。它们无法控制以美元计价的债务的价值，随着通货膨胀率的提高及其货币的贬值，其债务负担(以本国货币计算)将变得更为沉重。
通货膨胀被认为是由国内信贷创造引起的，而不是由向外国借硬通货引起的，而这是基于一种似是而非的逻辑:外国银行家将不为具有风险或邪恶的目标贷款。现实是与其说政府创造国内信贷，不如说政府将之交给私营银行制造了通货膨胀。实际上，公共信贷的发行都倾向于达成更多提高生活水平和促进就业的长期社会目标。
金融部门称，中央银行“独立”，不对民选的政府负责，从而也不对选民负责是有益的。实际上，中央银行独立成为依赖于华盛顿共识的委婉说法，华盛顿共识控制财政和货币事务，提出以牺牲债务人利益奖励债权人的自我欺骗的政策，同时还只允许美国维持大规模的长期预算赤字。
(四)从新保护主义走向新自由主义经济
1945年，世界似乎走出了自由放任，而国际经济新秩序似乎正被引入一个新保护主义时代(正如本书第十二章“自由放任的终结” 所描述的)。到20世纪70年代，几乎没有人会想到新保守主义的“市场原教旨主义”将80年代卷土重来。当今，世界贸易组织深奥的条文并不旨在加强政府的权力，而是旨在促进金融资本对政府的控制。从政治上看，对政府的管制权、公共企业和税收的监督已将公共计划转交给了金融资本。
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本来只被授权贷款给政府，从而不得不与政府合作。这在50年代引起倡导土地改革的经济学者的批评。几乎所有的世界银行报告都敦促家庭粮食生产，要求在寡头政治盛行的前殖民地进行土地改革。但世界银行声称f其无权强制买办国家进行改革，它的大多数农业贷款都投向生产出口农作物的大型种植项目。
然而，自1980年以来，世界银行一直毫不掩饰地要求实行私有化、通货紧缩和其他寡头政治政策。当今，世界银行致力于“国家建设”，这一货币主义哲学的委婉说法阻碍政府提高生活水平，并破除了对外国金融资本的限制。1974年由皮诺切特将军领导的智利极右翼开始实施的政策现已成为主流政策。
这是一种赤裸裸地偏向于债权人的政策。历史上，债务人总是放弃其抵押给债权人的财产，但当今整个国家被告知，开始甩卖其土地和矿产权，以及政府对铁路、航空、电、水、气、电话和广播等公共领域的垄断权，这些都被冠之以社会保障私有化之名。考虑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强制实施的金融紧缩，此类甩卖必定主要是为外国人制造的，他们通过“遣返”其接手后的收益，将造成那些国家的国际收支枯竭。
尽管美国仍然是高度保护主义的，其外交官还是阻止外国政府以特惠条件为其农业和工业提供信贷。虽然美国政府一直是这样做的，但美国官员意识到，金融费用是现代生产的最大成本，因为现代生产是由支付利息的债务融资的。社会主义国家不收取利息和租金，这一事实被认为给了它们成本优势。它们可以独立地根据纯粹的工程路线进行计划，使用补贴价和实际上免费的信贷和可用土地，而不用优先考虑将金融收益和其他开支付给食利者。
美国担心这些政府可能“干预市场”，这导致它放弃了创建国际贸易组织的建议，并将苏联和其他中央计划经济国家排除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之外。效仿美国政策，补贴其生产和贸易的外国政府受到孤立(古巴和中国)、威胁和推翻(伊朗、危地马拉和智利)。
(五)从平衡的国际法走向有利于美国的双重标准
贸易谈判一直是以美国的农业补贴和配额为前提的，而这阻止了第三世界发展其自己的粮食生产。美国拒绝清除已“内在”于贸易协议中的农业保护主义，这使得谈判空间极其的狭小，因为与之对比，其他的贸易问题简直是小巫见大巫。美国对“自由市场”的支持取决于美国政府对其国内市场的控制和支持。
人们还进一步担心美国的单干政策会导致美国藐视其签署的国际协议。2002年的钢铁税就是一个臭名昭著的例子，当时，小布什总统为了吸引宾夕法尼亚州和其他钢铁生产州的选民，而寻求强制实施非法的进口配额(参见第十一章“美国的钢铁配额预示着新保护主义”)。
