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金融评论

文/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院长助理、昆吾九鼎讲席教授 田轩

创业创新生态系统由创业创新企业及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生态环境构成。本文分析了政策、经济、社会文化、法律、人才、国际环境和自然资源等对企业的创新资源配置及创新投资激励的影响。

2015年，中国经济面临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三期叠加，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正处于经济发展驱动转型的关键阶段，实体经济面临棘手的发展困境与挑战。而未来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和发展关键依赖于创新驱动转型是否成功。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北京中关村创业大街考察、首届国际互联网大会和国务院会议中多次阐释“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这一经济战略，要求打造良好的创业创新生态环境，坚决消除各种束缚和桎梏，让创业创新成为时代潮流，汇聚起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新动能。2016年2月5日，国务院对发展众创空间再次进行部署，主要目的是促进众创空间向专业化发展，为双创提供低成本、全方位、专业化服务，打造良好的双创生态系统。

创新驱动转型中的要素投入不可或缺，但转型成功与否有赖于创业创新生态系统的构筑和完善，构建创业“栖息地”，提高创业成功率。创业创新生态系统由创业创新企业及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生态环境构成，是彼此相互依存、共同发展的动态平衡系统。企业时刻与外部环境进行信息、资金、人才与物质资源的交流，政策、经济、社会、法律、人才、国际和自然等创新生态环境的变化必然影响企业的创新资源配置和创新投资激励。创新推进了技术进步的速度与步伐、不同技术领域的相互渗透与融合，加剧了企业与国家竞争优势的快速更替。企业突破组织边界和产业边界，与创业创新的生态环境融合，改变了现代企业竞争的本质和内容，创业创新生态系统成为获取竞争优势的关键因素。

政策生态环境

企业创业创新与常规投资不同，需要长期投资，同时伴随着高风险和高不确定性，因此创业创新更易受到政策环境的影响。如邓小平同志曾经说过，“改革要有稳定的政治环境”。创业创新投资的长期性需要稳定的政策支持，政出多门、朝令夕改，政策模糊、矛盾等影响投资者的长期投资意愿，不利于形成稳定预期，企业和投资者因而更偏好短期收益，因此，政策稳定预期对于创新生态系统来说是至关重要。笔者的工作论文《什么更影响创新：政策还是政策不确定？》（What Affects Innovation More: Policy or Policy Uncertainty?）曾研究政策稳定对创新的影响，发现相较于政策立场的差异，政策预期的稳定性会对企业创新造成更大的影响。具体而言，通过对43个国家数据的研究发现，存在全国选举的国家中，大选结果无法预测，当年国家的整体创新水平（用专利数和专利影响力衡量）相较于其他年份显著下降，而政治立场或主张的差异（如偏左派、偏右派和中间派）对国家的整体创新水平并没有显著的影响。

官僚腐败与寻租行为被认为是阻碍经济发展的不利因素，自十八大以来，中央反腐倡廉、八项规定、六项禁令掀起了反腐败斗争，取得了显著成绩。反对腐败，为创业创新企业建设了廉洁的政治环境。创业创新活动需要开办新设企业，采购新设备，进口新商品及注册企业等手续需要与各级政府官员打交道，更可能成为官员寻租的对象和官僚作风的受害者。缺乏政治关系的创业创新企业在与政府的谈判过程中处于弱势地位，投资长期性也增加了被官员寻租的风险。

经济生态环境

经济发展带来的金融市场发展能够通过资金、人力、技术等因素影响企业创新活动，企业创新水平的提高又反过来促进一国经济高速增长。金融发展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也一直是学者和政府关心的问题。很多人把美国经济的崛起部分归因于华尔街和美国强大的金融系统，原因是在华尔街和美国强大的金融系统的推动下，美国成长出了一大批创新型的企业，这些创新型企业革命性地引领了行业发展、推动社会变革与经济持久增长。笔者发表于《金融经济学期刊》（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的文章《金融发展和创新：跨国比较的证据》（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Innovation: Cross-country Evidence）运用32个国家和地区的数据检验资本市场和信贷市场的发展对于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显示资本市场的发展对于高科技企业和依赖外部融资企业的创新水平有显著正向的影响，然而信贷市场的发展则对具有上述特点企业的创新有负向的影响。

目前，我国间接融资比重达到80%以上，银行资产占全部金融资产的比重超过90%。这种格局反映了银行体系配置资源和服务实体经济的强大功能，也反映了金融市场层次单一和体制机制缺陷。间接融资比例过高，影响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融资成本。创业创新是一项长期性、回报不确定、风险高的投资活动，商业银行盈利和资产安全考核压力使得亟需资金的中小微型创业创新企业处于不利地位，因此，追求高净值客户群的传统银行体制难以解决创业创新融资需求。

