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清华金融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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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涂永红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副所长 本文编辑/王茅
本文对中国经济新常态的突出特征和2015年复杂的国际经济环境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认为中国对外经济需要做好三件事：推动自由贸易、鼓励对外投资，以及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经济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以中国为首的新兴国家集体崛起，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由西方转向东方。为了应对这场危机，确保自身经济稳健和可持续发展，许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主动进行了经济结构调整。中国也不例外，经过5年的“调结构、转方式”，中国经济进入了一种有别于先前的新常态。这种新常态最突出的特征有三：一是经济告别两位数的高增长，转入7%左右的中高速增长；二是经济增长动力由过度依赖出口转向内需和消费驱动，经济的自主性增强；三是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在全球产业链分工中开始走出微笑曲线的低端，逐渐走向技术和市场网络的高端。中国经济运行进入新常态，的确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在2014年11月召开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峰会上，中国展现了新的开放姿态和大国担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再次提出中国建设“一带一路”的国际战略，以“贸易相通、道路联通、政策沟通、货币流通、人心相通”为目标，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立互利共赢的新型关系。而且欢迎沿线国家搭中国经济发展的“便车”和“快车”。中国和美国还就气候变暖问题达成一致，明确了未来20年的减排目标。在这次会议上，中国倡导的致力于亚洲基础设施建设的“亚投行”也宣告成立，中韩达成自贸区协议，人民币得到国际社会的更多认可。种种迹象表明，中国已经开始在新常态下开展对外经济交往，尽大国责任，向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
展望2015年，国际经济环境变得更加复杂。首先，2014年美国的新增就业水平已经恢复到危机之前，美联储也启动了退出量化宽松（QE）的程序，美国意图重新恢复其在全球的说一不二的控制地位，对快速上升为世界经济“次位”的中国难免多方加以遏制。其次，中国出口的外部需求状况不容乐观。中国的最大出口目的地欧盟仍然身陷危机泥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已调低欧元区的增长预期至负数，乌克兰危机以及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使得欧盟经济复苏愈发困难重重。中国另一个重要的贸易伙伴日本，在安倍经济学的“三把火”烧过后，经济增长动力依旧不足，出现了负增长，不得不继续实施量化宽松政策。再次，新兴市场国家出现金融危机的风险加大。石油、铁矿石等原材料价格的大幅度跳水，使得俄罗斯、巴西、委内瑞拉等资源大国出口收入锐减，委内瑞拉等国宣布无力偿还外债。一旦美国彻底退出QE，美元利率提高，支持美元坚挺，必然引发资金大规模回流美国。在那些金融市场比较脆弱、贸易逆差较大的国家，资本大规模外流很容易触发货币危机，进而爆发经济危机。
中国经济刚刚进入新常态，运行轨迹尚不稳定。由于强大惯性的作用，内部一些主要影响因素的变化，或者来自国际社会的外部冲击，都有可能导致经济偏离新的轨道，重新回到原来那种不可持续的轨迹，甚至步入歧途。因此，特别需要我们解放思想，转变认识，认清新常态背后的制度、市场、环境变化，把握新常态下的经济动力及其作用机制，积极主动地调整心态和行为方式，顺势而为，努力营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确保中国经济在新常态中站稳脚跟，健康发展，为中国梦奠定坚实的经济基础。为此，中国的对外经济需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首先，推动自由贸易，促进贸易多元化。