类似的双重标准也出现于对外投资领域。尽管美国的国际收支赤字不断提高，美国还是阻止了外国人买断其银行、航空公司、军事和技术公司。70年代，欧佩克组织成员国政府被告知，只能以其美元购买美国主要公司极少量的股份。80年代，日本被允许只能投资于估价过高的房地产、电影公司或有困难的公司，而美国要求外国出卖其最高控制权。
自70年代以来，最突出的双重标准是美国具有同时推行债务国和债权国战略的能力。对于欧洲和亚洲，美国是债务国，而对于“发展中国家”，即落入债务陷阱和粮食依赖的并非真正发展的经济体，美国仍然是债权国。正如本书所描述的:“面临国际经济新秩序，美国的战略是使之不再成为诱人的图景，并尽可能地重建1973年前的格局。美国财政部债券本位一再地得到强调，与之同时，黄金、英镑或某种欧洲货币被拒绝作为可行的替代物。……由于外国继续依赖于美国的谷物、军备和飞机，美国的出口价得到支持，为了支付进口，第三世界再次为了出口原材料相互竞争，不断降低其贸易条件。……美国的经济战略是继续利用外国资源，以维持其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政府开支的增长。”
美国的主要担心是外国可能通过美国一直实施的类似凯恩斯式的预算赤字政策，来扩大自己的货币和信贷体系。国内的货币和信贷制造将使外国不用依赖于美元这种外国资本，而土地改革和补贴将促进粮食的自立，这又会削减美国的谷物出口。
这恰恰是华盛顿共识所反对的。双重标准最终为美国经济以及买办寡头政体的债权人提供了不劳而获。
(六)从对外贸易和投资走向货币投机
贸易和金融依赖程度被认为是经济有效的全球劳动分工和信贷的一部分。但1982年墨西哥的破产中断了借贷和投资，这一直持续到1990年，而到该年，阿根廷和巴西被迫向以美元标价的债务支付45%的利息。这种过高的利率反映了它们沿着经济和金融自立道路发展的失败。
尽管如此，由于发现了新的外汇来源，投资者还是重新开始放贷。债务国政府可以通过甩卖公共企业来偿还债务。这些私有化计划是破产前的自愿放弃，似乎政府不是主权债务人，主权债务人完全能够强迫银行家和债券持有人承担其糟糕贷款造成的损失，从而将公共领域置于国家控制之下。
一种质变发生了。鉴于债权人在过去的年代里已将单个债务人的财产一点点地据为己有，他们如今把目光瞄准了国民经济的全部公共领域。公共企业的收入正流入金融资本的手中。
“资本自由流动”(即资本外逃和“汇回母国”) 带来的一个副作用是对外贸易在确定汇率上不再扮演主要角色。每个交易日、每分钟的疯狂货币投机远远超过全年度的贸易和直接投资总量。
(七)从政府控制货币走向债权国控制
冷战结束为回归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的传统冲突扫清了障碍。当今，剥削模式的特征不是通过雇用劳工寻求工业利润，而是推动政府建成生产利息和租金的食利者经济（并不向之征税)。这是通过金融杠杆撬开负债国家来头现的，对债权国也是如此。
从而，1980年后的秩序一直主要是以金融为特征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是促使第三世界债务国以自己的货币发放信贷而是迫使它们依赖于外国银行制造的具体而言反映美国国家利益的信贷。
没有一整套的委婉说法和意识形态盲点的劝诱，对这种格局的默认是不会持续下来的。不发达国家(由于在殖民时期存在的财产所有权关系和金融依赖，1945年被称为“落后”国家)被灌输得相信，财富之路在于原材料单一经营的出口导向型发展。同时，信贷关系应以国外的“硬通货”加以控制，这一立论阻止了第三世界国家通过实施克纳普(G F Knapp)所称的国家货币理论走向自力更生。
(八)从冷战时的孤立俄罗斯走向以新自由主义与其领导人合作
70年代，随着美国销售谷物到俄罗斯，两者间形成贸易联系，冷战蜕变为缓和。俄罗斯向西方的开放导致1986年的公开性和改革，5年后苏联解体。在有史以来的一次最大的经济转变中，俄罗斯将其矿产财富、土地和企业分配给了主要来自原苏联干部和“玛菲雅”(Mafiya)阶层的圈内人。当尘埃落定时，俄罗斯发现其工业、农业和军事生产已瓦解。美国包围了它，从中亚到外空布下军事基地，并正使用其窃国寡头的逃离资本买空其剩下的自然资源和其他资产。