加快银行对外开放，银行之间竞争日益加剧，笔者发表于《金融经济学期刊》的另一篇文章《银行竞争是否会影响创新？》（Does Banking Competition Affect Innovation?）选取美国的数据，研究美国银行竞争的加剧对企业创新带来的影响。通过放松银行州际分支监管法案的事件，研究发现银行竞争对中小企业和大公司上市公司带来的影响不同。具体来说，银行竞争会促进中小私人企业的创新水平，然而会减弱上市公司的创新水平。中小企业非上市公司依赖外部融资，对于信贷融资而言非常敏感。上市公司业绩稳定增长，更可能通过资本市场获得融资，其对信贷融资的敏感度较低。因而，银行竞争对中小私人公司和上市公司会带来不同的影响：它会通过提供低廉贷款让更多中小企业能得以存活，而存活下来的中小企业则有机会产生更多创新，然而对于上市公司而言，其相较于中小企业更加不依赖外部融资，从而会受到较小的影响。

社会文化生态环境

社会文化对于企业创新同样有着重要的影响。创新是高收益与高风险并存的项目，人们可能羡慕比尔·盖茨、乔布斯这样白手起家并成为大企业家的案例，然而大多数创业者以失败告终，创新产品也会最终沉寂。激励创业创新，鼓励尝试、容忍失败的社会文化对于创业创新而言至关重要。

加州伯克利大学的教授古斯塔沃·曼索（Gustavo Manso）发表在《金融学期刊》（Journal of Finance）的文章《激励创新》（Motivating Innovation）中提出，与一般性的绩效工作的激励机制不同，最优的激励创新的机制，是需要在早期给予创新者足够的失败容忍，而对于长期的成功给予创新者足够回报，因此对失败的容忍是激励创新性行为的一个重要的基础。笔者发表在《金融研究评论》（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的文章《对失败的容忍与企业创新》（Tolerance for Failure and Corporate Innovation）中，发现对于失败容忍度较高的风险投资（VC）所支持项目在上市后会有更强的创新表现，而这种效应对于那些本身具有较高风险的项目会更加明显。

失败容忍的社会文化对于创业创新企业有着深远的影响。硅谷文化是美国创新文化的一个重要体现。硅谷孕育了无数企业，其中包括惠普、英特尔、苹果、思科等巨头公司，然而这些企业并不都能成为独角兽，大多数创业公司都会最终失败。但是硅谷的文化不断鼓励年轻人去创业，并且容忍他们的失败。美国3M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曾说，“我想让我的雇员知道失败没什么了不起的，而且我鼓励你失败。”

对于我国而言，基于历史发展和社会制度等因素，我国社会相对来说对于失败的容忍程度不足。从大学生毕业的调查中可以发现，公务员、国有企业等稳定工作仍然是毕业生的首选。这种现象与许多社会和体制因素有关，但反映出我国创新文化的不足。随着国家对创业创新支持力度的加大，这种现象有所好转。但总体上，我们的文化重服从而轻挑战，对于失败的容忍程度不够。要进一步促进我国的创新创业氛围，社会文化的因素必不可少，鼓励创新、容忍失败对于一个国家和社会的长期发展和繁荣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法律生态环境

统计数据表明，中国中小企业平均寿命仅为3.7年，远低于欧洲、日本的平均12.5年和美国的8.2年。高风险的创业创新企业在遭遇财务困境时，投资者法律保护制度对于保护投资者利益、促进资本市场公平具有重要的意义。我国新公司法针对保护股东和债权人权益做出了多项规定，对鼓励投资者积极投资创业创新企业、为创新活动提供金融支持提供了制度保障。然而，当企业面临即将破产时，研究表明，对债权人过度保护的法律将促使企业提前清算，使得正在进行的创新研发不得已被终止，这种由于法律约束导致的低失败容忍度，会对企业的创新行为带来很大的限制。

企业进行创新研发离不开法律的保障。除了知识产权保护法，对企业利益相关者的法律保护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对企业的创新行为造成影响。知识产权保护有利于企业研发和创新获得现有研究证据的支持，在知识产权保护较强的地区，民营企业创新产出高于国有企业更加明显，民营企业更需要知识产权保护。我国早已建立了以《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为主体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新常态下，企业创新的形式及内容越来越多元化，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也应更加细致、合理，以更大程度促进企业创新。2015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明确指出，“让知识产权制度成为激励创新的基本保障”，知识产权作为一种无形资产，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中的地位尤其重要。

