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xingbinx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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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廖理、王正位
廖理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常务副院长、教授
王正位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助理教授 阳光互联网金融创新研究中心副主任
本文编辑/邢缤心
在动力源不足的情况下，很多研究者都认为中国的“人口红利”乃至中国的经济增长不具有可持续性。
基于对中国经济增长前景的关注，“人口红利”成为了近年来中国经济研究中的一个热门词语，人口红利的相关研究关系到我国人口、经济、就业与社会保障等相关政策，具有突出的现实意义。政府、媒体、学者都在关注：中国的人口红利是否已经面临枯竭？中国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应对人口红利的变化？
传统“就业型经济”没有充分利用人口红利机会
近年来中国的经济增长举世瞩目。很多学者认为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和近年来的人口结构密不可分。很多研究人员指出，由于在过去的30多年里，我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快于消费人口增长，从而给中国的经济带来了动力，并形象地把由于人口结构变化带来的经济增长称为“人口红利”。
事实上，大多数研究者都认为我国目前“人口红利”的实现和中国城乡二元经济的发展有很大关系。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得到极大提高，加上化肥、农药、农业机械化逐步普及，农业部门产生了大量剩余劳动力，农业部门的劳动边际生产力极低；同时，由于我国同时期逐步放开了原有对人口流动的限制，于是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向城市转移，并带来了两个重要的经济影响：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仅需较低的成本就可以获得人力资本，从而使得资本得到快速积累和扩张，并带动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劳动力的转移以及非农产业的快速增长促进了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
但是，中国的劳动力供给不可能长期保持这种快速增长状态，图1描述了联合国人口基金会测算的1950-2050年中国劳动人口变化趋势以及劳动人口比例变化趋势，从图1中可以看到：根据联合国人口基金会的预测，我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在2016年前后即将见顶。
在动力源不足的情况下，很多研究者都认为中国的“人口红利”乃至中国的经济增长不具有可持续性。首先，在未来几年内我国总劳动年龄人口见顶之后，在没有持续劳动年龄人口增加的情况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资本积累成本尤其是其人力资本将面临提升，从而导致一些依赖低人力成本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面临困境；其次，劳动密集型产业普遍困境之下，投资活动也会受到限制，从而会导致过去依赖高投资带动经济高增长的模式将发生逆转。
但是，要理解中国人口红利是否已经濒临枯竭，首先需要重新辨析一下什么是“人口红利”，带来人口红利的核心路径是什么？
“人口红利”一词最早见于联合国人口基金会的《1998年世界人口状况报告》，该报告认为：“在未来的15-20年内，发展中国家的低生育率提供了‘人口红利’的可能性，原因在于这些地区的劳动年龄人口相对于被抚养人口处于‘隆起’的阶段。如果这些劳动力能找到工作，那么‘劳动力的隆起’将成为更多投资、更高的劳动生产率、以及快速经济增长之基础。”
因此，要考察中国的人口红利是否濒临枯竭的问题，需要从两个角度考证：第一，中国的人口结构是否已经使“人口红利机会窗口”消失？第二，在当前的发展路径下，有多少劳动力被转化为生产力，是否还存在进一步转化的空间？