过去的十年里，华盛顿共识已完全证明它不是促进增长的政策。新自由主义“改革者”为俄罗斯提供了比其他任何地方都更自由的“无形之手”，设法毁坏了可以成为美国潜在对手的俄罗斯。
新自由主义者称，新的财产所有者将对经济学教科书所描述的市场激励的逻辑做出反应，会把其收入转化为投资，促进生产。但这些财产所有者认识到他们攫取的资产的内在风险，因为他们在这些资产制造中未发挥任何作用。保护其收益的最安全办法是尽可能多和尽可能快地将其财产转移出这个国家，远离税务和司法当局。在长达10年的时间里，寡头们以每年250亿美元的速度向国外转移其财富，然后取得以色列、英国和其他国家的公民资格，迁移到他们设立银行账户的国家。
到2001年，也就是叶利钦攻打俄罗斯议会十年后，2500亿美元被以虚报出口清单和向外国投资者售卖所有权等手段转移出了俄罗斯。比这种资本外逃重要得多的是俄罗斯科学家和熟练工人的流失。随着俄罗斯社会陷入心理崩溃和经济上的衰退，俄罗斯人的平均寿命缩短，(以艾滋病为首的)疾病蔓延，自杀率提高。
从而，苏联与其说是被军事征服的，还不如说是败在金融上，它瓦解为多个对美国援助、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放弃政策控制的第三世界国家。到1994年，政府以及许多私人企业停止向劳工支付薪水，甚至都不发放国内信贷为政府赤字融资。“改革家们”已经在恶性通货膨胀中把国内的卢布存款挥霍一空，这促使民众主要以美元的形式储蓄，他们积聚的美元比在美国国内流通的还多。
农业机械生锈，工厂倒闭，投资极度缺乏资金，所有这些导致了对进口依赖的不断加深。新自由主义者坚持认为，政府收支要以美元为支撑，似乎其雇员会把他们所有的钱花在进口上。(新自由主义样板国家阿根廷甚至更为严格地遵循美元化，其经济在2002年崩溃，过后留下了需要10年偿还的外债。)
新自由主义金融政策造成俄罗斯的解体，这不仅没有被视为一种客观教训，有助于揭示该政策作为经济增长计划是失败的，而是被称烦为市场效率战胜了政府计划和投资的内在无能。这些改革制造的私人财富源于对政府创办的公共企业的瓜分，而不是源于传统意义上的企业生产能力的提高。
与之同时，1945年设想的世界和平年代正让位给美国军事基地组成的全球网络乃至外太空军事化。不过，征服的主要模式还是金融的，也就是拆除美国之外的国家的政府规制权和征税权。为了此目标，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反对政府的经济干预，从而提出了与原本设想的战后发展计划正好相反的计划。
(九)从冷战走向阶级战争
1991年苏联的崩溃结束了冷战，美国成为世界上无可争议的军事和经济强国。由于不再受到共产主义威胁的制约，美国力图使其收益不可逆转，而将其胜利描绘为如下观点的论据:政府计划、价格补贴、征税、收人再分配和公共信贷就其本身而言是破坏性的。即便在社会民主党执政的国家，也明显地怀疑公共管制和政府在社会中扮演的积极角色，包括在对外贸易、融资和政府计划领域创建更平等的经济秩序以实现农业、工业和社会福利现代化的建议。
当自由市场主义者作为极右翼被孤立时，人们能够理性地预测到如此巨大的社会和经济哲学颠倒吗?当然，本书的最后一段得出的结论“不论是社会主义政府，还是在君主们的领导下，各国都将管制市场力量，以为其国家或地区利益服务”，显然过时了。金融利益集团现正从事着世界大多数经济计划，自80年代以来，芝加哥学派货币主义已占据主导地位，以致到了90年代，甚至中国一些领导人也走向折衷主义，以致推动不问黑白地致富。
问题是，为什么未能形成一种更均衡和平等的国际发展模式?如果70年代的战略行动已失败了，那么对于替代华盛顿共识的更可行的后自由主义秩序，最有可能的道路在何方呢?美国要求根据其自身利益行事，这是极其容易理解的。但为什么欧洲、亚洲和第三世界国家默认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而不寻求促进其确定无疑的自身利益呢?它们不是像经济学和国际权力政治教科书所说的主权国家那样“博弈”。
