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清华金融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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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曾辉 本文编辑/王茅
本文从国内对影子银行的担忧入手，探讨了影子银行的定义，从多个角度分析了影子银行的形成背景与影响因素，并针对影子银行问题提出了方向性的对策建议。
国内对影子银行的担心主要源于两个事实：首先是货币增速大幅波动，广义货币供应量（M2）同比增速从2009年11月的29.37%下降到2014年3月的12.1%；其次是银行贷款占社会融资总量比重急剧下降，从2009年75.7%下降到2012年57.9%。这可能意味着，货币供给内生性增强，银行信贷在信用创造中比重下降，由此带来一系列担心。
定义问题
影子银行概念多采取功能性或原则性定义，大致指一些具有类似银行功能但未像银行那样受到相应程度监管的金融现象。同时，中国金融体系和美国也存在非常大的不同，无法套用基于美国的影子银行的定义和口径。
这就造成了一个奇怪的现象：一方面几乎所有人都认为中国存在影子银行，甚至还给出了令人瞠目的规模估计；另一方面几乎所有监管者都认为自己监管领域不存在影子银行，避之唯恐不及。影子银行是一个中性概念，既是自下而上的金融改革的尝试之一，也可能造成金融风险的形成和累积，它本身无所谓好坏是非的判断。
定义应该取决于研究目的，关心重点不同自然会要求不同定义。不从问题出发进行明确定义，笼统地将正规金融之外的所有融投资行为纳入影子银行口径，影子银行就会成为一个包罗万象的“杂物筐”，相关讨论也容易陷入各说各有理的混乱局面。分析影子银行，通常是出于以下四个研究目的：
第一，影子银行是否会在银行存款之外创造高流动性的类货币，是否会在银行信贷之外创造信用，是否会对以货币或银行信贷为主要指标的原有货币政策框架造成实质性冲击。
第二，影子银行的个别风险是否真的比传统商业银行业务风险大，和银行传统存贷模式在风险管理方面是否存在本质区别。
第三，如果从个别风险角度看二者间没有本质的区别的话，那么影子银行是否会加大整个金融体系系统性风险的累积，或者说是否会加大金融体系的顺周期性。
第四，影子银行是否会延缓经济结构调整。影子银行一定程度上是出于规避信贷行业政策的目的，其相当部分投向了房地产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而这恰恰是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的对象。
如果研究目的是货币政策和系统性风险，影子银行可以采取金融稳定理事会（FSB）的定义，即“具有期限转换、信用转换及流动性转换功能，但却不受或少受监管的信用中介机构和业务”，对应的口径包括银行表外理财、银信合作和货币市场基金。
形成背景和影响因素
通过中外和历史对比，总体来说我国历史上和当前的影子银行均带有较为明显的转轨特征，是体制转型、金融创新以及周期性宏观环境变化等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与发达国家在成熟经济金融环境下的监管套利有一定差异。
中美对比
目前讨论较多的将影子银行归结为规避监管或监管套利，但从更长时间和更广泛视角看，影子银行增多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功能角度而言，影子银行就是满足实体经济或资产市场投融资需求的一个另类渠道。因此，当周期性因素、金融体系因素和经济体制因素导致融资可得性出现较大缺口时，影子银行规模通常增长较快。
从国际上看，以美国为例，1980年到1991年，联邦基金利率经历了从22%到6.5%再到10.7%的变动，同期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经历了从-0.3%到4.1%再到-0.2%的变动，而这一宏观经济金融环境变动较大的时期，也正是储贷协会（S&L，可视为当时的影子银行）快速发展和危机爆发的时期，即所谓先是高利率挤出了储贷协会，后是低利率催化了储贷协会，最后又是高利率刺破了储贷协会。储贷协会的故事在这次金融危机中再度上演。1999年到2008年间，美国联邦基金利率经历了从6.5%到1%再到5.25%的周期，而GDP增速经历了从4.8%到1.1%再到3.5%的周期，这一时期以雷曼兄弟等为代表的美式影子银行同样从快速发展走向破灭。
从国内看，这次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前后，宏观经济金融环境变化也比较明显，这也必然会带来影子银行或民间金融规模的膨胀。尤其要看到，这轮增长主要靠中长期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拉动，投资惯性自然拉长，囿于表内贷款受限，融资平台、开发商就会转向银信合作或其他影子银行融资。类似的，小微企业融资就转向民间金融。历史上，20世纪80年代的两次经济过热，以及1992~1994年开发区、房地产热，也催生了当时以农村合作基金会和“金融三乱”为代表的影子银行（图4）。
简要回顾历史，宏观环境变化与影子银行规模有密切联系。影子银行与正规金融之间无论是“按住葫芦起了瓢”的替代关系，还是“齐涨齐落”的共生关系，都是周期性融资需求总量变化在不同融资渠道上的反映。
如果说周期性因素是中外影子银行的共有特点，我国影子银行还存在金融改革、金融监管和经济体制的特殊性。
第一，影子银行是自下而上的金融改革的尝试之一。与监管体制内的金融相比，我国影子银行在市场准入和定价等方面都更为市场化，同时在运营模式和资金使用上具有一定的直接融资特征，往往和体制内金融构成互补和竞争关系，客观上对推动金融市场化改革和满足多样化投融资需求有积极作用。
