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金融评论

在主流经济理论中，货币由中央银行供给，它的变化在短期内会影响经济增长，长期中则呈“中性”，即只影响价格总水平。由于新古典理论中的微观主体都是同质且充分竞争的，主流经济理论为我们描述的实际上是一个理想化的均匀环境。在这个从总量到总量的假定下，货币的逻辑比较容易理解，货币政策的定位与作用也十分清晰。

将基于这种假定的理论运用于发达经济体，就有过于简单之嫌，用之分析如中国之类新兴加转轨经济体的更为复杂的货币金融问题，就更显得“隔靴搔痒”了。应当认识到，我们面对的经济，具有明显的结构性特征。正是这些结构性特征，显著影响着货币运行的规律，影响货币、增长与通胀的匹配关系，进而可能使货币、通胀这样的总量问题也呈现出明显的结构化特征。

因此，采用多部门模型而不是单部门模型，选取结构化视角而不是简单的总量视角来分析和观察货币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方法论价值。事实上，通过转换视角和选取新方法来展开对“老问题”的研究，正是一切科学发展的正道。这种例子，在经济学发展过程中俯拾皆是。例如，购买力平价（PPP）是汇率决定的最重要理论之一，但实证检验却发现其存在系统性偏差。

为校正这偏差，巴拉萨—萨缪尔森等通过引入将经济体区分为贸易品部门和非贸易品部门的结构性方法，显著改善了理论解释力，对长期汇率决定理论进行了重要发展与完善。李斌、伍戈的《信用创造、货币供求与经济结构》一书之所以值得推荐，就在于它立足于中国的国情，将结构主义的方法贯穿于分析中国的货币供给、货币需求以及货币与产出、通胀之间的动态关系，从而在诸多问题上取得了重要而有趣的发现，深化了我们对货币经济与金融运行的认识。

中国经济运行的结构性矛盾始终十分突出，这一实体经济基础，对中国的货币政策产生了明显影响。在本世纪的头十年里，从上个世纪延续下来的储蓄率偏高、消费率过低的结构性矛盾依然突出，甚至更加恶化，大量国内产出需要外需消化，从而导致外汇以更大的规模流入。

为维护汇率基本稳定，中央银行被迫购汇“吐出”基础货币，这自然很容易造成国内流动性偏多的格局，进而积累通胀的压力。

对中国这样一个大型经济体而言，长期依靠外需发展显然不可持续。正是基于对经济运行矛盾的准确判断和把握，中国政府早在上世纪末就提出了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在这一总战略下，中央银行在通过汇率渐进升值和大规模对冲组合应对偏多流动性的同时，也一直强调经济结构调整，以期为从根本上解决体制机制问题作出贡献。

然而，就其功能而言，货币政策是短期的总需求管理工具，它不可能从根本上纾缓结构性矛盾，反而可能处处被结构性问题掣肘。面对长期和深刻的结构调整过程，货币政策的基本着力点恐怕应置于保持货币金融环境基本稳定方面，旨在为结构调整争取时间，为产业升级创造稳定的预期。这种对货币政策发挥作用的环境和能力的冷静思考，在这部书里贯穿始终。我以为，这是本书值得一读的又一特点。

有一种看法认为，主流经济学的单部门模型更适于发达市场经济体，而多部门模型仅适用于发展中国家和发展经济学。这是误解。实际上，发达经济体也面临深刻的结构性问题。以货币政策为例，以往的主流奉所谓“单一目标和单一工具”的政策框架为圭臬，中央银行仅仅通过调节短期政策利率来实现物价稳定目标，进而影响长期利率。

此次国际金融危机告诉我们，正是对这种政策范式的迷信，使得货币政策一度对泛滥的危机束手无策。国际金融危机的历程让我们认识到：维护币值稳定并不必然意味着金融稳定，保持一般商品市场供求平衡并不必然意味着资产价格和金融市场稳定，同时，货币政策传导可能极大地受制于金融机构的顺周期行为。

如此等等都昭示我们，需要在中央银行的政策武器库中增添政策工具，并强化宏观审慎等政策工具的应用。在市场非完美、市场主体行为可能存在非理性和动物精神的背景下，我们需要用更接近现实的分析工具来研究经济问题，结构化的分析视角便属此类。

本书的两位作者既有扎实的理论功底，又长期在中央银行从事货币政策的研究与实际操作，这使他们得以将宏观经济和货币经济学的分析工具熟练地运用于复杂的宏观调控实践之中，写出了这部既有理论价值又有实践意义的专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