人力资本是创业创新企业的核心资源，员工合法权益保护在我国《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劳动争议仲裁调解法》《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等均有明确规定，但在具体操作和实践过程中，劳动者合法权益仍得不到有效的保护。特别是在我国劳动力供给量远远超过需求的大背景下，忽视员工利益、盲目追求利润最大化、社会责任缺失对创业创新型中小企业的持续发展非常不利。美国历史上虽秉持传统的雇用自由原则，但自20世纪30年代起,开始通过制定法规和司法判决引入对不当解雇的规制。

劳动法对企业雇主任意解雇员工的制约，能够提高研发人员的投入积极性，进而提高研发成功率以及创新产出的质量。员工在花费大量心血完成创新项目后，却面临被解雇的可能性，因此，员工将不会为企业的创新研发全力以赴。提高法律对劳动者的保护，能够保证员工可以无后顾之忧地进行创新。

人才生态环境

2013年1月，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2年我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在相当长时期里第一次出现了绝对下降，比上年减少345万人，这意味着人口红利趋于消失。计划生育政策的严格执行控制了人口数量，提高了人口素质，但临近超低生育率水平、人口老龄化、出生性别比失调等问题也给经济增长带来前所未有的压力。要素驱动红利衰减，单纯靠要素驱动必须向创新驱动转型。创业创新企业的主要劳动供给是年轻的就业群体，美国统计数据表明，成立5年内的企业27%的员工年龄在25～34岁之间，超过70%的员工年龄小于45岁，而成立超过20年的企业两者比例分别为18%和50%。年轻的就业群体接受了最新的教育，掌握最新的技能，具有更大的风险容忍性与创业创新企业的需求相一致，提供了必要的人力资本，提高了企业存活率。

劳动力稀缺带来的要素相对价格上升，刺激创新来更经济地使用昂贵的生产要素。著名学者Habakkuk (1962) 比较19世纪美国和英国的技术进步发现，劳动力稀缺是美国采用更先进的技术和普遍创新的诱因。人力资源经济学家Elvin (1972) 认为中国14世纪充裕的劳动力是放弃先进纺织技术的主要原因。因此，人口结构的变化，包括人口结构的自然变化和劳动市场管制，如最低工资法，既是新技术的采用和创新的诱因，也是重要的作用机制，影响技术创新的方向和路径。对于劳动力节约型创新，技术进步提高了劳动力的边际产出，劳动力稀缺促进技术进步，而劳动力互补型创新则可能阻碍技术进步。

国际生态环境

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经济全球化和中国经济扩大开放的推进，中国企业越来越多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削减关税直接降低了企业的固定成本，生产率低的企业也开始能够实现销售出口，参与国际竞争。加拿大学者Lileeva和Treler（2010）发现，削减关税后，加拿大企业的劳动生产率提高，进行更多的产品创新，采用更先进的制造技术，这些新出口企业的国内市场份额也显著增加。

2015年9月17日新华社发布的国务院关于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若干意见中，扩大金融开放，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放宽证券业股比限制，推进银行业对外开放等一系列金融开放与改革，对银行及证券等金融中介机构的现有经营方式带来改变，为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创造良好的金融环境。金融的自由化，即是国家开放资本市场，让境外投资者可以参与境内的资本投资。在过去三十年中，金融自由化对全球经济有巨大的影响。据研究显示，国家资本市场的自由化会导致国家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均增长率增加1个百分点。笔者的工作论文《金融自由化与创新》（Financial Liberalization and Innovation）中利用51个国家和地区1980年至2008年的数据进行研究，发现依赖于外部融资的企业在金融自由化后会有显著的创新增长。

自然资源生态环境

自然资源和环境是创业创新企业的资源禀赋，这种“硬性”资源约束不但影响创业动机和企业的存活，甚至改变技术创新的路径选择。中国环境问题十分突出，大气污染、水环境污染、土地荒漠化和沙灾、 水土流失以及旱灾和水灾严重。“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单篇论述生态文明，首次把“美丽中国”作为未来生态文明建设的宏伟目标，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总体布局的高度来论述。当今，绿色经济、循环经济成为新世纪的标志。

技术创新一直被认为是战胜环境气候变化的利器，政府对环境的治理会改变企业创新的方向，如对能源价格的管制影响节能技术的开发和利用。哈佛大学教授Aghion等（2016）对汽车行业的创新研究发现，企业在选择“脏”技术（内燃机）和“清洁”技术（电力汽车）上，当包含碳税的燃油价格上升时，企业投入更多清洁技术创新，而企业创新具有路径依赖性，即遵循原有的创新经验。

（本文编辑/孙雪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