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清华金融评论
分类：总53期, 清华金融评论杂志文章, 财富与资管, 财富管理-总5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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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视全球财富管理市场发展规律，有助于我们探究中国财富管理的未来之路。本文分析了推动全球财富管理市场发展的三大力量以及全球财富管理面临的问题及挑战。本文指出，中国财富管理行业的未来，需要把握和平与发展的大势，遵循服务实体经济、防范金融风险的要求，并优化金融机构经营之“术”。
探究中国财富管理的未来发展之路，需要透视全球财富管理市场规律，找准问题所在，在此基础上，结合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和时代特征，从宏观、中观到微观层面进行全面把握。
推动全球财富管理市场发展的三大力量
从全球财富管理市场发展历史来看，有三大关键性的力量影响、塑造和改变着财富管理市场的发展格局，推动其历史车轮滚滚向前。
第一，需求端的力量。实体经济的发展是国民财富积累之本。经济发展的规模、质量与速度决定了各国财富的大小、理财需求的层次和升级的快慢。据统计，北美、欧洲和亚太地区(不包括中国和印度)的国内生产总值及人均国民收入较高的发达经济体拥有全球大部分财富。其中，美国财富总量全球第一，年度财富增长占全球一半以上，瑞士人均财富列全球第一。新兴经济体的财富增长速度高于发达国家，其在全球财富的份额有望持续提升；非洲是全球人口第二大洲，但财富排名列全球各区域之末。高收入国家和居民的理财需求更趋多样、高端和全球化，中等收入国家居民的理财需求由储蓄更多地转向投资，而全球仍约有8亿极端贫困人口需解决温饱问题，很难实现财务的平衡。极端贫困、贫富差距扩大仍是人类社会待解的难题，问题如果激化，会引发社会动荡，产生地区外溢效应，损减全球财富。
第二，供给端的力量。国民财富的积聚需要相应发展水平的金融机构体系提供金融服务，这些机构资金动员能力的大小、管理质效的高低决定了财富管理需求满足程度的充分程度。发达经济体不仅拥有全球大部分财富，其金融机构的服务供给能力也处于全球领先地位。以美国为例，其商业性、合作性和政策性金融机构齐备，商业银行、投资银行、保险公司和资产管理机构业态丰富、服务齐全，金融控股公司、投行、保险公司、基金、风投机构等金融巨头全球渗透，其中很多机构为百年老店，服务专业、风险控制能力突出，屹立于历次金融危机而不倒。美英日等十多个发达经济体占据了30家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中的26席、9家全球系统重要性保险机构中的8席，在全球投资银行、私人银行、资产管理公司、评级公司、会计师事务所排名前列，服务涉及金融财富的保存、认证、保值、增值、流动、传承等各个方面，全方位满足全球财富管理的需求。然而，过度金融化、金融机构乱发展也可能带来资产泡沫化、金融风险积聚等问题，其引发的金融危机，往往会带来全球财富的大幅损减。
第三，金融治理的力量。推动全球财富管理市场的健康发展，离不开全面高效的金融治理做支撑。从全球来看，国际金融秩序和游戏规则的变动对全球财富的转移和变化发挥着关键和深远的影响。例如，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美元处于主导地位，使得美国政策的任何风吹草动都可能带来全球贸易投资、金融市场、资金流动、汇率、利率、国际收支的波动和调整，带来财富的升缩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金融组织在全球货币金融政策协调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国际证监会组织、国际保险监督官协会等对国际金融监管标准与原则的制定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深刻影响国际财富的资源配置与转移方向。从一国内部看，金融制度是否完备和成熟往往决定了国民财富的安全性、流动性和盈利性。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经过百年以上的建设，形成了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全方位的货币政策运作机制、综合化的金融监管体制，以及相对健全的法律法规、支付清算、征信体系、金融教育体系等金融基础设施，尽管如此，金融危机仍如影随形，对国民财富造成了巨大损失。可见，金融治理的发展和进阶永无止境。
