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金融评论

思考数字经济对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的影响，关键的切入点是规模经济效应。一方面，规模经济效应可能是数字技术影响宏观经济一个最重要的渠道，也关系到国际贸易和产业链分工格局。利用数字经济促进增长的关键，是要发挥好外部规模经济，主要来源于产业的集群效应。另一方面，数字经济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可能在于，其通过改变社会规范从而影响分配，例如垄断、数据租金和过度的明星效应。

我想分享一些宏观经济方面的思考，关于数字经济如何影响增长与分配。

中国经济在过去几十年经历了高速发展。从基本面来看，上世纪九十年代到本世纪头几年，“人口红利”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因素。过去的十几年，房地产与金融相互促进，由此导致的顺周期性（“金融周期”）弱化了经济的短周期波动，强化了中国经济的中周期（15-20年）波动。人口红利已在消退，去年中国人口总量更是首次下降，金融周期也处在下行调整期。

我们要探寻，什么是未来中国经济的新增长点。我个人认为，数字经济是一个特别值得关注的方面。数字技术是通用技术，从数字产业化到产业数字化，对几乎所有经济活动均有影响。

如何理解数字经济发展的宏观经济含义，尤其是对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的影响？我的本次演讲将谈一点自己的理解，这涉及到我们如何看待宏观经济学，以及当前的宏观分析框架如何受数字经济和数字技术发展的影响。

数字经济的关键是规模经济

数据作为新的生产要素，已引起各界的广泛关注，也催生了“数据到底带来了什么不同”这一问题。简要来讲，从农业经济到工业经济，再到当前的数字经济，有一种生产要素是一直存在的，即劳动力。尽管存在部分行业中劳动力是否会被替代的担忧，但人类社会历史表明，不存在技术进步带来长久失业的问题，劳动力永远是关键因素。

相反，其他生产要素的相对重要性发生了变化——从农业社会的土地到工业经济的生产性资本，再到当前数字经济的数据。这一变化带来的不同体现在规模经济效应，也就是随着产品规模扩大，单位成本下降，边际收益递增，这是我们理解数字经济如何影响增长和分配的关键切入点。

具体来讲，土地使用的竞争性最强。土地代表对空间的占有，土地的空间属性使得相关产业具有最强排他性，也使得农业经济的规模经济效应最弱。核心城市房价较高的原因就在于，核心城市的土地供给也就是空间相对有限。随着城市人口增多，单位空间的价格上升或是每个人占有的空间减小。

工业经济时代，生产性资本的竞争性相比土地下降。机器设备可以被共享，数量不够时还可以加大生产机器设备的投入，带动产能扩张。与农业经济相比，工业经济的规模效应有所提升，这解释了为什么工业经济时代经济增长变快，带动了人类生活水平的大幅提升。但是，生产性资本毕竟是有成本的，其边际成本降到一定程度后转为上升，给规模经济效应带来上限。

到了数字经济时代，数据的竞争性更弱。例如，微信的开发需要一定的固定成本，但一旦被开发出来，微信每增加一个用户的额外成本是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即边际成本接近于零。数字经济的特性使得单个企业或商业模式可以做得非常大，享有通常所说的规模经济效应。

综上所述，我们思考数字经济对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的影响，关键的切入点是规模经济效应。尽管存在一定争议，但一个基本共识是，数字经济时代呈现规模收益递增的可能性比工业经济时代要高，更遑论农业经济时代。规模经济效应对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都有重要含义。

数字经济下的经济增长

数字经济时代，规模经济将如何影响经济增长？我们可从经济学理论的演变中寻找线索。

从古典经济学到新古典经济学，再到内生增长理论，经济学越来越重视规模经济效应的作用。古典经济学家包括亚当·斯密、李嘉图和马克思，认为要素积累是经济增长的最根本驱动力。考虑到人口是一个非常慢的变量，古典经济学强调经济增长的源泉来自于储蓄（资本积累）。沿着这一逻辑推演，经济产出中付给工人的工资不能太高、维持基本生存需要即可，剩余部分投入到促进经济增长的积累和投资中。

新古典经济学的索洛模型发现，仅靠资本积累不能解释现代经济增长，因而引入了技术进步。但是，索洛模型将技术进步处理为一个外生变量，对于技术进步是如何发生的这一问题并未加以解释。此后，罗默等人提出了内生增长理论，其与过往理论最重要的差别就在于突出了规模经济效应的作用。规模经济效应可来自多个渠道，包括技术外溢、“干中学”等等。内生增长理论的一个重要含义就是，大国应该比小国增长更快，大国应该比小国更富有。

