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金融评论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中国商业银行所处的外部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本文通过梳理上市银行2008—2017年资产负债配置、盈利结构、资产质量等情况分析了银行资产负债结构变化。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和代表性，本文主要以五家大型商业银行（工农中建交）、七家股份制商业银行（招商、兴业、民生、浦发、华夏、中信、光大）和三家城商行（北京、南京和宁波）披露的数据进行分析。

2008年—2017年期间，全球经济进入大调整阶段，中国商业银行所处的外部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长时期的超低利率和大规模货币投放，带来货币供给总量的累计，也导致泡沫化、恶性通胀和货币危机的风险逐步累积。国际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快速回落，为了刺激经济,中国政府推出4万亿元计划,此后商业银行资产迅速扩张。2013年之后随着中国经济进入转型升级阶段，实体经济持续下行，去杠杆防风险成为主要特点。

金融危机后经济整体低迷态势持续，商业银行面临最直接的经营挑战，同时利率市场化加速深化改革，各种要素进行重新配置，对银行定价能力也提出更高要求。另外，互联网金融的大发展加快了金融脱媒步伐，加速了对很多传统银行的替代效应，监管趋严、资本管制等一系列措施也使得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管理面临调整。商业银行在盈利性、安全性和流动性等方面均面临挑战。一是利差空间和盈利空间收窄。二是金融脱媒和利率市场化背景下，银行被动提高负债产品利润率，银行存款和各理财产品利率上升，导致银行负债成本上升。三是资本约束加大，金融危机后G20主导推出的全球金融监管新框架和中国银监会发布的《中国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特别强调要加强资本监管，商业银行的资本约束更加严格，且此前4万亿政策下的大量信贷投放稀释了银行资本金，银行盈利能力使得内源融资能力不足；银监会对拨备覆盖率的要求也普遍提高，挤占了银行资本金，宏观审慎监管加强进一步提高对资本充足率的要求。

伴随着资本约束等监管趋严、利率市场化和互联网金融大发展，商业银行开始转向向管理要效益，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管理进入精细化管理时代。怎样在资产质量约束、资本约束以及资金来源约束的形式下，实现股东价值最大化，是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管理在这个时代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中国上市银行资产负债结构与质量变化

(一)总资产规模增速放缓

商业银行的总资产规模持续扩张，4万亿刺激措施使其总资产增速在2009年到达26%的顶点，但自2012年起贷款增速明显低于M2增速，总资产增速进入10%左右的区间。2017年上半年末，16家上市银行的总资产增速为9.6%，股份制银行资产增速下降较明显，部分银行甚至出现规模收缩的现象。

(二)资产负债结构分析

从资产配置结构来看，贷款仍是中国上市银行资产端增长的主要驱动因素，占比约50%。2008年至2017年上半年, 国有行贷款占比小幅上升至52.48%，股份制和城商行则呈下降趋势，分别为47.96%和36.66%。其次分别为证券投资和现金类资产。2008年至今上市银行投资占比上升2.1%，现金占比下降了3.8%。国有行现金类资产占比大于投资占比，国有行留有现金比率高显示其在抵御流动性风险方面更加稳健；股份制和城商行在投资占比则远高于现金类资产，尤其是2013年后占比上升迅速，至2017年上半年末分别达17%和25%，显示其在高收益率资产上的配置需求。2013年之后，监管趋严下上市银行同业资产规模下降，而应收款项类投资与买入返售资产一升一降的趋势则体现了银行投资业务由非标向标准化转化的趋势。从资产的期限结构来看，自2013年起中长期贷款（一年期以上）余额及增速远高于短期贷款余额和增速，体现了利率市场化之后银行资产端通过拉长久期寻求能够覆盖高成本的高收益资产的趋势。而2016年新增中长期贷款急剧增多，则是由于MPA考核将表外理财纳入广义信贷，表外理财规模受到限制，负债成本进一步抬升所致。银行中长期资产占比上升，银行面临的期限错配风险加大。

