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清华金融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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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土耳其总统意外解除该国“鹰派”央行行长职务的影响，3月22日土耳其里拉再次迎来暴跌，在美国通过1.9万亿美元经济刺激法案，新兴市场国家开启加息周期的大背景下，分析认为，经济下滑与不断上涨的通胀水平将使得土耳其货币政策“进退两难”。土耳其金融市场动荡导致的债务违约风险，还将对相关债权国家的金融稳定带来新挑战。而中国目前通胀压力和资本外逃压力均不大，加息必要性不高。
土耳其货币里拉近日再次迎来暴跌！3月22日，土耳其里拉兑美元汇率开盘暴跌，跌幅一度超过15%，最低跌至1美元兑换8.485土耳其里拉，接近历史最低水平，也是自去年11月以来，土耳其里拉对美元汇率再次跌破8比1。
土耳其里拉可能是全球主要货币中，波动最为剧烈的品种了，其在2018年、2019年和2020年兑美元的跌幅都超过10%。其中2018年和2020年的跌幅甚至超过20%，而今年近期又出现了暴跌情况，尽管近两日有所回调，但业内人士仍普遍认为，今年土耳其里拉兑美元汇率将继续下跌。
土耳其原央行行长阿巴尔遭解职被认为是里拉暴跌的主要原因。当地时间3月20日凌晨，土耳其政府发布由总统埃尔多安签名的官方公告，宣布任命沙哈普·卡夫奇奥卢为新任土耳其央行行长，前行长阿巴尔被解职。
阿巴尔遭到解职，被认为与3月18日土耳其央行加息有关。阿巴尔在上周四做出了再次加息的决定。他是在去年11月上旬土耳其里拉汇率不断刷新历史新低后接任央行职务的。在其任内不足5个月的时间里，土耳其央行将基准利率提高了875个基点至19%，以应对不断上升的通货膨胀。同期，里拉兑美元汇率从历史低点回升了近20%，兑欧元汇率也上涨了逾15%。
而土耳其新任央行行长沙哈普·卡夫奇奥卢，此前却曾公开批评过前任的利率政策，称考虑到全球低利率环境，加息对土耳其的经济无益。于是，更换“鹰派”央行行长的决定，引发了投资者的担忧，投资者担心新任行长不再坚持加息的政策路线。伊斯坦布尔KOC大学经济学教授德米拉尔普便指出，阿巴尔遭到解职表明土耳其政府将努力以低利率再次刺激经济，但这将增加里拉的压力，并可能给经济带来更大的压力。
因此，土耳其金融市场也随之出现大幅震荡，由于境内外投资者对土耳其货币政策预期的担忧加剧，3月22日，土耳其伊斯坦布尔100指数开盘即跌幅接近10%，收盘时跌幅收窄至8.35%。债券市场收益率出现大幅飙升。与此同时，代表信用违约成本的信用违约掉期也出现攀升。土耳其5年期信用违约掉期（CDS）息差上升53%，至472个基点，为十年来最高水平，加剧了信用违约成本。而土耳其金融市场巨幅震荡可能导致投资者恐慌情绪加剧，持有新兴市场资产的信心受挫，或将导致资金回流至发达经济体的避险资产。
事实上，土耳其突然更换央行行长是在新兴市场的敏感时刻发生的，3月11日，美国通过了1.9万亿美元经济刺激法案。由于无法忍受美元引起的本国货币贬值和通胀，新兴经济体接二连三选择加息。除土耳其外，巴西中央银行3月17日宣布，将基准利率从2%上调至2.75%，3月19日，俄罗斯央行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4.50%。尼日利亚、阿根廷、印度、韩国、马来西亚和泰国等国家也普遍被预期将开始上调利率。
在此背景下，中国银行研究院研究员蒋效辰认为，对于土耳其政府来说，经济下滑与不断上涨的通胀水平将加剧货币政策“两难”。土耳其CPI指数呈不断上涨趋势，2月CPI同比增速上升至15.6%。由于此前土耳其前央行行长推行加息应对日益显著的通胀压力，央行换帅后，通胀水平料将加剧，货币政策面临进退两难的困境。
从国内因素看，疫情问题将再度导致其供给端受阻。自3月土耳其防疫解禁后，疫情状况日益严峻，单日死亡人数连续7天走升，22日的内阁会议已开始关注是否应恢复防疫限制的问题。反映制造业发展的制造业生产指数自2020年12月起不断下滑，仍需宽松政策支持。从国外因素看，由于发达经济体持续实施超宽松货币政策，资本市场流动性泛滥，资产价格上涨，通胀溢出效应明显。根据世界银行报告，受疫情影响，全球食品价格在2020年上涨了20%，而2021年食品价格仍在上升，不断上涨的物价水平对于贫富差距大、经济欠发达的国家可能带来严重影响。
蒋效辰指出，此次土耳其央行行长卸任及货币政策走向的不确定性，可能导致土耳其债务违约风险加大。截至2020年9月，土耳其外债总额达4351.2亿美元。首先，由于外汇储备不足，债务偿付加大可能引爆债务违约风险。其次，土耳其外债主要来源于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等欧洲银行贷款。若土耳其出现大规模债务违约问题，风险可能传导至债权国。目前，大部分欧洲国家复苏态势不容乐观，土耳其金融市场动荡导致的债务违约风险将对相关国家的金融稳定带来新挑战。
事实上，土耳其金融市场现状只是近期全球金融市场波动加剧的一个缩影。
自从3月11日美国国会通过1.9万亿美元经济刺激法案后，在美国一轮又一轮的“注水”之下，4.7万亿美元流动性已引发了全球多国通胀——大宗商品普涨、物价飞升、货币贬值严重。
进入今年后，多数主要农产品价格总体上仍处于上升态势。联合国粮农组织汇编的食品价格指数已经连续九个月上涨，在2月达到116点，这是2014年7月份以来的最高水平。
在全球多个经济体纷纷宣布加息后，近期市场对国内通胀的关注度也有所上升。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精准、合理适度。把服务实体经济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处理好恢复经济与防范风险的关系。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与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保持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
《政府工作报告》对于货币政策的定调延续了202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央行2020年第四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对于货币政策的提法。总体来看，货币政策依旧“稳”字当头，不急转弯，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并新增了灵活精准，结构性政策工具或将发力，保持普惠金融的支持力度，并将通过优化存款利率监管降低银行负债成本，从而引导银行降低实际贷款利率。
3月20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21年会上表示，我国有较大的货币政策调控空间。中国货币政策始终保持在正常区间，工具手段充足，利率水平适中。我们需要珍惜和用好正常的货币政策空间，保持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2021年3月22日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为：1年期LPR为3.85%，5年期以上LPR为4.65%。以上LPR在下一次发布LPR之前有效。至此LPR已连续11个月不变。
在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温彬看来，目前新兴市场的货币政策收紧还是个例，更多发生在自身经济结构面临问题和压力的经济体，对中国并不产生直接影响，我国的货币政策主要根据国内经济情况决定。中国通胀压力和资本外逃压力均不大，加息必要性不高。
“我国年内无加息压力。”浙商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超表示，当前新兴市场国家通胀压力主要有两方面，一是以粮食和原油为主的价格上行输入的通胀压力，二是消费品供需缺口导致的通胀压力。从第一个渠道看，由于我国的CPI结构，国际粮食价格对我国粮食项价格的传导被阻断。同时，国际原油价格上涨对通胀的影响一定程度上被“猪周期”下行对冲。从第二个渠道看，我国在中下游生产能力较强，供需缺口的存在使上游工业品价格仍有上涨动力，将在短期内推高PPI，但对CPI的传导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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