这提出了一个问题:美国将以其史无前例的权力做什么?帝国的逻辑是促进帝国中心，而不是边缘的增长。罗马的经验提供了教益。塔西佗(tacitus)是这样描述罗马政策的，“他们制造了一片野蛮，将之称为和平”。当时食利者寡头运用其控制权将纳税负担转移到农民和手工业者身上，从而导致债务高筑、人口缩减和落人奴役制的不断加深的依赖。
冷战的结束与以前的债权国与债务国之间的冲突具有许多相似之处。到80年代，随着右翼政府在美国、英国和其他国家的相继掌权，这种冲突就有了政治意义。墨西哥就是一个拉丁美洲政权如何为金融利益服务的范例。其1988年的总统选举被革命制度党窃取，阻止了民众主义领导人的当选。1991年，专制的革命制度党与右翼的国家行动党联盟，维持了裙带资本主义，这导致了1994年墨西哥股票市场的崩溃，这种资本主义的先声正是圈内人通过私有化获取电话公司和其他企业。
(十)从经验经济学走向自由市场宣传
数十年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金融管理者剥夺了债务国急需提高的信贷和税收。这就好比一个寄生虫主宰了主人的收支和思想，榨取其营养供奉自己。食利者的行为一直被错误地认为会带动东道国的发展，而不是破坏东道国自身的投资需求。大多数寄生虫已与其寄主建立了一种共生关系，甚至帮助它们壮大，而帝国却从未如此理性地成功管制自己。
当今，金融部门凌驾于政府之上赤裸裸地体现于俄罗斯改革和欧盟中央银行家的行为中，前者在“攫取财产”财产以及随后的抛售中达到顶峰，后者反对以预算赤字提供扩大经济的必要信贷。
就像奥威尔式的以为是此却是彼的事情一样，这种改革实际上是累退式税收、圈内人私有化、资本外逃(“资本自由转移”)和解除政府管制。在受害人眼里，沿着新自由主义路线的“改革”已成为刺耳的字眼，后者完全反对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原则和八十年代以前的进步改革——建立国内市场、扩预算赤字，以促进全面就业提高教育卫生及生活水平的社会民主主义政策。
然而，虽说有美国压力的影响，对于当今创造财富的反动意识形态缺乏一种替代逻辑留下有待填补的正空，这本身就应足以解释各国政府如何可以最好地根据上述理论独立行事。
二、走向后食利者经济秩序之路
不难看出，人们需要做什么消除当今新自由主义改革造成的两极分化。一个更好的世界秩序将允许政府提供信贷为预算赤字融资 ，从而促进投资和就业；以本国货币标价国际债务，将债务清偿在支付能力之内，就如在20世纪20年代道斯计划和杨格计划（Dawers and Young Plants）为德国战争赔款所做的；将纳税负担从劳工和工厂转移到土地、地下资源和垄断之上。
为了建成这样的世界秩序，有必要创建具有新的发展哲学的国际机构，以之取代国货币基金组织、世界争行和世界贸易组织；协商美国财政部债券本位的替代物；落实美国式的关税和补贴，促进土地改革；限制美国军事扩张主义；创建后新自由主义理论，恢复劳动所得者和非劳动者所得者的传统区别。
（一）政府提供信贷为预算赤字融资 ，促进投资和就业
各经济体并不需要外汇和储蓄为其劳工支付薪水和投资于国内生产要素。各国政府没有任何理由不做美国一直所做的——-维持预算赤字，以保持劳动力充分就业的速度扩大国内市场需求。虽然货币主义者声称政府信贷必然造成通货膨胀，但没有任何理由认为政府信贷比私人信贷造成更高的通货膨胀。实际上，民主政权发放的公共信贷趋于用在有利于长期提高生活水平的领域，而银行更愿意为资产泡沫、不动产和其他既有资产融资
（二）以本国贷币标价国际债务
大多数国家从技术和资本品进口中受益，但在过去的半个世纪，债务依赖（美其名曰“资源流动”）的经验表明，应以本国贷币的计价方式借款，因为这样就可以控制债务的价值。如果自决作为从政治上定义主权国家的题中之义，是可欲的和真实的，那么控制货币和债务也是必要条件。这需要以本国贷币计价的债务取代美元化。
目标是创建一种促进发展而不只是以重新分配为特征的经济平衡。当今的经济正统派将“均衡”界定为债务人需要甩卖的资产与其外债的比率（自2002年以来阿根廷的债券持有人提出这样的要求）。美国外交官将金融均衡界定为外国中央银行必须购进以为美国减税扩大的预算赤字融资的美国国债总量，而贸易均衡似乎就是外国必须提供给美国，使美国公民能够 维持其生活水平的产品总量，即便美国经济已非工业化和美国人已转变为食利者。