数字经济时代，规模经济效应可能是数字技术影响宏观经济一个最重要的渠道，也关系到国际贸易和产业链分工格局。传统比较优势理论认为，国家间出于劳动力成本差异而产生了贸易需求，各国产业呈现出发达国家集中于资本密集型、发展中国家集中于劳动密集型的发展格局。但这一理论却与现实情况出现背离，发达国家间的贸易往往超过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例如美国和欧洲、日本的贸易，均大大超过发达国家和非洲、中东地区的贸易。此外，尽管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已大幅上升，但中国作为全球制造业中心的地位反而得到加强，这同样无法用劳动力成本来解释。

上述国际贸易的经典事实可较好地被规模经济效应解释。亚当·斯密指出，通过更细化的分工，每一个赛道的生产规模做大、整体生产效率得到提升，会带来规模经济效应。可以想象，一个极端情况下，社会资源集中用于生产少数几种产品，达到规模最大、效率最高。这显然不符合现实，因为消费需求是多样化的，结合总体资源的约束，限制了单个企业（产品）规模扩张的能力。消费需求多元化和规模经济效应相结合，国际贸易分工因此呈现出现实中所观察到的格局，例如发达国家间贸易较多。

另一方面，运输成本的存在使得生产应在靠近市场的地方进行，而大市场激发的规模经济效应带动生产成本降低、部分甚至完全抵消了销往其他地区的运输成本。这就是苹果手机放在中国生产的原因，中国本身的市场规模大，规模经济效应降低生产成本，足以抵消运输成本。总的来看，中国的制造业发展，正是大国规模和全球分工两个因素发挥作用的重要体现。

内生增长理论的“大国应比小国增长更快”这一结论在现实中似乎不成立，这当然有多种原因，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过去数十年的全球化进程。全球化时代，小型经济体可通过参与国际分工来享受规模经济效应。例如，2022年，中国台湾省的半导体产业增加值对GDP的贡献达13%，难以想象一个封闭经济体会把资源的13%投入到单一行业当中。当前，全球已出现逆全球化思潮，小型经济体参与全球化分工而获得规模效益的空间变小，例如美国要求台积电把更先进的半导体生产放在美国。相对而言，大型经济体的规模优势得以体现出来。

大型经济体规模优势的基础实际上就是人口规模，正如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所说的，一个国家财富增长的最根本标志是人口数量的增长。这是因为人口数量是分工的基础，与几百万人口的小国相比，拥有十亿人口的大国的分工空间更大。有鉴于此，中国的人口规模优势是中国未来利用规模经济效应推动经济发展的最大基础。

利用数字经济促进增长的关键是要发挥好外部规模经济。规模经济分为两类，包括内部规模经济和外部规模经济。其中，内部规模经济是指单一企业内部规模做大带来的效率提升，外部规模经济则来源于产业的集群效应，例如上下游企业相互提供服务等，产业规模扩大带动整体生产成本下降、效率提升。

数字经济对规模经济效应的影响来自两方面，一个是某些新业务模式带来的外部规模经济效应，例如企业把数据放在外部“云”上，企业因不需建设自己的机房而获得效率提升；另一方面，数字催生了一些新的平台企业，帮助它们把内部规模做得很大，并因此获得效率提升和竞争优势。内部规模经济在帮助单个企业规模做大了以后，可能带来垄断问题，阻碍其他企业的创新和效率提升。

数字经济下的收入分配

我们要探讨数字经济如何影响收入分配，同样也可借助历史和经济学理论演变的视角。

在工业革命的早期，收入分配的主要矛盾是一些政治、社会和经济层面的规范，或者说社会约定俗成的一些惯例，例如贵族拥有土地并收取租金、王权赋予的行政性垄断等，这些属于不劳而获，其对立面是劳动者和贡献资本组织生产的资本家。

