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清华金融评论
分类：宏观经济, 宏观经济-总12期, 总12期, 清华金融评论杂志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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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编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季刊《金融与发展》
罗伯特·索罗 198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乔治·阿克尔洛夫 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保罗·克鲁格曼 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本文翻译、编辑/王茅
未来全球经济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什么？五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给出了他们各自的答案，针对全球变暖、提高需求、长期性经济停滞、包容性和不平等的问题提出独到见解。
当地时间2014年9月22日，美国纽约，民众在华尔街游行抗议气候变化，要求采取有效措施遏制全球变暖趋势。
关于全球变暖
——第二个令人挠头的真相
语言决定思维。如果表达不到位，你会令自己陷入麻烦。美国语言学家本杰明·李·沃尔夫（Benjamin Lee Whorf）在20世纪20年代发现了上述现象。沃尔夫的日常工作是一名防火工程师，他注意到加油站里发生多起火灾事故。应用语言学理论进行分析，沃尔夫发现工人们会选择在汽油罐附近抽烟，而先前有人说过这些汽油罐是“空的”。
类似的语言学问题目前让整个世界陷入一场巨大的麻烦当中。每隔几年，全球各国的领导人就会聚在一起，就全球变暖问题召开规模庞大的会议，比如里约热内卢会议、京都会议、约翰内斯堡会议和哥本哈根会议。每次会议都会发表庄严的声明，但迟迟未见采取行动。有关全球变暖的语言表述不到位，无法促使个人，以及政府立刻采取行动。
换一种表达方式会更加有力，更加真实。可以这样表述，大气好比围绕着地球的一层保护毯，来自太阳的能量穿过这层保护毯进入地球，使得地球变暖，而大气的存在减慢了热气散发出去的速度。
我们人类拥有一个共同的孩子，那就是地球。年复一年，包裹在孩子身上的保护毯越来越厚。往返共计100英里的短暂车程会耗费5加仑的汽油，会导致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增加100磅。通过这么一个看上去无害的活动，每个美国家庭每周平均给地球的保护毯上增加了1800磅的重量。可以想象全球所有的家庭都在做相同的事情，再加上我们对孩子以及毛毯的直观认知，很容易理解全球正在不断变暖。
所有的父母都会急于让这个孩子脱离这样一种气候环境。但是我们对全球变暖的语言描述太过冷静，太过谨慎。记得大约20年前，在参加某晚宴时，我坐在一位著名天文学家的旁边，席间我们谈到气候变化的问题。“我们还没有确切的证据表明，人类活动引发的气候变化导致了全球的变暖。”这是他给我的答复。
对于科学家来说，这种表述完全正确。但在全球变暖很有可能是人类活动导致的结果，我们的目的是针对此问题推出一项国家政策的情况下，这种回答就显得过于莽撞了。父母不会根据孩子体温的高低来判断这个房间的温度是否过高，同样的，对于全球变暖，我们需要一个恰如其分的表述，能够促使我们去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
我们需要这样一种表达方式，不但能促使我们自己马上行动起来，而且还能使得我们的政府认为有必要、有意愿采取行动。全球变暖是个经济难题。应对它的最佳方式是对碳排放统一征税，税率可进一步提高直至碳排放量降至合理水平。最理想的政策还包括，对为减少碳排放而进行的研究和开发项目进行补贴。
但是，全球变暖是一个全球性的难题，碳排放无处不在，因此征税和补贴也应当在全球范围内开展。每个国家都应该意识到减排是自己的责任。我们需要建立一个全球性的联盟，我们每个人都是这个联盟里的一员。我们需要齐心协力。我们必须竭尽全力，不管其他人如何。原因何在？因为地球是我们美丽的孩子。