问题是，当今的贸易和国际收支体系旨在奖励食利者，而不是帮助国家发展。新自由主义逻辑的破坏性影响已最明显地体现在俄罗斯于90年代实施的国内市场通贷紧缩和欧洲共同体实行的财政紧缩。无疑，未来的几代人将清楚地看出，这种教条主义的贷币主义共识是自愿强制实施的，并不是在皮诺切特将军的枪口下做出的。
2004年阿根廷力图制造美元债务必须转化为其本国贷币的务件。这种要求是经过沉痛的教训认识到的，在十年的高度美元化时期，阿根廷每发行一笔国内货币，就必须贷给美国财政部同样一笔款子作支撑，似乎阿根廷是美国财政系统的组成部分之一，而不是一个主权国家，2002年阿根廷最终陷入债务危机。虽然国际债券持有人和放贷的银行表示反对，但阿根廷的谈判立场的先例不是别人，正是由罗斯福本人做出的，当时他单方面地否定1933年前金融契约中的“黄金条款”（该条款规定所有债务必须以美元贬前的价格计算的黄金偿还）。
（三）向土地、地下资源和垄断征收租金和资源税
当今的全球金融攫取最主要地是通过获得公共垄断、原材料和不动产，寻求资源租金（包括垄断利润），而不是投资于新的资本形成以赢得工业利润。对财产租金的榨取最大化，阻止了政府将这些租金转为税收。正如金融人员所知的，税务部门放弃的税收可以作为利息、分红和管理费支出。
政府遏止此类资源攫取是相当容易的。它们需要做的一切是向已私有化的土地、地下矿产资 源和自然垄断征税。该税种的好处是，它将削减工业和劳工承受的财政负担。这将改变税务制度，使工资和工业利润承受的负担转移到由自然（有利的地理位置或自然资源）或垄断权产生的租金收入。这将促使政府曝光希望将攫取资产转移走的食利者的收入。
根据国际法，租金和物业税是合法的，只要将之平等地应用于国内和国外的所有者。该税种可谓源远流长，一直是古典政治学的关注焦点，古典政治经济学经约翰·斯图亚特·密尔发展到鼎盛时期，后来得到19经济改革家的拥护，他们包括德国社会主义者拉萨尔和马克思，美国的亨利·乔治和凡勃伦，英国的阿尔弗雷德·华莱士、萧伯纳和丘吉尔，中国的孙中山，古巴的何塞·马蒂(Jose Marti)和俄罗斯的列夫·托尔斯泰和亚历山大·克伦斯基(Alexander Kerensky)。
租金税不涉及财产国有化，财产国有化要求根据国际法进行补偿，这不免令人想起关于“公正补偿”的观点，它已成为美国与革命成功后的古巴和其他共产主义国家关系中的棘手事。各国政府都可以其选择的方式向收人和财产征税。
即便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和其他新自由主义者也承认，租金税是最公平和最平等的税种。然而，由于认识到其货币主义理论的政治吁求主要是针对财产所有者，他们没有推进这种观点。他们故意将利润和租金混为一谈，似乎土地与其他财产和垄断权都属于同一范畴，都是需要劳动创造。这种对土地和资本的混淆之所以得到政治激励，是因为未能区别根据有形资本投资的劳动所得利润与经济租金的“免费午餐”。弗里德曼和其他新自由主义者公开称这种“免费午餐”不存在，即便他们认为租金税优于其他税种。
不用任何直接的生产成本就挤出的盈余不是古典意义上的“利润”。这是经济租金，或密尔时代的改革者所称的“非劳动增长”。普京在俄罗斯的反新自由主义改革支持资源和租金税，就是基于认识到全球主义已主要成为占有财产和租金的活动。
与之对比，自二战以来，西方国家一直稳定地削减对财产征税的比例。纳税负担已转移到了劳工和固定资本形成上。这种趋势需要在如下的经济秩序中得到扭转:其目标是促进增长和发展，而不是奖励食利者。食利者使用借来的信贷获得财产控制权和提高物价的垄断权。
(四)以新的国际机构取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
很难指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支持如下建议:放松其对债务国的控制。虽然它们的最初目标是支持汇率稳定和为经济现代化融资，但它们的经济教条现在支持食利者攫取资源和债务依赖。这两个机构需要被取代，因为它们是不可改造的。