图2展示了从2000年到2050年我国的人口结构转变。从中可以看到，2000年人口金字塔的隆起状态已经比较明显，且拟合曲线的隆起部位处在底部状态；截至2012年，这种隆起状态更为明显，拟合曲线的隆起部位在30岁附近；到2015年，结合图3可以看到，尽管2016年前后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将会达到顶峰，但是从人口金字塔图形来看，这个时间的劳动年龄人口“隆起”部位正处于中间状态；随着时间递推，隆起部位逐渐上移，截至2050年这种“隆起”基本消失。
因此，从图2中的图形分布来看，人口结构的变化是客观存在的。尽管2016年前后我国的劳动年龄人口见顶，但是劳动年龄人口相对于被抚养人口的“隆起”状态短期内并未发生根本变化。换句话说，如果按照联合国人口基金会关于人口红利的初衷，把劳动力人口相对于被抚养人口的“隆起状态”视为“人口红利窗口期”，那么中国的“人口红利机会窗口期”将会持续到2045年前后。
如前所述，人口结构的变化仅仅为“人口红利”提供“机会窗口”，尽管我国的“人口红利机会窗口”未发生根本变化，但能否顺利转化为“人口红利”，还要看这些劳动力能找到工作，进而带动更多投资、实现经济增长。
事实上，劳动年龄人口的快速增长使得我国的劳动力一直处于供过于求状态。体现在以下几点证据上：
第一，近年来，随着劳动年龄人口总量的增加，社会失业人员也在快速增加。我们可以通过城镇登记失业人数以及城镇登记失业率来说明这一点。图3显示，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城镇登记失业人数呈现增长趋势，而且城镇登记失业率也呈现增长趋势。这里我们仅仅是用“城镇登记失业人口”作为实际未就业人口的一种代理变量，实际的未就业人口可能远远高于“城镇登记失业人口”。
第二，农业部门的从业人员劳动生产率长期大幅度低于非农产业，这说明农业部门相对于非农业部门来说滞留了太多的劳动力，这些劳动力没能进入第二第三产业，从而转化为更高的劳动生产率。统计数据显示，在第一产业，平均需要3个人方能创造1单位的GDP，而在第二产业，平均仅需0.5人即可创造1单位的GDP，这一方面固然有产业特性在内，但另一方面也说明农业部门滞留了很大比例的劳动力，这些劳动力可能因为就业门槛或者其他因素没能进入第二或者第三产业。
第三，除了失业率以及农村滞留的劳动力，还有一个方面表明我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并未完全转化为劳动力——这就是在读学生。从90年代后期开始，在校的高中生和普通高等学校学生总数开始快速增加，十几年内增加了约4倍。在读学生的增多对劳动人口的结构产生了两方面冲击：一方面，就读学生对劳动年龄人口的分流作用不可忽视，它会使得我国的劳动人口顶峰出现滞后效应；另一方面，在读学生的增多使得我国的劳动力层次供给发生重要变化，更多的人受到了教育，更高层次的劳动力供给也相应增加。
第四，高层次劳动力积压现象也开始显现。当有更多人接受教育之后，他们一方面带来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另一方面也加剧了高层次劳动力市场的竞争，从而使得高层次劳动力也开始出现积压，其中一个最为显而易见的现象就是大学生“就业难”问题开始凸显。
综上可见，我国未来几年里所面临的根本问题不在于劳动力减少的问题，事实上，由于短期内劳动年龄人口仍在增长，劳动力市场竞争日趋激烈，近年来屡被提及的“大学生就业难”“农民工找活难”等话题都暴露出这一问题。如果多出的劳动力找不到工作，那么事实上我们就没有合理地利用“机会窗口”，也就没能享受劳动年龄人口增加带来的“人口红利”，因此，我们当前所面临的根本问题在于如何创造更多就业岗位，使劳动年龄人口转化为生产率，创造“第二次人口红利”的问题。
以“创业型经济”带动新的经济增长
在当前的经济环境下，以创业拉动就业是解决我国当前劳动力过剩、引发第二次人口红利的核心途径。在传统就业型经济不能创造更多岗位的情况下，大量未就业的劳动年龄人口虽然被统计在“第一次人口红利”的人口基数中，但是这批人其实并没有创造人口红利，相反他们是“第一次人口红利”的负担。但是在新的“创业型经济”之下，更多新企业的出现，提供了更多的就业岗位，目前我国所面临的劳动人口积压问题就可以得到合理解决。
美国关于创业的一些数据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启发。美国风险投资协会2011年的一项报告指出，创业活动通过以下三个方面促进经济增长：
首先，创业企业产生的税收和利润能够拉动经济增长。该报告指出，从2000年到2010年，美国风险资本支持的企业收益从1.49万亿增长到3.08万亿，其对GDP的贡献也从14.9%增长到21%。
其次，创业企业能够吸收大量劳动力，解决就业问题从而促进经济增长。该报告数据表明，从2000年到2010年，美国风险资本支持的企业提供的工作岗位数从869万增长到1190万，即使在2008到2010年金融危机这一不利环境下，该岗位数占美国私人雇佣岗位数的比例也呈上升趋势（从10.8%增长到11.0%）。
最后，创业企业的诞生促使高科技成果的产业化，从而促进新兴产业的出现，既促进了经济发展，又自然带动了产业结构转型。具体到中国而言，创业板的部分数据为我们以“创业型经济”带动经济增长展示了光明前景：
