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金融评论

一个国家的经济在面临高、中、低三条增长路径时，该如何选择？这似乎是一个简单问题，但答案可能并不简单。当一个国家面临有良好回报的发展机遇时，如果因为政策发力不足、协调不完善，尤其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端发力协调不够，而错过了新投资机会带来的经济增长，错失繁荣，那将非常可惜。

当前全球经济增长的一个特点是美国经济持续增长的韧性，美国GDP规模拉开了与全球一些主要经济体的差距。例如，欧元区GDP相对美国的比重从2008年的97%，下降到2020年初的62%，再继续降至2024年底的56%。2020年初以来，美国经济占全球的比重持续上升。

值得注意的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到2019年之前，美国经济面临的最大结构性风险是陷入日本式的三低（低增长、低通胀、低利率）长期衰退，萨默斯（Larry Summers）2012年在IMF的著名演讲对此担忧表述得十分清晰。

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后，美国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力度都远超2008年应对金融危机的水平。美国2020年4月到2021年4月期间的新增财政赤字达到惊人的6万亿美元，接近GDP的30%。政府通过一系列法案和计划向居民和企业发放资金，缓解经济压力。同时，美联储从2020年4月开始推行无上限的量化宽松，在6个月内就扩表4万亿美元。

在2022年通胀高企时，美联储开启加息，自2022年3月至2023年7月持续11次加息，累计加息幅度达525个基点。历史上，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加息如此之快，经济无一例外随后都陷入了衰退。然而，美国GDP在2023年增长了2.9%，2024年可能增长2.8%，相当出人意料！美国居民在新冠疫情期间积累的2.1万亿美元的超额储蓄，被主要用于消费。2020年之后，美国的财政政策也一直相当宽松，年赤字规模维持在GDP的5%。超额储备和宽松财政政策这两个因素，才是美国经济在美联储强力加息的背景下没有陷入衰退的主要原因，也促成了其在疫情后几年的增长屡超预期。

美国经济增长的韧性源于其面对危机和挑战时宏观政策层面的积极和协调。每当面临重大危机时，政策发力充足，力争迈向高增长之路。

美国经济韧性的根源，也在于善用科技创新和资本市场两个经济增长发动机协同发力。反映到资本市场上，美国从应对2008年金融危机开始，到应对2020年疫情危机期间，培育出7个市值超万亿美元的科技公司。这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是资本市场对风险投资的积极态度。只有科技创新和资本市场两个经济增长发动机协同发力，才能实现高质量、高速度增长。可以说，无金融，不科技。

随着通胀的大幅回落，全球的央行2024年都改变了紧缩的货币政策立场，进入降息周期——日本除外。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有利于提升投资风险偏好，培育创投市场，扶持更多的新兴科技企业。欧洲、日本以及其他地区，能否抓住机会，扭转发展的颓势，拉近与美国GDP规模的差距，非常值得关注和研究。

2024年12月9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和2024年12月11日至12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释放了多项重磅超预期信号。市场已经建立起对于政策组合的良好预期，经济政策可以顺势而为，借势发力，不仅可以继续在财政和货币政策端协同发力，进一步提振市场信心，也可以更好地利用科技创新和资本市场两个发动机，稳中求进，实现高质量增长。

（黄海洲为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