各国都没有必要成为这两个机构和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世界贸易组织的立场就是反对政府企业和管制活动。成员国只需简单地要求归还其认缴的黄金，从而拒绝华盛顿共识，并实行其反对的租金税、为赤字融资和制造公共信用。
(五)美国式的保护主义关税和补贴
20世纪50年代，联合国经济学家就认为，土地改革是粮食缺口国家必须实施的政策，这样才能为自己供应谷物，而不是持续地依赖进口。这项政策要求抛弃世界贸易组织强加给除美国和欧洲之外国家的自由贸易原则。相反的办法是粮食缺口地区进口美国生产的所有农作物盈余，供应美国没有足量生产满足其国内市场的热带农作物。
为了粉碎高度受保护的美国和欧洲农业运用的粮食武器，谷物缺口国家需要自己养活自己。自给自足要求彻底转变所有权为外国人占有的面向出口市场的农业生产。面对欧洲和美国在其工业和农业革命期间就采取的对投资的高度补贴，为了工业和农业现代化，这些国家需要做美欧曾做过的:提供保护性关税，以补贴所需的投资。换言之，他们应按照美国实际上一直做的做，而不是按照美国外交官说的做。
(六)美国财政部债券本位的替代物
当前，维持国际收支盈余的其他国家不得不将其央行储备无止境地贷给美国财政部。这些储蓄成为美国金融系统的一部分，而不是用来建设其自身的生产能力。随着美元相对于欧元、日元和其他维持国际收支盈余经济体货币的贬值，那些贷款的价值没有任何硬通货的保证。以本国货币计价，中央银行持有的美元储备的价值是下降的。问题是如何约束美国无限地维持国际收支赤字，如何补偿其他国家由于央行积累美元储备所带来的外汇损失。在1971年之前，各国可以持有黄金形式的外汇储备，可以用黄金结算国际收支，这有一种强制性的约束力。当前，由于缺乏黄金之类的资产，也不能转化为欧洲和亚洲经济体发行的货币，各国只有消费掉其积累的美元储备才能解决问题。
最自然和对称的选择就是向美国提出它强加给其他国家的同样要求:美元持有者可以购买工厂和高技术，以及森林和其他自然资源。一个相关的替代办法是各国使用其结余的美元买清美国公司的海外投资。
另一种替代办法将是美国在1921年德国马克和其他欧洲货币竞相贬值时所做的。美国根据美国销售价格而不是名义上的进口价格执行关税。这导致能够反映货币贬值的关税浮动，从而阻止了金融波动破坏现行的生产-成本模式。
该实践的逻辑延伸是用关税收人和其他外汇收益为向那些货币贬值国家的出口提供补贴。这里的目标是使成本正常化，并在实践中实现作为传统贸易理论基础的“纯成本价”立论。
(七)孤立离岸资本逃离和免税中心，管制账目转移
近些年，大量公司在逃税港注册虚设的分公司，以之作为手段，实现公司间的账目转移，从而逃税和躲避其他法律的制约，这削弱了各国税法和相关规章。
反制战略是简单的。各国金融系统和税务部门可拒绝承认那些中心，就如美国及其盟国孤立中国、俄罗斯、古巴、利比亚和伊拉克许多年一样。然而，可以预期，美国将反对根据上述路线创建一个更好的经济秩序的努力，它将施压阻止该秩序的形成。这就需要地区性协议，实现各国的联合。
(八)限制美国的军事扩张
正如查默斯·约翰逊(Chalmers Johnson)在《帝国的悲哀》( The Sorrows of Empire )中所指出的，“根据五角大楼的年度不动产清单，也就是所谓的《基地结构报告》，我们在全世界132一个国家部署有725个军事基地。美国这一庞大的基地网络构成了一种新式帝国——一个军事飞地组成的帝国，而不是以老的帝国主义形式存在的殖民帝国。为了控制全世界的海洋，我们维持了近13支航母打击大队，它们构成了流动基地。”最近，美国已开始以基于卫星的武器使外空军事化。
所有这些支出增加了美国国际收支赤字和国内预算赤字，在1971年前的越南战争期间，那时的金汇兑本位对美国的海外军事支出具有强制性的约束力，与之相比，当今的欧洲和亚洲的中央银行正以大得多的规模补贴美国双赤字。一直以来，在世界地缘政治中，一条颠扑不破的公理是，帝国的野心只有以陷人债务国地位从而牺牲其金融权力才能维持下去，正如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在一战后所发现的。然而，由于美元与黄金脱钩，这项对其海外军事支出的制约也就不再奏效。
