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金融评论

“一带一路”作为新形势下我国对外开放和对外合作的重要战略部署，不仅将推动我国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建设，提升我国综合国力和产业国际竞争力，而且将改变国际经济的基本格局，对全球贸易发展前景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一带一路”倡议对全球贸易环境的影响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指出，在历史上，兴盛期和开放期往往是重合的。在世界近现代史上，全球开放期往往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黄金时期。把握住开放期的历史性机遇，就能够搭上兴盛期的快车，实现经济快速崛起。如1870—1913年，德国和美国的快速崛起；1950—1973年，日本和东亚四小龙的快速崛起；1990年以来，中国和印度的快速复兴都证明了这一点。在世界历史上，开放期也往往是风险期。上述三个开放期始终伴随着货币危机、银行危机、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 全球开放期的形成有三个驱动力。

一是开放驱动。传统开放主要指通商层面开放，如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现代开放则提出了一些新议题，如劳工标准、环境标准、知识产权保护标准、竞争中性等与国际高标准规范对接。当前，美欧还坚持把公平贸易、对等开放原则纳入新开放范畴，如贸易不平衡、服务业市场准入、高标准双向开放等。

二是市场驱动。开放期之所以能够成为兴盛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市场机制在全球资源合理配置中发挥着决定性作用，进而增进全球经济福利。然而，当开放期从贸易全球化进入金融全球化阶段后，在缺少全球有效金融监管和全球治理结构的条件下，市场的力量会推动全球经济走向虚拟、泡沫和风险期。

三是创新驱动。开放期之所以成为兴盛期的另一个原因是新科技革命，推动了全球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搭上开放期的快车，也就是搭上新科技革命的快车。然而，英国在1870—1913年推动了全球开放期，却忽视了第二次产业革命的机遇，因此由盛而衰。美国推动了这次开放期，由于过分逐利，最终陷入空心化陷阱。

由此可见，开放期有可能进入风险期，兴盛期有可能进入间歇期，陷入逆全球化的增长困境。当前，开放期面对两个前途：一个是光明的前途。“一带一路”、企业走出去、中国FTA战略、扩大内需、更高水平的双向开放，都是推进开放期向前发展的。另一个是黑暗的前景，可能进入全球化间歇期，最坏的情景可能像20世纪20、30年代，或70、80年代。可能出现更大的不确定性风险，甚至战争动乱。企业走出去面对更大外部风险。因此，“一带一路”是继续推动全球开放的战略选择。

一是“一带一路”推进有利于纠正开放失灵。当前，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民粹主义、孤立主义盛行，其中，英国脱欧、美国转向公平贸易、欧洲转向对等开放，都在助推开放进入间歇期。“一带一路”、自由贸易区战略、国内自由贸易试验区先行先试等，将进一步推进高水平双向开放。

二是“一带一路”推进有利于纠正市场失灵。这次金融危机的策源地是市场机制最成熟、监管最严格、法制最健全的发达国家；这次民粹主义甚嚣尘上发生在发达国家；这次对市场机制反思最多的也发生在这些国家。“一带一路”探索建立市场、政府和社会的合作伙伴关系，将进一步推进高标准改革。

三是“一带一路”推进有利于纠正创新失灵。创新失灵是揭示出这样一种现象，IT革命最终走向了IT泡沫，“互联网+”也正在走向互联网泡沫，科技创新一旦被泡沫化，会导致“逆创新”现象。如2002—2007年的美国技术创新成果，发明专利申请增长率的大幅下降。“一带一路”推动先进适用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和文化创新，牢牢把握发展实体经济这一坚实基础，将进一步推进适宜性发展。

“一带一路”定位对全球贸易格局的影响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8月17日讲话中，阐述了“一带一路”的定位：即扩大对外开放的重大战略举措；经济外交的顶层设计；今后相当长时期对外开放和对外合作的总规划；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主动作为。这个定位，把我国西部地区推到了对外开放的最前沿；把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推到了对外合作的最前沿；把与发达国家合作开拓第三方市场推到了全方位国际合作最前沿，这将对全球贸易增长和发展格局产生重要影响。