首先，从对经济的直接拉动来看，中国创业板上市的创业企业2013年所产生的利润为285亿，而带来的税收高达53亿。
其次，从就业岗位来看，截至2014年5月，我国上市的创业企业创造的岗位数为30.7万；其占私营企业岗位数的比例从2009年的0.11%增长到2012年的0.27%。
最后，从产业结构转型来看，创业板上市企业呈现出高科技的特征，“四新三高”（新材料、新能源、新经济、新服务、高技术、高成长、高增值）的企业更受青睐，从创业板数据中可以看到，380家上市的创业企业中，计算机行业占60家，机械设备行业占57家，医药生物行业占42家，电子行业占39家，化工行业占35家，这些高科技创业企业为科技成果转化为经济成果铺平了道路，同时也向我们展示了我国经济结构转型、实现可持续增长的理想路径。
当然，创业板仅仅是向我们展示“创业型经济”前景的一个窗口，实际上，我国创业活动绝对不仅仅局限在创业板上。IDC发布的白皮书显示，2011年淘宝和天猫创造的直接就业人数到270.8万，拉动的间接就业达到771.8万——这些数据都显示了新的“创业型经济”在促进“劳动年龄人口”向“劳动人口” 转换、创造新的经济增长魅力与前景。
从长远看，中国创业活动仍处于初期，远未实现“创业型经济”，随着创业企业数量的增多，更多的创业企业上市，对就业的带动以及对GDP的贡献力量也会越来越大。
中国“第二次人口红利”
虽然各国都强调加强创业的重要意义，但是内生经济增长的理论研究表明，“创新”与“创业”在经济体中不应视为外生变量，而应该是一个内生变量。也就是说，一个经济体中的创业能力是其他经济因素导致的结果，尤其是依赖于经济体中“知识”的丰富程度。换句话说，创业活动本身是可以看新知识的“溢出”行为，一个经济体中的知识丰富程度越高，创业能力就会越高，反之亦然。
我们比较关注的问题是在当我国当前的经济环境下，我们的“知识”丰富程度如何，是否为“创业”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并进而能带动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我国的经济数据显示：我国当前正处在“知识人口”的快速增长期，这种人口结构为我们发展“创业型经济”奠定了基础。
“知识”有两个重要的来源，一个是企业实践，另一个是学校。从企业实践中获得新知来看，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越来越多的人走向了企业实践并从中得到新知，一个有代表性的数据是中国近年来培养的“工程师”的数量，中国工程院的数据显示，中国现在每年培养的工程师数量相当于美、欧、日、印的总和，这说明有越来越多的人从企业实践中获得新知。
知识的另一个重要来源是学校。从1978年到2012年底，我国累计毕业的普通高中生达到1.5亿多人，而高校毕业生达到6280多万人，这说明在知识的累计方面，我国为“创业”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因此，从劳动年龄人口的构成来看，我国当前阶段正处于“有知识劳动年龄人口”快速增长的状态，根据学者们已有的研究成果，这种人口结构为“创业活动”提供了良好的“人口契机”。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说，以创业型经济带动经济增长其本质还是依赖于我国当前的人口结构，可以归结为“人口红利”的一种，本文把这种人口红利称为“第二次人口红利”。“第二次人口红利”与“第一次人口红利”不同之处在于：“第一次人口红利”依赖于经济中的“劳动年龄人口数量”，而“第二次人口红利”依赖于我们当前“有知识劳动年龄人口数量”。
但是，即使我国的人口结构上为“第二次人口红利”提供了契机，我们也无法坐享“第二次人口红利”的实现。一个典型的证据是很多欧洲国家拥有丰富的知识人口，但是经济增长率却很低。而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同样面临着这样的尴尬，1978年，美国参议员伯奇·贝就批评认为当时美国的官僚体制与不合理的政府管制影响了知识向经济发展的转化，从而带来了大量科技人才的浪费。因此，尽管知识为“创业型经济”打下了基础，但知识能否转化成真正的经济增长还面临着“制度”和“市场”的双重屏障。具体来说，由于知识本身具有非消耗性和非排他性，很容易被他人模仿，因此创业需要政府对创业者进行适当的制度方面的保障；此外，知识向商业化转变的过程中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并可能伴随着较高的转化成本，创业者本人可能无法单独承担这一风险，需要市场提供合适的风险分散机制，并需要合适的制度鼓励。从我国当前经济发展状况来看，现代计算机技术、信息科技，以及金融市场的迅猛发展，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不断完善，为“创业活动”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市场”与“制度”方面的优越环境。这一点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 我国的创业机会不断涌现。随着改革开放30年多来，国民收入不断增加，人们的消费和需求不断细分，给创业造就了市场基础；同时，过去20年内通信科技、互联网科技和移动互联网的快速发展，给创业造就了强大的技术平台支持。在这种大背景之下，出现了大量的创业机会。