从负债配置结构来看，存款仍是负债端的核心来源，占比高达80%。2008年至2017年上半年上市银行存款占比下行了11.7个百分点，国有行因其网点覆盖率广仅下降8%，股份制和城商行则下行16和18个百分点。其次为同业负债、发行债券和卖出回购等主动负债类，2008年后其占比大致呈整体上行。国有行主动负债占比远低于股份制银行。2017年上半年末上市银行同业负债占比较2016年降低，究其原因是由于2017年以来在货币政策稳健中性及美联储加息的环境下，同业负债价格不断攀升，负债成本上升。而银行从降低负债成本出发压降同业存放款项及卖出回购资产的配比。从负债的期限机构来看，近年来活期存款占比上升，负债来源的稳定性降低，对于银行的负债管理能力要求提高。

(三)盈利结构分析

第一，净利润年增速下滑，中收占比逐年上升。2008年以后上市银行净利润增速下滑明显。2010年净利润年增速高达33%，但受净息差收窄和拨备压力加大影响，2015年至2016年净利润年增速仅为1%～2%。2017年上半年，受益于息差企稳和不良处置带来的拨备释放，上市银行净利润同比增速回升至4.81%。从盈利结构来看，净利息收入是上市银行最主要的利润来源，但增速下滑明显，其占比在2017年上半年末为 67.87%，较2008年下行16个百分点；2016年净利息收入增速呈现负增长，但2017年上半年末，受益于资产端利息收入回升抵消营改增、同业负债成本因素，利息净收入增速提高，16家上市银行利息净收入同比增速提升至0.097%。其次为中间业务收入，近年来表外业务尤其是表外理财大发展使得中间业务收入增速在2016年之前一直保持在12%以上，2017年占比25.03%，较2008年上行10.83%，显示上市银行在非利息收入上拓展成果显著。与国有行相比，股份制和城商行中间业务收入占比较高,2017年高达33%和25%。

第二，净息差收窄明显。利率市场化进程加快后，上市银行净息差收窄明显。国有行由于网点优势为其带来了低成本负债，净息差受影响相对较小。但股份制银行资产端收益率受经济下行因素较大，负债端成本受同业负债成本上行等因素影响较大，导致净息差收窄更为显著。其中平安和招行仍旧保持了较高的净利水平差，是由于平安银行生息资产率处于同业领先地位，而招商银行计息成本负债率显著低于同业。2017年上半年，银行业净息差继续下行，但国有行和招行受益于其稳定低成本的负债端，息差先行企稳回升。多数股份制银行受同业负债成本上行影响，息差环比仍有所下降。

第三，中间业务结构发生显著变化。2011—2017年间银行业中间业务结构已发生较大变化。2011年投行及顾问咨询、结算与清算业务以及银行卡手续费在中收中占比前三，分别为20%、19%和17%；代理、理财、担保承诺及托管位列其后，占比分别为12%、9%、8%和7%；2017年银行卡、代理业务及理财手续费在中收中占比前三，分别为28%、14%和12%。投行咨询、托管业务及结算与清算则位列其次，占比在9%～10%的区间。中收业务中，占比提升最大的首先是银行卡手续费，上行了11%。其中国有行和股份制银行在银行卡方面提升显著，分别上升了8%和15%。主要由于该类银行网点分布广泛，营销手段丰富，加上近年来其持续挖掘信用卡市场，收入贡献比例大幅上升。其次为理财手续费占比提升3%，其增长显著主要受益于银行表外理财规模的增长和理财综合服务水平的提升。中收业务中占比下降最多的是投行和结算与清算业务，分别下降9.29%和9.01%。