全球财富管理面临的问题及挑战
第一，需求的不充分、不合理、不合法问题。不充分，主要体现在广大低收入群体、贫困人口缺乏最基本的财务来源，即使在美国这样发达的经济体也存在贫民窟，而中东、非洲的一些国家或地区仍受战乱侵袭，根本谈不上财富积累。不合理，主要体现在追求不切实际的财富目标或生活享受，如次贷危机前美国低收入家庭的次级按揭房贷需求，欧债危机前一些欧洲国家居民脱离国家财政实际追求高福利生活，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消费者依赖贷款进行过度消费，其结果是财富收支失去平衡。不合法，主要体现在通过贪腐、欺诈、逃税、赌博、监管套利等手段来谋取非法之财，这些财富迟早会灰飞烟灭。此外，还有一些机构或个人以侥幸之心参与金融投机、炒作或非法集资，其财富来得快，去得也快。上述问题的背后有全球地缘政治或价值链分工的因素，有国家治理的因素，也有社会与文化的因素，带来了民粹主义兴起、信用环境恶化、社会矛盾激化等问题，而好逸恶劳、贪婪投机的文化盛行则更是腐蚀国家民族发展根基，损害经济增长，导致财富积累的不可持续。
第二，供给的不平衡、低质量、不合规问题。不平衡，主要体现在多数金融机构偏重于服务高收入地区和客户群体，对低收入地区、小微企业和普通大众的服务供给不足、缺乏商业可持续解决方案。低质量，一方面表现为一些金融机构理财产品与服务的种类、覆盖地域、专业水准等相对落后；另一方面体现在一些理财类产品没有对接实体经济提质增效需求，或者产品本身多层嵌套，以表面安全掩盖潜在风险，或者直接投向了高债务风险、高违约损失率的领域，而资产证券化和衍生工具的过度创新及应用则加剧了相关风险。不合规，主要体现在一些机构非法经营金融业务，或在提供相关产品服务时违反有关监管规定，如反洗钱、制裁、信息披露、消费者保护等。上述问题的背后，既有货币政策过宽、金融普惠不足、金融创新过度以及金融监管不力等国家金融治理方面的因素，也有金融机构过度逐利、从业人员操守不端等微观主体的因素，其影响在美国次贷危机、国际大型银行遭受巨额监管罚款以及近年来的金融乱象中均有所体现，给国家、机构及民众财产造成了巨大损失或危害。
第三，金融治理的设计难、协调难、监管难问题。设计难，主要在于国民财富变化的影响因素既有周期性原因，也有结构性、体制性原因，有时候相关因素还相互交织，这使得金融宏观调控政策的制定日益复杂，两难甚至多难的情况时有出现，无论是“有形的手”还是“无形的手”都有其局限性，加上各国的国情千差万别，适用于西方的“万灵药”未必能解决东方的问题。协调难，主要在于金融改革难免会触动既定利益者的“奶酪”，而国与国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主要经济体的利率、汇率、关税等政策调整牵一发而动全身，货币战、贸易战纵使能杀敌一千，也难免自损八百，而一些大国的政策反复无常，则进一步加剧了国际金融治理的协调难度。当前，国际金融秩序仍由发达经济体主导，发展中国家的地位尽管有所提升，短期内仍难改变国际金融秩序的大格局。监管难，主要在于当前全球已经进入了数字化和全面混业经营阶段，而互联网、金融科技的快速发展，打破了财富创造和转移的时空和方式，颠覆了金融业务模式和风险管理模式，传统监管模式很难跟上新时代的步伐，监管套利、监管空白时有发生，动辄千万美元甚至数亿美元级的监管罚单变得较为常见，这既反映了监管之难，也反映了监管存在的短板。
推进中国可持续财富管理体系建设
中国正处在国民财富发展升级的新阶段。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位居全球第二，贫困人口持续下降，中等收入群体全球最大，正在由中高收入国家迈向高收入国家之列。根据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三步走”战略部署，未来中国经济实力将大幅跃升，基本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这必将激发巨大的财富管理市场需求。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一大银行业市场、第二大股票市场、第三大债券市场和保险市场，随着金融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推进，中国金融市场必将进一步壮大，金融机构的财富管理供给能力也需要进一步提升，以更好把握市场需求、应对潜在的风险和挑战。在这样一个新的阶段，无论是宏观调控的政策制定者，还是财富管理行业的从业者、监管者，都需要把握规律，顺势而为，不断提高专业水准，共同推进可持续财富管理体系建设。