在现代世界，限制帝国野心的关键在于重建帝国的成本与经济地位的下降之间的联系。考虑到现代军事技术的成本，没有任何国家可以靠自身的力量付得起那些技术。从而，在现代史中帝国的成本己打破了每一个帝国的设计，这已由大英帝国在一战和二战后的衰败得到最恰如其分的说明。
如果军事实力的关键在于帝国的成本被转移到了边缘(正如罗马所做的，在该过程中榨干了其殖民地)，那么瓦解帝国的关键在于抵制这种转移。“没有代表权就不纳税”，正是对激励1776年美国革命的口号的解释。由于美国有能力从外国中央银行处得到无限的贷款并作为食利者总头目享受“不劳而获”，一美国可以以维持国际收支赤字向全世界征税。
(九)发展后新自由主义理论，恢复劳动所得者和非劳动所得者的传统区别
将高税收和外国债券持有者得到公共保障的现行制度称为“自由企业”显然是愚不可及的。在这些条件下，“市场原教旨主义’，成为金融支配政府的委婉说法。它只是另一种形式的中央计划，而不是缺少计划。它正计划着强制推行依附，而不是自立。
一个更平等与和平的世界秩序将扭转当今把计划性权力转交给金融机构的趋势。各经济体需要的是制造产出，而不是转变为制造利息、分红和资本收益的载体。迄今，债权国和投资者接管了授权给政府的角色。
投资和就业融资既不需要外国贷款，也不需要以前的储蓄。国家信贷( national credit)实际上是主权国家的一种特权，任何国家都可以制造国家信贷。需要发展的是国内市场，而不是依赖于美国消费者和军事支出，使之充当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
正在形成的寡头政治被贴上了“有管理的民主”的委婉说法。就民主这一术语的传统意思而言，“有管理的民主”术语就是反民主的。该术语与“后工业”结合起来，似乎现代金融正推动进步，而不是倒退。
解决方案必须结合政治和经济。美国的帝国设计已制造出一种金融紧缩理论，它使各国不能根据美国本身实施并到达其世界领导地位的理论实现经济现代化。
另一方面，中国已走上一条可能被印度、甚至委内瑞拉、阿根廷和巴西仿效的道路；而普京领导下的俄罗斯正征收资源和租金税，它已远远超出了20世纪70年代本书首次出版时所设想的道路，有可能复兴其工业基础。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将陷人为罗马帝国式的金融强加的紧缩，而导致新封建主义，替代道路是为此准备的。
原版前言
本书《超级帝国主义：美国金融帝国的来源和基础》中文版名为《金融帝国》续册，他分析了美国在经济、政治、军事上主导其自由世界盟友的方式的演变过程。当冷战促使美国的国际收支平衡陷入大规模的赤字，迫使其与黄金脱钩，并使之对外国政府欠下其失去偿还意志的债务后，美国加紧实施了保护主义的贸易和投资政策，同时继续向世界经济注入过量的美元，使之通货膨胀。这些策略最终导致工业化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要求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欧洲于1970年关闭外汇市场反对基辛格提议的大西洋宪章，中东战争爆发，随后石油价格上涨4倍，紧随这些世界的是外国采取行动以求经济自立，抛弃它们以前的依赖，所有这些都是试图打破美国对世界经济的主宰。南北矛盾紧张的同时，主要工业化国家之间也发生日益上升的紧张关系。第三世界成为新兴的要求自我权利的力量。欧洲日本和美国都以各自的方式伸长自己相对于其它两方和第三世界的地位。由此而来的外交反应了新的价值，意味着经济强国的新排序。这种排序以区域性联盟为特征，可能是美国的影响仅限于其所在的区域。
不论各种力量提出怎样的解决方案，它们都预示着战后世界秩序的终结。而正是战后这种秩序，使得美国能够几乎美股有限制地汲取国外的财富。美国发现其不得不退回到依赖于自身先对高成本的资源，因为其国内储蓄不足而从国外获取财富的能力在减弱，而那些财富其国内已不再生产。本书描述了上述全球分裂的基本原理，探讨了其最可能带来的经济和政治影响。
（转自豆瓣图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