第四，表外理财业务呈井喷式增长。数据显示，银行理财产品发行数量自2008年的千余款增长至2015年的6万余款；理财产品余额自2010年的2.80万亿元增长到2015年的23.50万亿元，年均复合增长率超过50%。商业银行发展表外理财不仅可以提高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间接地增加资产负债规模，还可以以手续费和佣金收入的形式增加银行利润。主要表现在：第一，在资本监管压力下，银行对资本占用少的表外业务更为热衷；第二，经济下行和利率市场化导致银行盈利水平下降，银行通过发行表外理财投资信托资管等非标资产绕开监管，大量注入地方融资平台、房地产企业获取高额利润；第三，金融脱媒和利率市场化下，大量存款流失，银行发行理财产品吸纳了该部分理财资金；此外在需求端，由于当前表外理财产品具有刚性兑付的特点被客户青睐，社会财富的快速积累也催生了对该产品的需求。但随着2017年央行将表外理财纳入MPA广义负债管理，监管对于同业理财从严检查，理财增速下降，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手续费增长。

(四)资产质量分析:不良贷款率持续上升

从资产质量来看，2011年之前中国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尚处于持续下降的态势，但自2012年起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呈逐年上升趋势，这与经济进入新常态之后，经济下行和产能过剩有很大关系。从银行性质来看，外资银行的不良贷款率最低，股份制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整体低于国有银行。

(五)资本情况分析

从资本充足水平来看，2008年至2012年上市银行资本充足率呈逐年上升趋势，2013年因经济环境变化及新巴塞尔协议的实施出现下降，此后又因发行二级债充实资本出现回升。若用风险加权资产增速高于总资产增速的百分点来表现商业银行资产资本消耗情况，正值代表消耗大，负值代表消耗小。则2009—2014年中国上市银行资产资本消耗基本上属于消耗较大的情况。

中国上市银行资产负债管理目前存在的问题分析

总体而言，2008年以后上市银行资产负债的增长方式已由“传统的外延式规模增长”转变至“内涵式增长”，为适应经济增长的新变化，需要加强资产负债管理。

首先，在资产负债结构配置方面，各银行在资产端拓展非信贷业务上做出了较大的进步，但仍然存在信贷资产占比过大导致结构单一，发展面临资产质量变差和资本消耗过大的约束。负债端银行存款流失严重，各银行通过发行债券、大额存单等业务逐步扩大主动负债比重，但现阶段负债结构仍然存在存款种类和定价单一，不能满足客户的多层次需求，和负债成本走高等一系列问题。未来对于如何管理好被动负债，提高资金来源的稳定性和可控性，降低资金成本，提高负债管理主动性是中国上市银行面临的挑战。

其次，在资产负债期限结构配比上，资产端的中长期资产和负债端的活期存款占比较大，并呈逐年上升趋势。“借短放长”对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和利率风险管理能力提出较大的挑战。

再次，在银行盈利结构上，净息差持续收窄，中间业务收入占比上升迅速，中间业务收入结构也发生了较大变化。银行靠传统存贷业务和传统中收业务产生的利润减少，被迫迅速调整收入结构，寻找新的利润增长点。但与国际先进银行相比，中国上市银行中间业务收入占比仍旧较低，产品同质化严重，凸显出中国银行业务的创新能力不足。而发达国家的非利息收入占银行总收入的40%左右，并且其业务创新能力已成为国外银行盈利的核心竞争力。

然后，在表外业务拓展方面，为减轻资本消耗，拓展利润空间，近几年银行表外理财扩张迅速。但是随着监管对当前理财刚性兑付的关注，短期内理财规模会下降，该部分收入受到影响。

最后，资产质量方面，外资银行的不良贷款率低于中国商业银行的最低水平，而中国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均在1%，银行业依然存在不良上升的压力。

