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清华金融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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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忠民：大资管时代需要转变准入式监管为信用监管
目前中国资管业务的规模扣除重复计算已经达到了60万亿人民币，接近全国GDP的总量。有预测表示到2020年我国的资管行业规模将达到180万亿。可以说，国内的资管市场无论在规模还是在其用户群体的参与程度上，都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但资管行业面临的挑战也十分巨大，包括分业监管格局难以跟上混业经营的步伐，技术带来的资管变革等。在2017年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举办的以“大资管时代的创新与监管”为主题的分论坛上，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党组成员、副理事长王忠民表示，大资管的发展使得投资者需要更为丰富的知识去辨别风险和收益相匹配的资产选择。
同时，交叉、多维并不断丰富的市场也给监管带来挑战。监管需要进行创新的利弊权衡，如果依然沿用以往准入式监管、量化式监管，不但不能有效遏制监管套利，而且将有可能影响到行业创新，因此监管应该转向信用监管。
“我们呼唤资产越来越多，我们更呼唤资产管理、资产经营、资产发展、资产盈利、资产风险都会匹配、成长，我们当然更需要基于风险的监管，给行业留下更多创新的空间。”王忠民表示。
以下是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党组成员、副理事长王忠民演讲全文速记：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大资管时代的创新与监管》。
刚才，张教授已经把大资管的“大”给我们用具体的数字——60多万亿的规模展现出来了。我想，那是一个窄口径，如果我们放到更大的口径看，大资管时代的“大”可能牵涉到不同类别的资产，都会进入到一个庞大的资产概念当中来。
你拥有的房产也是资产，以至于我们今天看房产每涨5%，每跌5%，对整体房产的估值和你手中资产的估值也会产生较大的影响。你有多少股票，每一个百点的涨跌幅，牵动着你心动的速率，（心率）和K线图速率之间吻合度的问题，稍微一不吻合，心脏就会出麻烦。
如果你还有其他的资产的话，突然对大资产当中明确的不仅是单一数量规模下的资产规模，而是从更多的类别资产都进入到了全社会资产的总体框架中，类别越多，说明我们可投的资产的丰富性，类别越多，说明我们可以在不同资
产之间配置的选择性，类别越多，你更有（更需要）丰富的知识去选择风险和收益匹配的资产选择。
我们经常回答为什么要买房子，是说没其他资产可投，或者说其他资产的可投性不及房地产的可投性之间的逻辑。如果把这些逻辑都反应进去，今天不仅是大而且是多了，多的当中每一方面相互之间运行的逻辑和运行出的结果对每一个资产拥有方表现出今天和明天的不同，未来时间的不同，以至于你的收益可以给它起的名字，你的亏损也可以给它起个名字，你探讨为什么挣钱、亏钱了，是今天大资管当中的丰富度提供给你的。
我们突然发现今天如果讨论大资产监管正在从严，可以用监管的风暴来看。而且监管我们给它命名了具体的一些名称，比如说套利多了一些，而不是投资的转向实体当中又多了一些。比如说，短期的投资多了一些，而长期的投资少了一些。例如此类种种，我们突然发现，为什么资本、不同类的资产有这样一种趋利避害的时候都面向一种可套利的，特别是金融工具之间可套利的逻辑实现。
我们前面的现象都是因为历史在进步，资产的类别在增多，人们在不同资产类别中可以有丰富多彩的、交叉的、多维的、时间的、结构的各种选择，我们看到监管的时候突然发现，这样一种交叉的、监管的、多维的、丰富的、不断丰富的、每时每日都在创新的这样一个金融事件，给我们带来一种监管的困扰和来自于监管困扰下的市场的新的表现。
我们把大家的思路拉到监管的初期，我们看监管最初的逻辑是怎么样的。初期的监管逻辑是所有的资本都是国有的，所有资本在国有的情况下，如果我允许这个资本是做什么，是国有监管的一种逻辑，所以我们就准入。银行允许谁去做，以多少资本量，以什么样的方式做，可以做银行杠杆类的存贷业务。保险允许多少资本、允许谁，我们任命他做，这方面的业务我们开展了人寿保险、财产保险，开展了这样、那样的保险，当然也包含了具体品种的审批，我们把这样一些准入看作机构的准入，我们把量化审批看成是产品业务线的审批，因为你是国有资本的，我一定要说，你在我规定的和有效的风险收益下做这样的东西。
