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金融评论

当前中美贸易摩擦愈演愈烈，贸易摩擦背后美国指向的是中国在国际规则中的地位和话语权，将对中国高质量发展的国际环境产生深刻影响。本文认为，面对美国的极限施压和反复无常的对华策略，我国应在避免贸易摩擦升级的同时，利用国际规则争取话语权。

2018年3月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总统备忘录，拟对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大规模征收关税。之后中美双方进行了多轮磋商，期间达成停战协议，但最终美方单方面终止协议，并于5月底宣告对5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20%的关税。中国随即出台了“同等规模、同等力度”的反制措施。6月美国态度反复无常的变化让摩擦不断升级，当前中美经贸摩擦将超出关税和贸易范畴。短期内中美贸易摩擦未有缓和迹象，重回谈判并取得妥协退让的双赢协定的可能性较低。

本文认为美将中国视为竞争者的态度在短期不会改变，美国矛头指向是中国在国际规则中的地位和话语权，将对中国高质量发展的国际环境产生深刻影响。笔者接下来分析中美贸易摩擦背后的国际规则之争。

美国发起对华贸易策略的根源：国际规则主导权的迁移

特朗普在竞选总统之时便将美对华贸易逆差看成是美国政府面临的重大难题，当选后多次扬言中国“贸易滥用”“经济侵略”，对美产生了不公平、不对等结果，威胁到了美国就业和发展。

从现象上看，新一轮“中国威胁论”源自国际影响力的东升西降。一方面，中国步入了新时代，发展更加稳健和高质量；另一方面，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英国脱欧、逆全球化的民粹呼声日益高涨等有悖于西方传统价值观的事件频发，西方道路吸引力下降。

从趋势上，新一轮威胁论有如下几点新内容：一是上升为东西价值观之争的高度，提出“锐实力”概念。西方普遍认为，中国的锐实力（Sharp Power）是一把“能穿透文化壁垒，改变西方价值观的利刃”。中国通过巧妙的外交、投资和文化交流，成功地成为世界许多地区的中心玩家。二是一部分西方主流认为，中国在向外输出的中国模式是要改变现有的国际秩序和规则。特朗普曾警告称，将采用“所有可用的手段”向中国施压，阻止中国经济模式破坏全球竞争。三是错误地将自身问题归咎于中国，认为中国受益的同时损害了他国利益。特朗普将美国的失业、制造业不景气、互联网产业相对优势下滑等都归因于中国对美贸易逆差过大和知识产权盗窃，这显然是在转移其国内矛盾。四是西方国家联手针对中国。西方在国际经贸规则上存有分歧且越来越大，但它们有一个共识是以前的全球化对中国有利，必须修改规则。

中美经贸之争重塑世界经贸规则

特朗普此次发起对华贸易策略正是基于上述大背景。这种背景下，中美贸易摩擦升级是必然的，中美在世界经贸格局中的地位和话语权将出现调整。美国强调经贸关系的“公平”和“对等”，中国则力主通过“一带一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规则之争将是贸易摩擦的深层次内容。

美国：欲借“公平”重塑世界经贸规则

美国作为全球治理体系主导者，认为全球化偏离了“美国化”轨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世界秩序和国际治理的基础性问题就是国际经贸格局。二战以来，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及美欧日主要政党都主张经济全球化，即便是美国里根总统制裁日本时期。奥巴马执政时期，美国意识到世贸组织（WTO）不能有效解决对华贸易逆差问题，其处理方式是进一步深化自由贸易和投资便利，通过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等多边自贸协定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或替代世贸组织。但是特朗普执政后形势反转，上任伊始就取消了TPP，TTIP也被无限期拖延，北美自贸协定再谈判。在美国推动的逆全球化趋势下，2017年全球外商直接投资下滑23%。

特朗普虽没有公然反对自由贸易，却毫不掩饰地进行贸易保护，其主张的“公平贸易”是附加条件的自由贸易，实质是逆全球化的表现。特朗普一再强调贸易的“公平”，认定中国等其他国家对美贸易顺差就是占美国的便宜，是“贸易滥用”，是“不公平”“不能容忍”的，甚至称之为“经济侵略”。事实上，特朗普不仅“指责”中国，对德国、日本、英国、澳大利亚、韩国、加拿大等“盟友”国家也采取了严厉的指控和实际的制裁行动。例如，美国近期对加拿大、墨西哥和欧盟征收25%的钢铁关税，征收10%的铝关税。

中国：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在新的体系中，中国在国际治理中正在担当更加负责任的大国角色。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顺应了世界发展趋势，也为全球化在正确道路上运行做出了实实在在的贡献。