一是扩大对外开放的重大战略举措。习近平总书记说，“一带一路”本质上是通过提高有效供给来催生新的需求，实现世界经济再平衡。当前全球产能严重过剩，而“一带一路”有关国家产能严重短缺；全球流动性严重过剩，而“一带一路”有关国家流动性严重短缺；全球经济福利严重过剩，而“一带一路”有关国家严重短缺。如何通过全方位国际合作，把全球严重过剩的产能、流动性和经济福利，转移到严重短缺的“一带一路”相关国家，是促进全球贸易发展和增长的重要方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产能合作是把我国的技术、资金、管理和沿线市场需求、劳动力、资源等要素结合起来。依托项目群、产业链、经济区，在贸易、投资、技术、标准等形成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理念相同的共同体。这是一个重大的制度创新，它将有助于形成优势互补、合作互动、互利共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二是经济外交的顶层设计。以经济为后盾的外交，最重要的是为实现“五通”服务，扩大“一带一路”朋友圈。政策沟通，强调战略对接、规划对接、政策对接；设施联通，强调推进交通基础设施、能源基础设施、通信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贸易畅通，强调发展绿色贸易、普惠贸易、跨境电商贸易、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形成增长新动力；货币融通，强调为发展融资、为开放融资、为人力资本开发融资；民心相通，强调得民心者得天下。其中，最重要的是要形成包容、普惠、共享的贸易投资环境，促进发展。西方对“一带一路”的批评之一，是“一带一路”基于发展而不是基于规则，也就是没有基于西方制定的现有标准、规则和政策体系的最佳实践。事实上，“一带一路”最重要的制度保障，就是要探索基于开放、发展和规则相适宜的最佳实践，探索“基于发展的规则”，探索先进适用型标准、规则和政策体系。这是我国经济外交的着力点。

三是今后相当长时期对外开放和对外合作的总规划。从贸易大国到贸易强国之路，“一带一路”是“纲”，纲举目张。首先，要完成贸易结构从低端到中高端的升级，“一带一路”是必经之路。“一带一路”相关国家政治风险、制度风险、经济风险高，大跨国公司不愿意去，恰恰是我国企业完成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游击队到正规军脱胎换骨转型的最佳之地。其次，要完成从贸易规模和速度到贸易质量和效益的转型，“一带一路”是必修之课。如制造业代工，嵌入国际工序分工体系，要转型为自主知识产权、自主品牌、自主营销渠道，“一带一路”是最佳之地，不仅扩大了传统贸易优势转型的回旋余地，而且提升了全球综合运作能力。再次，要完成从汗水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转型，“一带一路”是必争之地。“一带一路”是在全球资源、市场和机会已基本瓜分完毕的背景下推进的，越成熟稳定的市场，进入的机会越少，进入的成本越高；越不成熟不稳定的市场，进入的机会越多，进入的成本越低。只有靠制度创新、技术创新、文化创新，才可能在“一带一路”获得生存和发展的机会。

四是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主动作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球治理失衡被形象地称为“全球治理赤字”。如何消除这种赤字，是全球治理的第一大难题。全球治理长期由少数发达国家主导，不能体现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诉求与全球经济格局的变化。如何推动全球治理民主化，是全球治理的第二大难题。如何解决“发展缺位”问题，是全球治理的第三大难题。可见，解决这三大难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首先，要进一步完善全球经贸规则改革。传统全球化没有解决好公平与效率、创新与泡沫、增长与发展之间的关系。基于开放包容的新型全球化，包括“和而不同”的包容性规则；机会公平的平等性秩序；结果公平的合作机制。其次，要积极构建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机制，扩大正面外溢效应并减少负面外溢效应。再次，要积极承担全球公共产品供给责任，重塑全球化和全球治理改革路径。

“一带一路”带动的全球贸易前景及相关建议

一是“一带一路”将助推全球贸易增长。在世界历史上，开放期，国际贸易增速往往高于全球GDP 增速，国际贸易是拉动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然而，2016年世贸组织预测全球商品贸易量增长速度只有1.7%，是第五个年头低于全球GDP增速。全球缺少有效需求、缺少增长动力、缺少政策协调，影响了全球经济增长态势。而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民粹主义、以邻为壑，严重制约全球贸易增长。在这种情况下，“一带一路”推进对全球贸易增长有重要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就“一带一路”对全球贸易的影响列举了一组数据：2014年至2016年，中国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总额超过3万亿美元。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累计超过500亿美元。中国将从2018年起举办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二是“一带一路”将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提供新动力。根据IMF的数据，2016年全球经济增速只有3.1%，低于1990年—2007年全球经济年均增长率3.74%，2002—2007年全球经济年均增长率4.5%。虽然根据IMF的预测，2017年，全球经济有明显企稳向好的迹象，全球经济增速将提高到3.5%。但全球经济真正恢复到长期均衡水平预计还需要四至五年。全球经济增长状况低于长期均衡水平，意味着存在全球产能严重过剩和就业压力，存在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贸易冲突、贸易战和货币战的风险。在这种情况下，“一带一路”通过扩大基础设施投资，增加有关国家相互贸易和产业合作机会，扩大需求和就业，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新的动力。如中国企业已经在20多个国家建设56个经贸合作区，为有关国家创造近11亿美元税收和18万个就业岗位。