第一，把握时代发展之“势”。从国际上看，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合作共赢是时代的潮流。中国在外交上妥善处理各种矛盾与纷争、促进世界和平，在经济上开放共享、促进互利合作，在军事上守住底线、确保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维护安全稳定的外部环境，为国民财富的积累创造条件。从国内看，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实现高质量的发展是时代的要求，以人民为中心、为人民创造美好生活是时代的召唤。中国的各项宏观调控政策将着力于促进高质量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充分就业和国际收支平衡，产业政策着力于提高行业的国际竞争力，区域政策着力于促进地区协调和城乡融合发展，社会改革着力于改善营商环境、改善民生、促进公平竞争和文化繁荣，为人们勤劳守法致富、实现自身发展创造条件，金融改革着力于降低融资成本、提高融资效率，提高金融机构国际竞争力，防范股灾、汇灾、银行挤兑等引发的系统性风险；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大，但不会脱离监管能力与国情实际。只有把握上述大趋势，我们才不会犯方向性的错误，国民财富才能实现保值增值。
第二，遵循行业治理之“道”。服务实体经济、防范金融风险，是一切金融工作的基本要求，财富管理行业的健康发展，也必须服从于这一基本要求。在服务实体经济方面，要将资金配置到“中国制造2025”、新兴产业、科技创新、“一带一路”建设、区域协调、绿色发展等重点领域上去；持续提高小微企业、“三农”、精准扶贫方面的支持力度，优先支持优质企业、可持续发展项目；加快发展并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提高直接融资占比和融资效率，丰富资本市场产品与工具，满足理财资金多元化的资产配置需求，加大对海内外长期资金和机构投资者的吸引力；借助金融科技进一步降低理财服务的成本，提高服务效率。在防范金融风险方面，继续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有序处理多层嵌套、刚性兑付、规避监管和调控政策等乱象，降低产品复杂性和期限错配，缩短资金链条，使资管产品回归“受人之托、代人理财”的本质，向开放式、净值化转型；严格产品和从业人员准入，严格尽职调查，提高对高收益产品的信息披露要求；加强全社会金融知识普及和投资者教育，让“卖者尽责、买者自负”观念深入人心；强化全民道德教育和素质教育，引导民众不谋不义之财，摒弃投机和赌博心态。
第三，优化金融机构经营之“术”。中国政府已决定进一步放宽金融业准入限制，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有序推进资本项目开放，提升金融市场双向开放程度。在未来的3到5年内，中国金融机构的财富管理业务特别是高净值客户业务必将面临前所未有的全球竞争压力。中国金融机构需要以只争朝夕的精神，从战略高度加强财富管理业务的全球竞争能力建设。一是加快在全球主要金融中心的战略布局，构建全球一体化的服务网络体系或金融合作伙伴体系，使客户的需求能够得到全球快捷响应，无缝对接境内外客户关系和产品服务。二是明确目标客户群，根据客户金融资产、职业、风险偏好等元素进一步细分客户群体，统筹金融机构内外部资源，提供从金融工具、金融产品，到投资组合、总财富委托等符合客户需要的解决方案。三是前瞻性地培养中高端管理人才和专业人才队伍，以卓越的人力资本提供卓越金融服务、提供超级客户体验。四是强化金融科技、风险合规、运营保障等配套安排。五是借助并购、合资等资本运作方式加速核心竞争能力的构建。
（张兴荣为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资深研究员。本文为个人观点，不代表供职单位意见。本文编辑/王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