一是积极提供公共产品。近年来，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一直在力所能及地提供国际公共产品，不回避自己的大国责任。一方面，在既有国际组织和多边协定中发挥积极作用，坚持全球化的正确方向。另一方面，中国着力打造全球化的自主路径。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成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建设性举动，有利于促进各方实现互利共赢。

二是为他国的发展注动力、谋出路。西方主流的及特朗普“修正”后的经济全球化突出强调贸易、投资、金融、规则，但往往忽视了发展问题。现有的经济全球化推进过程中，很难使落后国家真正享受到经济全球化的好处。中国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建设，除倡导贸易畅通外，还特别强调资金融通、设施联通，为落后国家培育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能力，比如，在巴基斯坦就创造了百万就业岗位。

三是改善当地的产业结构。中国对外合作是依据对方产业升级而升级，并着重推介中国最先进的高铁、核电、金融科技等产业。沿线国家获得巨大技术优势促进自身要素禀赋结构的提升，进而推动以产业链发展为基础的投资、价值延伸，并最终实现多层次、高附加值的合作。而且，“一带一路”倡议降低了沿线国家引入外资的负面影响，避免了沿线国家会因为外资撤离而发生经济危机的风险。

国际经贸规则碎片化

毋庸置疑，特朗普所谓的“公平贸易”是逆全球化的表现；中国则始终坚持自由贸易的正确方向，为世界提供更多公共产品。然而，欧盟、日本、澳大利亚等其他发达国家并未完全认同中国规则。

国际经贸规则出现碎片化趋势。中国坚持扩大开放，坚守世贸组织框架，努力引导各国走在自由贸易的正确方向上。而西方国家则出现了明显的分化：欧洲愿意继续全球化和欧盟一体化，倾向于出台更多规则，即“WTO+框架”；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则继续将TPP做到底；美国特朗普总统干脆对多边规则不感兴趣，要重新谈判规则。也就是说，中国主张纯粹的全球化，美国是附加条件对美国有利的所谓“公平”的全球化，欧日等国则要修正的全球化。

在对待中美规则的态度上，西方国家出现对美暧昧、对华抹黑的迹象。

总体来看，欧日等国对中美贸易摩擦的反应是“乐见其成”。其中隐藏的矛盾心理在于，既不认同美国逆全球化的关税政策，但又惧怕中国的崛起，不愿接受中国制定新的规则。

政策建议

应对中美贸易摩擦及未来世界格局变迁，我国还需更多耐心和包容。中国已受到深刻影响，中兴、华为等科技公司经营更加艰难。面对特朗普极限施压和反复无常的对华策略，应避免贸易摩擦升级，并利用国际规则争取话语权。

第一，采用平行策略，自主设定国际规则。美国在全球事务上的退出，为中国挪出了空间。但制度性话语权难以在短期内改变，例如世界银行投票权的变革历史较长但进展有限。一个可行的办法就是另辟蹊径，采用平行策略，通过“一带一路”“命运共同体”等新型多边主义、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中国的话语权。这不会与美国发生正面冲突，也无须嵌入美国之前制定的规则之内，还可以自主设定议程和规则。

第二，降低与美的正面冲突，利用美欧分歧延长战略机遇期。近期，美国国家安全报告、国情咨文等都将中国列为战略竞争对手，并在太阳能电池板、洗衣机等方面进行对华贸易进行制裁，预期还将在知识产权保护、钢铁等方面出台进一步的贸易攻势，可见特朗普“公平贸易”的大棒已经打向中国。中国一方面要积极应战，可采用事先沟通缓解或事后针对性反击等方式。另一方面，不宜过度夸大争端，应延长战略机遇期。因此，策略重点应该是利用美欧日在全球化方面的分歧，共同制衡美国，同时避免欧日借用“公平贸易”准则联合美国一致对我。当前，世界经贸形势变化，美欧同盟瓦解，但在公平贸易方面有合流趋势，恐改变国际经贸规则，尤其是要警惕联合制裁中国。

第三，扩大开放。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之际，以更大魄力扩大开放，让西方社会真真切切感受到中国在银行、保险、电信等方面的进入便利。同时，西方对中国的误解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制度上的差异，错误地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色”简单归结为集权、国有企业等西方认为违背政治民主和经济效率的因素。事实上，中国制度自信源自制度优越性，需要进一步将这个优越性向西方社会阐述。一方面，长期来看要建立中国气派的经济学和政治学，确立国际话语权；另一方面，短期内要循序渐进地从西方既有的理论框架下论述中国共性，例如中国的供给侧改革与美国的供给侧管理、中国的国有企业与法国的国有企业、中国的去产能与德国的去产能、中国的工业园区与新加坡的境外园区等，在历史或当下都有很多可比之处。

（刘诚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张定法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研究生。本文编辑/丁开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