三是“一带一路”将增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出口能力建设。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发达国家普遍采取了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以邻为壑的对外政策和重振制造业的结构政策，目前开始见到成效。而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经济，由于深受发达国家宏观政策的外溢影响，结构性改革相对滞后。因此出现了WTO所预测的，2016年全球商品贸易量增长率是1.7%，其中，发达国家进出口增长率将高于2%，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进出口增长率都低于2%，亚洲新兴经济体出口增长率只有0.6%的商品贸易增长差异。在这种形势下，“一带一路”通过扩大交通和港口基础设施投资、电力和能源基础设施投资、通信和信息基础设施投资，不仅注入新需求和增长动力，而且提升了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交换、国际竞争与国际合作的能力。

四是“一带一路”形成投资带动贸易增长的新模式。首先，根据联合国贸发组织的数据，2012—2014年全球FDI呈持续下滑的趋势，2015年全球投资增长了38%，投资规模达到了1.76万亿美元。虽然规模仍低于危机前，但预示着投资者预期的转变。其次，随着美国退出量化宽松、转向加息周期，欧日经济也出现日益明显的复苏迹象，流入发达经济的FDI规模六年来首次超过发展中经济，达到9620亿美元，同比增长84%，占总投资的比重为55%。而同期发展中经济仅吸收了7647亿美元外资，同比增长仅9.5%，占比43.4%。再次，发达经济吸引绿地投资的增速达12.31%，高于发展中经济的4.6%。这说明国际上新建投资多投于发达国家，对扩大需求做出重要贡献。在这种形势下，我国对“一带一路”的投资不仅主要是绿地投资，带动发展中国家需求和就业增长，而且带动进出口贸易的增长，包括带动境外加工贸易、跨境电商、服务贸易的发展。

五是“一带一路”带动新型贸易方式发展。根据国际清算银行（BIS）的报告，若以2000年至2005年的年均全球劳动生产率为基准，2015年全球生产率约为基准的七成，发达经济体更降至基准的33%；新兴经济体情况较好，但也仅是基准的84%。全球劳动生产率停滞原因包括技术创新被忽视，全球投资放缓，全球资本过剩，全球人口结构恶化等，这些因素导致投入产出效率降低和资本效率降低。目前，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尚未有效提升全球全要素生产率。在这种情况下，“一带一路”用加快推进“走出去”的方式，拥抱以人工智能技术为核心的新技术革命。如马云倡议的电子世界贸易平台（EWTP），正努力用跨境电商、智能支付、共享经济等方式，为全球80%从未有机会参与国际贸易的中小企业创造参与开放共享发展的机遇。

六是“一带一路”是一项庞大而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从长计议。首先，“一带一路”贯穿亚欧非大陆，世情、洲情、国情差异大且复杂多变。一些国家经济始终无法突破低收入陷阱，进入经济起飞阶段；另一些国家则长期无法突破“中等收入陷阱”。其次，“一带一路”政治风险、制度风险、经济风险、市场风险和经营风险较高，无论是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还是重大装备和制造业产能合作项目，境外投资债务违约风险远大于国内，而且各种金融风险难以控制。再次，复杂多变的投资环境增大了决策风险。由于对“一带一路”有关国家情况不了解，又缺乏跨国经营经验和人才，如果决策草率，就很可能增大投资风险。近年来，随着中欧班列的开通，已经形成各地亚欧班列热，目前主要靠地方政府补贴。要解决“重箱（车）出、空箱（车）回”的问题，就需要建立以沿线支点城市或港口城市为中心的跨境采购分销网络、第三方综合物流和供应链管理体系。这是一个需要相当长时期才能建立的复杂运作系统。

（张燕生为国家发展改革委学术委员会研究员。本文编辑/丁开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