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金融评论

尽管中国一再宣称秉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的外交战略，但随着经济持续的高速增长，国际影响力不断扩大，中国威胁论不绝于耳。2017年9月发表于《国际经济学杂志》的最新研究，以严谨的经济学模型和数据分析，证实中国自1990年以来，都遵循了这一外交战略。

政治和贸易如何相互作用是学术界的经典话题。早在春秋时期，齐国的思想大家管仲就提出过“以商止战”的著名思想。这一问题穿越古今，历久弥新，在现代学科中有着更为重要的地位。比如，“贸易能否促进和平？”是经典的政治学之谜；而经济学家则更为关心“政治冲突是否以及如何影响贸易？”。沿着经济学的思路，极端的政治冲突，比如战争或者军事冲突，会降低两国的经贸往来不足为奇。然而，冷战以来，世界局势整体和平，局部冲突，大部分政治冲突，比如领土争端、外交事件等，远未达到双方交战开火的程度。那么搞清楚这种非极端政治冲突如何影响经贸往来，更具有现实指导意义。事实上，也有相当多的学者在这一领域进行了开拓。比如，有经济学者提出了“达赖喇嘛效应”，即达赖喇嘛的窜访，会造成该到访国与中国的双边贸易额下降。该研究指出“达赖喇嘛效应”在2002年之后变得显著，并基于该事实推测，随着中国的日益强大，中国会使用经贸胁迫，来达成其政治诉求。事实是否真的如此呢？

笔者发表于《国际经济学杂志》的关于政治关系对双边贸易影响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实证证据。该研究指出，已有研究忽视了一个重要问题，即两国政治关系的波动具有高频性与短期性，大部分政治事件的影响仅仅能持续几周，至多几个月。已有研究往往采用较低频率的年度数据，检验政治事件对贸易的影响，但政治事件自身的高频性和短期性会使得采用低频数据的检验缺乏准确性。不论是估计政治事件对贸易影响的大小，抑或是持续时间，采用低频数据都会使研究者得到错误的结论。这一问题是计量经济学研究中经典的“时频加总（temporal aggregation）”问题。计量经济学家发现，时间上对数据进行加总（将高频数据，如月度数据，加总至低频数据，如年度数据）会改变时间序列原有的性质，并且忽略了在被加总时间段内的波动会对估计结果造成影响。

该研究以中国为分析对象，利用清华大学阎学通课题组的中外关系数据库，作为衡量政治关系的指标，对政治关系的波动特点进行了检验。ARIMA模型的估计结果和谱密度分析的结果都表明，中外关系的波动周期往往具有短期性和高频性。这一结论也可以获得更为直观的印证。以中美关系为例，1999年5月7日美国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造成了中美关系指数自1990年以来最大的下降。中国即刻宣布终止高层军事往来和相关谈判，主要城市纷纷爆发了针对美国驻华使领馆的抗议游行。尽管如此，在双方政府持续的外交合作下，双边关系在两个月后还是快速缓解了，8月美国政府对受害者及其家属进行了自愿人道主义赔偿；12月中美政府达成赔偿协议；2000年1月双方恢复高层军事往来，标志着这一最为严重政治事件的平复，此时距离事件发生不过8个月。而这一事件对于双边经贸关系的影响则更为有限，在1999年5月19日，就有中国贸易代表访问美国，以维持贸易关系。

既然中外关系的波动具有短期性和高频性，那么就应该使用高频的月度数据检验政治冲突对贸易的影响，以避免计量中的“时频加总”问题。该研究基于中国1990—2013年的月度数据检验结果表明，政治冲突确实会影响贸易，但这一影响是相当短暂的，平均在两个月后就消失了，并且没有长期影响。这一事实说明，在中国与外国的经贸关系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经济交往中的实际利益，而不是短期的政治关系变动。中国自1990年以来，事实上都遵循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这一外交战略。

这一结论也使得我们在思考政治与贸易的关系时，获得了新的洞见。双边经贸关系是基于两国的经济规模、技术效率和要素禀赋，所形成的长期均衡，而具有不可预见性的政治冲突则是一种短期扰动。当两国之间发生政治摩擦，两国政府会努力通过外交协商，回到合作共赢的均衡。这样看来，中国提出的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的理念，并非一句空话。

【鞠建东为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教授，Carlos D. Ramirez为美国乔治梅森大学教授，姚曦为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杜映昕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助理研究员。原论文《Bilateral trade and shocks in political relations: Evidence from China and some of its major trading partners, 1990–2013》（《政治关系对双边贸易的影响：来自中国和主要贸易伙伴的证据，1990—2013》）2017年9月发表在《国际经济学杂志》。本文编辑/丁开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