这里有两个令人挠头的真相。一是全球正在变暖，二是我们还没有找到一个理想的表述方式，能够敦促我们尽快采取行动。（乔治·阿克尔洛夫（George A. Akerlof）是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他目前是IMF研究部门的客座学者，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名誉退休教授。他最近与瑞秋·克拉顿（Rachel Kranton）联手写了一本书《身份经济学：我们的身份如何影响工作、工资和安康》。）
提高需求
——没有得到解决的一场危机
21世纪第二个10年的中段，全球经济（或者说至少是相对发达国家的经济体）面临的最大问题，是许多经济学家始料未及的。20世纪30年代以来，全球经济似乎第一次遭遇需求持续不足的问题，人们的支出水平不足以充分利用已有的生产能力。这个当年折磨了我们祖父那一代人的问题应该已经得到了解决，不会再回来打搅我们。可是事与愿违。
先提供一些粗略的数字。如果我们将IMF所有的“发达经济体”从世界经济展望（World Economic Outlook，WEO）数据库中提取出来，就会发现这些经济体加总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在2000~2007年增长了18%。这些经济体在中期内能保持相似的增长速度吗？事实上，这些经济体在2007~2014年间的GDP增速似乎只能达到6%，实际增长速度和增长趋势之间存在约10%的差距。
有不少人认为，经济实际增速与潜在趋势之间的差距没有那么大。WEO数据库预估的发达经济体的产出缺口大致只有2.2%。如果将低估的产出缺口数据作为依据，认为所采取的政策并没有彻头彻尾失败，那就大错特错了。为什么笔者会持有这种观点，主要基于以下两个原因。
首先，我们并不清楚我们的实际产能低到了什么程度。美国劳工市场的劳动参与率，英国的长期生产力水平出现大幅下滑现象，是因为劳动者没有看到工作机会而退出劳动力市场所致？维持低位的通货膨胀水平能否表明经济接近于充分利用了所有的产能？或者只是因为劳动者不愿接受降薪导致菲利普斯曲线（表明货膨胀率与失业率之前存在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在低通货膨胀的情况下趋平。无人知晓。如果接受了低产出和高失业率是不可避免的这种观点，而事实上这可能仅仅是需求不足的反应，那么这就是一场悲剧了。
其次，潜在的增长率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已经如预期般大幅下降了，这表明看似短期的经济问题长时间发挥强大作用，使得一个深刻的全球不景气问题久久不能离去，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已经导致长期经济前景出现严重恶化。这反过来表明，维持充分的需求水平尤为关键，短期内和长期内都是如此。
不管怎样，提高需求都应当是当务之急。不幸的是，自2007年以来，我们就已经意识到，我们的经济政策制定机构在应对需求持续显著不足方面远不称职。
在“大缓和”时期（美国经济学家詹姆斯·斯多克（James Stock）和马克·沃特逊（Mark Watson）认为，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的宏观经济波动程度得到缓和），我们认为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在掌控当中。需求管理由独立的央行负责，财政政策则专注于长期性问题。然后，在经济受到大规模持续冲击之下，我们发现上述各司其职的监管系统已经分崩离析。一方面，央行受到两个问题的约束，一是受“零下限”局限，指的是利率水平不会变成负值，一是受央行资产负债表规模的困扰。另一方面，财政政策非但没有起到帮助，反而迅速让情况变得更加糟糕。财政政策在不平衡当中跛行，首先，债务人被迫削减债务，而债权人没有义务扩大债权；其次，政治纷争不断。欧洲和美国，谁会在面对持续不断的危机时做出更为糟糕的反应？目前看来欧洲是“获胜者”，但两者在伯仲之间。
相信当前的困难是暂时的自然是件好事，也许这就是事实。不过“大缓和”的持续存在，让我们意识到，不断增长的家庭债务以及劳动适龄人口相对迅速地扩张，这两种情况都不会重现，也没有迹象表明经济政策将会转向。