中国商业银行转型发展趋势与建议

第一，要优化总量结构，盘活存量，用好增量。在当前总资产规模增速放缓，负债来源稳定性下降和成本上升的情况下，未来商业银行将向着“优化总量结构、盘活存量、用好增量”转型。其中资产端配置将向“多元化、轻型化和优质化”转型。银行将会减少信贷资产依赖，在非信贷融资上进行更多的转型，应采用轻资产、高资本周转的运作模式，利用多层次的金融市场融资机会、向轻资产经营转型。此外，可通过优化信贷资产的行业布局和区域布局来实现资本使用效率提高，避免集中化、系统化风险。以招商银行为例，优先投向民生消费弱周期行业、国家战略新兴产业、信息技术等高科技行业，2016年共压退风险资产781亿元；针对各区域经济特点及客群差异，招商银行优先投向经济发展较好的长江三角洲地区、珠江三角洲地区及海西地区，对风险较高的西部地区提高授信准入标准，动态调整业务授权。银行业负债端应向“降成本、优结构”转型。未来银行一方面要通过大力发展结算、支付和交易业务，获取有效资金沉淀，降低负债平均成本；另一方面，应通过客户价值贡献度和利率敏感度等特征，实施差异化和精细化定价，压缩高成本协议存款。同时在结构上，注重稳步发展保本理财、大额存单等主动负债业务，提升存款发展弹性。

第二，稳定以净息差为核心的银行增长方式。在利率市场化和息差收窄并存的时代，银行靠净息差盈利的传统模式优势已经不具备优势，未来银行将通过提高定价能力和高收益资产占比，降低付息成本，稳定以净利差为核心的增长方式。上市银行中，目前平安和招商净利差在同业排名中领先。平安银行生息资产率处于同业领先地位，其资产定价能力最强；招商银行则由于活期存款占比高及同业存款占比低，计息负债成本率显著低于同业。同时，在非利息收入上，银行业应推动中间业务持续快速发展，多元化收入来源，优化收入结构，培育和创造新的利润增长点。相比发达国家的非利息收入40%占比，中国非利息收入占比尚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第三，回归服务实体经济本源，推动以改革和综合化经营为方向的银行增长方式。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提高直接融资比重，促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健康发展。银监会在《进一步深化整治银行业市场乱象的意见》亦指出，未来商业银行要使得促进资金脱虚向实，回归服务实体经济本源的基础得到切实巩固。未来，商业银行会更加专注主业，实现差异化发展。在战略方向的选择上,大型规模银行的策略将更加强调多元化和综合化，比如推动以客户为中心的服务升级与综合化创新。综合化经营依然是国际银行业的主导趋势，它主要是在突破传统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其资本沟通桥梁的作用，拓展与资本市场相关的业务，实现银行与资本市场相关业务的大融合，并在融合过程中完成综合化经营，实现利润最大化。以美国、德国、日本、瑞士等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均已实现综合化经营发展。 随着经济金融要素在各类市场间的融合渗透，中国大型商业银行应贯彻好新发展理念，直接或间接参与货币市场、信贷市场和资本市场的运作，并建立稳定的资金联系，为客户提供“一站式”金融服务，降低企业和个人的融资成本，有效提高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

第四，注重科技推动，向数字金融转型。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和数字化服务的兴起，客户越来越倾向选择透明、简单的金融服务消费体验，商业银行必须加快科技创新步伐，提高服务能力。同时，商业银行还面临众多互联网企业的竞争，部分互联网企业在数字化技术应用方面已经走在前列。商业银行要从战略高度整体加快数字化转型步伐。目前很多商业银行都将科技引领作为其战略目标的一部分。以兴业银行为例，提出将“科技兴行”作为治行方略之一，重视跟踪、掌握现代金融科技发展趋势，加大有效科技投入，推进金融技术创新，不断提高金融服务的科技含量，推动信息科技的角色从支持保障向引领业务发展和促进转型创新转变，推进IT与业务的融合，积极探索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技术在金融领域的应用，探索新的金融服务模式和运营模式，为“未来银行”做好充分准备。

第五，关注资本约束的经营理念。未来银行业应更加关注和强化资本约束机制，继续探索资本节约型发展模式，通过精细化的资本管理来提升自身价值创造能力，并通过资本管理计划不断强化资本对业务发展的约束和引导作用，提高单位资本回报率，提升资本管理的价值性。同时，通过以经济资本为核心的价值管理体系，银行业应将经济资本在各类风险、各个业务部门和各类业务之间进行分配，以有效控制全行的总体风险，并通过分配经济资本优化资源配置。

（刘宏海为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资产负债部总经理，孙静漪为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资产负债部研究员。本文编辑/王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