随着王权得到约束和贵族的没落，收入分配的主要矛盾转变为劳动者和资本之间的博弈。古典经济学的收入分配理论首先强调劳动者的生存需要，让工人活下去是维持生产活动的先决条件。马克思的《资本论》阐述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被资本占有。后面随着劳动者权益的改善，劳动和资本的矛盾得到缓和，新古典经济学不再重视劳动和资本之间的矛盾，而是强调在充分竞争的市场环境下，劳动力的供给和需求决定了劳动报酬等于其边际产出。该理论一个颇具争议的推论在于，工人不应该抱怨，拿多少钱取决于自身对社会的贡献有多大，人对社会的价值表现为薪酬的多寡。

数字经济对收入分配带来了新的挑战和问题，在一定意义上讲，我们回到了古典经济学关心的问题。首先是劳动者和资本的关系，比如越来越多的人担心劳动力是否被机器和人工智能所替代，或者数字技术是否会削弱劳动者的议价能力。

但我个人认为，上述问题可能不是主要矛盾，在充分竞争的环境下，市场竞争会为劳动者报酬的波动划定边界、不会走极端。具体而言，当劳动力成本足够低时，市场的力量会引导对赋能劳动力的技术进步加大投入，帮助劳动收入回升。相反地，当劳动力成本高到一定程度时，技术投入的方向则是偏向替代劳动力的。综合来看，劳动收入在总收入的占比呈现出周期性的上下波动，不会往极端化发展。

关键的问题是，充分竞争市场的假设在某些条件下是不成立的，数字经济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可能在于古典政治经济的第三个维度，即通过改变社会规范影响收入分配，例如垄断、明星效应和数据租金等。

以技术进步导致什么行业受益为例，一个直观推断可能是，技术进步最快的行业最受益。然而，现实的情况却与上述直觉相反。考察过去二十多年美国不同行业的价格和工资变动，不难发现，技术进步快的行业反而经历了价格和收入水平的下降，技术进步较慢行业的价格和收入水平反而是上升的。

这是因为，技术进步较慢行业的供给弹性较低，供给跟不上经济增速，推高了这些行业的议价能力，从而在经济成果的分配中占优。196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威廉·鲍莫尔关注到了这一现象，该现象因此得名“鲍莫尔病”。

技术进步慢的行业反而获益更多的一个最突出例子是土地部门，技术进步再快，土地的供给数量都是固定的。过去二十多年，中国的房价之所以涨幅很大，固然有货币和信贷供给增多的影响，土地部门议价能力的提升这一因素也值得重视。换句话说，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技术进步和规模经济效应创造的收益中有相当一部分被土地部门攫取了。

另一方面的例子则是教育和医疗，数字经济并不会导致这些行业头部机构的数量增多，互联网教育和医疗服务反而突出了头部机构的优势，明星效应导致需求和收益向明星机构聚集，加剧了收入的不平等，这也解释了美国私立大学的学费为何越来越贵。

总结而言，在数字经济时代，我们更需要担心的收入分配问题可能不是劳动和资本之间的博弈，而是数字经济如何通过改变社会规范从而影响分配，例如垄断、数据租金和过度的明星效应。

公共政策启示

上面有关数字经济发展如何影响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的讨论，已经隐含了部分公共政策含义。简要而言，如下两个方面值得关注：

首先，促进数字经济的可竞争性。针对可竞争性，数字企业本身从事创新活动或者说靠创新起家，关键是要关注数字企业有没有阻碍其他企业尤其初创企业的创新，有没有排他条款，对新生企业的并购行为有没有减少可竞争性（潜在竞争者）。

更具体地，反垄断应以促进创新为导向。针对有市场势力的大型企业，应该设立最低研发投入的要求，同时改善和加强数字治理，使得数据成为价值创造的源泉而不是攫取垄断租金的载体。更重要的是，支持中小企业和初创企业的发展，以增加竞争来促进创新。

其次，利用数字经济促进经济增长并让发展成果更多惠及全体人民，还需要其他政策的配合，形成良性的利益驱动机制。就中国而言，两个相互联系的领域最值得关注：

一个是纠正房地产过度市场化对资源配置的扭曲，降低土地的规模不经济属性对经济发展的损害。关键在于，建立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增加保障房供给，租售并举，在需求端落实房地产税，把土地金融变为真正的土地财政。

另一个是改善金融结构，关键在于产融分开、分业经营。前者防止政府对银行的信用担保延伸到实体产业，包括数字产业；后者防止政府对银行的信用担保延伸到资本市场。这样才能促进金融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更好发挥资本市场促进创新的作用。

本文编辑：秦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