因此，需求不足仍然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而且这个问题看上去似乎会长时间存在。我们需要找到应对这种形势的办法。（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于2008年获诺贝尔奖。他目前是普林斯顿大学经济与国际事务系教授，《纽约时报》专栏作家，《现在就结束本次萧条！》的作者。）
长期性经济停滞
——富裕经济体陷入“增长陷阱”
在未来的50年里，希望全球不再存在令人压抑的经济问题是不现实的。对于经济难题，已精炼过的候选答案可能会包括以下内容：面对导致气候发生变化的原因以及产生的后果，我们该怎么办？如何应对国民经济内部收入和财富分配差距不断扩大的局面？
不过，我想提出的是一个显然没有那么宏大的问题，但它确实是个问题。欧洲、日本、北美等富裕经济体目前陷入一个被称之为“长期性经济停滞”的阶段（这个阶段似乎并不是短暂的）无法自拔了吗？我选择这个问题的理由在于，如果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脱离这个“陷阱”并非易事，那么成功应对其他更大难题的几率将会更加渺茫。
“长期性经济停滞”的定义，是由美国经济学家阿尔文·汉森（Alvin Hansen）于20世纪30年代给出的，指的是一个经济体（或是许多经济体）不仅经济增长缓慢，而且很难，甚至不可能完全利用其潜在的产能。在当时，“长期性经济停滞”被描述为缺乏能够带来投资者所能接受的投资回报率的投资机会。现如今，可以理解为只有在实际利率为负的情况下才能充分利用产能，而这无疑是无法长期存在的。
有何证据表明“长期性经济停滞”是一个现实的威胁？从两个方面可见端倪。首先是由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戈登（Robert Gordon）提供的强有力论据，那就是，与过去相比，未来的人口和总体生产力要素的增速要慢得多。对人口统计进行预测相当的可靠。对于总体生产力要素（资本和劳动力的效率）的增长持悲观态度，主要源于这么一种看法，那就是信息科技浪潮在提高产能/薪资福利方面所发挥的作用不及以往的大科技浪潮（内燃机、电气化和城市化）。“长期性经济停滞”的论证还是有根据的，即便这种生产力要素低增长情况有很大可能会改观。
第二个理由从第一个理由延伸而来。人口增长和科技进步是长期以来阻止私人投资回报率下降的主要驱动力，尽管资本密集程度在上升，回报率在缩小。在增长放缓的未来，储蓄率将继续增加，回报率还将下跌，私人投资持续低迷。
此外，近代历史加重了这种悲观情绪。最近几年，只有泡沫（互联网泡沫和房产泡沫）才有能力创造出经济繁荣景象，而这种繁荣无法持久。官方观点认为，最新一轮的经济衰退已于5年前结束，但时至今日，美国和欧洲（日本更无望）没有一个能完全恢复（比如产能的充分利用）。经济持续疲弱的状态还将持续，这至少与“长期性经济停滞”的表现相一致。
但情况也不完全一样。私人部门需求的疲弱大多可直接归咎于建筑业支出水平的下降，这些建筑支出有些与住宅有关，有些与住宅无关。在金融危机发生之前的几年里，有些经济体经历了地产泡沫，目前留给它们的是过剩的房屋库存、混乱的房屋抵押市场。
然而一些无法解释的现象继续存在。至少在美国，商业投资经历了经济衰退之后没有完全恢复，尽管企业的利润水平非常强劲。正如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高级研究员马丁·百利（Martin Baily）和巴瑞·包渥斯（Barry Bosworth）所说，自2009年以来，投资不足导致未分配利润大于商业投资。企业部门通常应该是净借款人，现如今成为净出借人。这听上去非常像企业预计到投资回报率将会下降所做出的决定，正如“长期性经济停滞”所指出的那样。
审慎的一个结论是，“长期性经济停滞”并不一定存在，但它也并不遥远。我们现在应该开始考虑采取适当的经济政策加以应对。（罗伯特·索罗（Robert Solow）因为对经济增长理论做出突出贡献而于1987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他是麻省理工学院名誉退休教授。）（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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