2. 我国关于创业的政策环境日益完善。我国近年来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大大加强，给了创业者较强的制度保障。同时，随着创业经济运行中作用越来越显著，国家和地方政府对创业相关的政策环境支持也越来越重视，除了各地政府对创业者在税收方面的优惠以及奖励之外，我国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政府引导基金。政策环境的日益完善，对创业活动是有利的推动。
3. 我们的创业者融资环境不断改善。2009年以来，我国的创业活动迅速发展，风险投资不但在规模大大增加，投资阶段也日趋完善，逐渐覆盖了不同的创业期间。根据清科集团的统计，目前国内天使投资资金额已经达到5亿美元，虽然这个规模和发达国家相差很多，但是也说明国内的天使投资作为一个层次正在迅速出现。
4. 我国的创业教育也蔚然成风。从政府层面来看，不管是国家相关部门还是地方政府，都对创业教育特别重视；从教育和培训机构来看，不少机构都把“创业”作为一门独立的课程，而且还有不少关于创业的新型培训形式都在不断涌现。这一方面说明我国对创业教育比较重视，另一方面也说明我们面临着一个很广阔的创业教育需求团体。
因此总的来说，我们正在迎来一个前所未有的创业黄金时期，合理地开发利用这个时期，是我们打造第二次人口红利、促进经济增长的突破点。
以创业型经济打造第二次人口红利
我国的“人口红利”问题是近年来备受关注的热点话题。人口红利的相关研究关系到我国人口、经济、就业与社会保障等相关政策，具有突出的现实意义。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曾提出改革是我国发展的最大“红利”，并不完全赞成中国人口红利已经消失的说法。这引起了人们对人口红利的广泛关注。
本文的研究表明，享受“人口红利”需要两个基本条件：第一需要劳动年龄人口相对“隆起”的人口结构来提供充裕的劳动年龄人口，第二需要充足的就业以保证劳动年龄人口转化为生产力。从我国过去几十年的人口结构演变、改革历程以及经济增长方式可以看到，我国第一次人口红利得益于中国城乡二元经济转变以及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但是这种红利不具有可持续性。
进一步的研究显示：在未来几十年内，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相对“隆起”的人口结构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因此享受人口红利的人口基础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另外，劳动力的积压、第一产业产出率的下降、大学生就业难等种种证据都说明第一次人口红利并没有充分利用我国丰裕的劳动年龄人口，因此如何充分利用我国的剩余劳动力就是我国创造“第二次人口红利”的根本所在。但从实际数据来看，我国的人口结构决定传统的“就业型经济”不可能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
现代的经济增长理论指出，只有通过技术创新所驱动的经济增长才是可持续增长。企业家是“创新”的主体，而企业家的创业活动是实现创新的重要路径。无论是理论还是各国实践都证明：创业活动可以直接拉动经济增长，又能带动就业，同时还能自然带动产业结构转型，实现可持续增长。因此打造 “创业型经济”是促进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向“劳动人口”转换、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的重要突破口。
创业本身是知识外溢的结果，近年来，我国当前正处在“知识人口”的快速增长期，这种人口结构为我们发展“创业型经济”提供了人口基础，也为我们实现“第二次人口红利”提供了先决条件。另一方面，从我国当前经济发展状况来看，现代计算机技术、信息科技、以及金融市场的迅猛发展，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不断完善，为“创业活动”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市场”与“制度”方面的优越环境。因此现阶段打造新的“创业型经济”恰逢其时，创业型经济也是创造“第二次人口红利”的希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