第二，影子银行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监管转变。影子银行本质上都是对监管的规避，不同监管体系必然创造出有自我特色的影子银行体系。目前我国影子银行体系已经突破了现有分业经营框架，这必然带来监管标准不一、投资者保护程度不一，以及跨市场跨机构风险等问题，要求监管当局适应金融实践，推进功能监管。
第三，影子银行是经济增长方式不合理的反映。经济决定金融，有什么样的经济增长方式，就会有什么样的金融业态。在高货币、高信贷、高投资的增长模式下，投资主体的资金饥渴症就是常态。从最终投向看，高利率的影子银行资金相当一部分流向了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而这些部门正是典型的预算软约束部门，对高利率并不敏感，而影子银行恰好能以高利率满足其融资需求。再比如房地产行业，表面上其高利率承受能力源于高房价这一市场机制的作用，但实际上高房价与目前的土地财政密切相关。
当前和历史的对比
通过历史对比，可能有助于加深对我国影子银行的认识，即我国当前和历史上影子银行都有较为明显的转型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曾出现两类典型的影子银行，一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出现的农村合作基金会；二是20世纪90年代前期的“金融三乱”。这两类影子银行均具有较强的体制转型背景。
农村合作基金会与我国农村改革密切相关。我国改革始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的推行，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和增加了农民收入，加之乡镇企业迅速发展，金融需求快速增长。但恰恰当时包括农行在内的四大行纷纷进行专业化改制，大量从农村撤离，导致了县域金融体系严重萎缩，农村合作基金会可以说是当时国有银行专业化改革背景下的产物。尽管之后由于产权不清、管理不善、政府过多干预、缺少有效监管等问题，农村合作基金会出现大面积兑付风险而被关闭，但对满足农户金融需求、促进多种经营以及抑制民间高利贷起过积极作用。
“金融三乱”起于20世纪90年代初。在南巡讲话等背景下，开发区、房地产热一度甚嚣尘上，“乱集资、乱拆借、乱办金融机构”现象较为普遍，加剧了1993～1994年间的经济过热，最终导致党中央、国务院发布“宏观调控十六条”，以整顿金融秩序为突破口全面抑制经济过热，成功实现了经济软着陆，并正式实行分业经营、分业监管体制。自此之后直到这次国际金融危机，我国影子银行基本处于低潮状态。
对比历史上的农村合作基金会、“金融三乱”和这次的影子银行，尽管具体背景和影子银行业态有所不同，但我国影子银行根植于体制转型这一基本特点并没有根本变化，即由于经济增长方式较为粗放，金融资源被动配置现象较为突出，往往导致经济问题向金融领域集中形成金融风险.同时由于监管标准不统一，金融风险往往又向影子银行等非正规金融集中。这种体制性影子银行现象在经济周期波动阶段表现得更为突出，最终在较为严厉的政策措施下，风险往往在影子银行领域集中爆发并波及整个金融甚至经济体系。从历史上看，无论是农村合作基金会的关闭，还是金融三乱的治理，代价都是大规模的不良资产，并可能在其他因素冲击下引发经济增长大幅波动，比如1996年宏观调控实现软着陆后，恰逢国际上爆发亚洲金融危机，银行在巨额不良资产暴露下普遍慎贷，结果是1999～2002年长达三四年的经济低迷。
与此同时，当前影子银行和历史上的“金融三乱”在自身特点和背景环境上也存在一些不同：
第一，规模不同。影子银行和正规金融在规模上大体同步发展，目前我国影子银行规模约在十万亿量级，与2001年末的全部金融机构表内人民币贷款余额大致相当，远大于历史上的影子银行规模。体量上的巨大差异也同时意味着问题累积程度和处理难度不同。
第二，经济发展阶段不同。20世纪90年代，我国宏观经济环境总体上仍处于短缺经济和供给约束阶段，包括影子银行渠道在内形成的资金供给虽在短期内会推动经济过热和通胀，但中期内资本形成的增加能够解决产能不足问题。目前我国宏观经济环境总体上面临较强的需求约束，经济潜在增长率逐渐下降，产能过剩问题突出，加之房地产市场规模巨大且累积了较大风险，影子银行资金运用的潜在风险不可小视。
第三，金融环境不同。20世纪90年代，金融市场化程度很低，利率汇率受到严格管制，金融结构单一，金融市场近似于无，金融监管制度很不健全，这些背景都决定了当时的影子银行业态更为显性和粗放，往往直接表现为乱设金融机构和乱集资。目前金融市场化程度和金融监管制度有了很大改善，影子银行更多是在现有严格监管框架下的间接和表外形式，资金运用渠道和方式也较为丰富和市场化，风险具有隐蔽性。
第四，金融机构自身内控水平不同。20世纪90年代，金融机构尚未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内控机制很不健全。目前大部分金融机构都进行了商业化改制，内控机制较为健全，金融机构自身对包括表外业务在内的风险暴露具有一定的自我控制能力。
对策思考
总体看，当前影子银行的受监管程度和机构自身的风险内控要明显好于当时，市场约束也大为增强。但同时，当前影子银行无论是规模体量还是复杂性都远超过去，加之我国仍处于深化金融改革和加快推进经济转型过程中，整体宏观经济环境也在发生重大变化，影子银行风险治理也有更为复杂和艰巨的一面。
因此在应对策略上，既不能简单将其纳入现有监管框架而致其无处藏身，也不能放任自流，而是要趋利避害，通过深化金融改革、完善金融监管和推动经济转型，在防范和化解风险的同时，发挥其对推动金融改革创新和满足多层次投融资需求的积极作用。（本文仅代表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