当我们把这些可以概括为准入式监管、量化式监管，既可以是业务链条的批准式的，也可以是每一个新产品的批准式的，因为我们过去批每一个产品，批了以后才可以做，有一个审批的逻辑程序。
这样一个国有资本、国有机构、国有投资、国有收益一揽子的生态逻辑的时候，我们会发现监管就是要对它的每一个行为给出清晰、可监控的逻辑，才可以让整个金融生态按照初始的国有资本和金融国有资本下的逻辑进行监管和发展。
突然，这个世界在几十年的市场经济体制变革后，我们刚才描述的资产多元化，资产主体的多元化发展了，以至于我们今天会场还有老外，因为FDI进入好多资本，今天国外还允许他来进入，以至于每一个居民、企业、法人的手中，即使法人原有是一种所有制的，也会演变出里面其他性质的资本。比如说他要做一些股权激励和分配的时候，把收益按照不是股权的比例进行分配的时候，也会演变，社会才出现了一个多姿多彩的资产源流的多元化的格局。多元化要进入任何一个金融领域形式的时候，我们发现谁先进入哪一个金融领域，一定是批准的这个机构会增加很多，那你就是一种监管套利。因为你先做银行，原来都是国有银行做，结果你进去了以后，你的股权激励足够，一定把原有审批的那些机构可以做的工具和个人做的业务链条发挥得有效率，你就挣得更多。
所以我们第一家民营银行一定会说自己挣得多，第一家P2P没有被监管，今天唐先生在这儿，也会挣得不错。任何一个进入的逻辑当中，我们会发现他会有一个原有的空间给新进入者找路的时候，会表现出一种逻辑。新进入不仅是在进入一个领域，而且进入的某一个产品、业务线，原来没有激励的时候，原来没有有效防控的时候，一下子进入了一个新的天堂和逻辑，会挣很多。
我们可以拿今天所有进入这个业务线当中，如果我进了这个业务线，发现另一个业务线还在做，我就要穿透，可以用各种金融逻辑把原有的被审批和被监管的东西打通，进行资产的管理，这就是我们今天大资管的时代突然发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可以借用我，我可以借用你，有的可以低成本借用，付费少一些，有的可以通过股权的进入，买断你的控股权，也可以做。这就成为一个新时期的利益是头顶下的资产管理要求的金融市场的一幅景象。
我们看今天如果要对这幅图像进行监管的时候，我们要权衡利弊，那就是创新与金融监管之间，如果我们说已然采取一个你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你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你在什么价格条件下可以做什么、在什么价格条件下不能做什么，我们让市场只能在某个价格的通道当中运行，这样一个超出某个运行的幅度以后就是过高了，跌破了那个线就是跌得太多了，我们总是要规定很多东西。结果市场永远对这个东西有一个探索、熟知、博弈、不断发展，会感觉这个逻辑之间不清楚，可以借用你今天说不让做，如果我们预期到不让做的话，我们早早就卖空，如果你明天又让做了，我又早早进入到其中，或者是在进入当中我是领先的，我就会挣钱，我会在你准入的管理，包括产品、业务、机构的准入管理，在当中摸索、发展、变化。突然间我还可以穿透，在你没准入的地方我可以悄悄做、不声张地做，也可以挣钱。
当我们发现这个的时候，突然发现，如果我们继续沿用准入、量化、审批、规定价格区间的价格决定的逻辑监管的时候，会损失一个东西——丰富多彩的创新，想尽千方百计的创新，想尽千方百计要让自己的资源在资源通过金融的配置过程中，配置的最优资源，即使是提高一个基点（Base Point）的效率，也可以在交易成本最低的情况下配置到社会最需要的领域当中去，这样一个世界可能会相对艰难一些。
所以我们突然发现，监管应该调整一个基准，从过去的准入、量化、价格、监管、变相，不管具体的行为，只管一个行为——信用。参与者中的投资者也好，资产拥有人也好，金融资产的管理机构也好，做股票、债券、货币发行等等的，你有没有信息准确？你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如果信息准确、责任单纯对称、收益和风险之间是匹配的，你就可以在市场中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但是你必须担自己的责任。
突然我们按照这个逻辑去搜寻的时候，发现今天我们在市场当中惩罚的、挖出来的全部都是欺诈，全部都是你骗我，我骗你，全部都是一些用非信用的逻辑在金融市场当中攫取不当的收益。不过我们用信用监管的方法去规避了这样一些东西，而留下无限的创新空间的话，今天资产的多元、丰富就可以伴随创新的丰富、多元，就可以在你创新的基点当中永远想好的创新，而不想无限的套取别人的东西。
我们呼唤资产越来越多，我们更呼唤资产管理、资产经营、资产发展、资产盈利、资产风险都会匹配、成长，我们当然更需要基于风险的监管，留下创新的空间。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