任何一个国家都有自身独特的、有比较优势的资源禀赋，只有坚持自由贸易，摈弃贸易保护主义，让物尽其用，货畅其流，中国才能充分利用国内外的资源，在人、财、物等要素投入不增加的情况下，提高边际产出效率，获得更多的产出。通过扩大贸易，中国可以扭转先前那种为了追求更高的国内生产总值（GDP）而不顾边际投资递减规律，不计环境代价的投资模式。在过去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的对外贸易以加工贸易为主，通过“三来一补”的方式依靠廉价劳动力，为发达国家提供加工服务。这样的贸易，具有大进大出特点，看似规模庞大，中国实际上得到的收入很低。例如，一双中国生产的价值200美元的耐克鞋，落到中国手里的收入往往不足10美元。新常态下，中国的经济收入增长不能再靠廉价的代工，而是要靠消费和庞大的市场。这就要求我国平衡进口和出口，不要规模过大的贸易顺差；与此同时，调整贸易方式和国别结构，提高附加值较高的一般贸易的比重，降低对美国、欧盟和日本的贸易依存度。通过签订双边自由贸易协定，通过金砖国家机制和“一带一路”建设等多边平台，推动中国贸易多元化。努力挖掘非洲、拉丁美洲的贸易潜力，夯实中国市场在全球经济中的影响力，进一步推动中国在全球产业链分工中从低端走向两端。
其次，鼓励对外投资，培育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资本土跨国公司。国际贸易的发展历史表明，最近20多年来，国际贸易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制成品、最终消费品贸易的比重正在缩小，中间产品、生产要素的贸易不断扩大，跨国公司已经成为国际贸易的组织者和指挥者。通过在不同国家建立企业，跨国公司将生产环节、工序进行全球化分工，组织贸易，谋求利润最大化。中国企业“走出去”历时十年，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五大投资国，在全球500强企业中中国的数量仅次于美国。但是中国的跨国公司大都是资源类企业，在高端制造、服务业中不具影响力，而且基本上是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对外投资规模较小。鉴于跨国公司在配置国内外资源中的具有非常重要的决定作用，在新常态下，中国必须利用居民高储蓄的优势，进一步加大对外投资，用来自海外的较高的投资收益部分替代加工贸易较低的代工收益。政府不应该过分强调增加GDP，而是应该转变思路，鼓励增加国民生产总值（GNP）。实际上，只要能让中国人民的收入水平日益提高，生活质量不断增长，不管收入来自国内还是来自国外都行，政府都应该鼓励和保护。
第三，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为中国经济金融安全增加安全保障。尽管中国是世界第一大贸易国、第五大直接投资国，然而人民币在全球贸易结算中的份额刚超过2%，在国际债券市场的比重不足1%。中国是世界前五大国家中唯一的本币不是国际货币的国家，人民币地位与中国的国际经济地位严重不匹配，使得中国的进出口贸易、资本流动、外汇储备资产很容易受到主要国际货币美元币值波动的影响，承受巨大的汇率风险并处于“美元陷阱”中，从而导致货币政策进退维谷，削弱了中国政府的宏观经济管理能力。因此，人民币国际化是避免受到热钱冲击、降低货币危机的一个有效手段，也是经济稳健发展的重要保障。经过5年的实践，人民币得到了广泛的国际认可，中国贸易的15%已经使用人民币结算，29个国家和地区的中央银行或货币当局与中国人民银行签订了货币互换协议，人民币离岸市场规模接近2万亿元，除香港外，伦敦、法兰克福等主要国际金融中心也开展了人民币离岸业务。由于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市场的计价货币具有惯性和“网络效应”，当今主要货币之外的货币很难在国际经济中脱颖而出，发展成为一种新的国际货币。例如，日元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国际化，一度也曾在国际贸易结算中达到18%的份额，但是日元始终未能形成“网络效应”的正反馈机制，使用范围日渐缩小，目前仅有4%左右的份额。为了突破现有国际货币的惯性障碍，稳步扩大人民币的国际使用范围，中国应该抓住“一带一路”建设的机遇，以贸易为纽带推动使用双边货币进行计价结算，逐步降低对美元结算的依赖。与此同时，完善人民币汇率机制，根据市场化供求关系确定更为灵活的双边汇率，确保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基本稳定或略有上升，形成人民币稳定及长期升值的市场预期，夯实国际社会对人民币的信心，提升人民币对国际金融市场主体的吸引力。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新发展银行等新型国际组织具有更大的话语权，在互利互惠的前提下，这些组织也有可能成为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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