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金融评论

中国资产证券化处于快速发展的启动阶段。2014年迎来爆发式增长，总发行逾3000亿元，比2013年增长约10倍。一年当中资产证券化以10倍速度增长，这在金融界是一件值得关注的事件。

资产证券化可分为三大类：第一类，对银行而言的信贷资产证券化；第二类，对证券公司来说，主要是企业资产证券化；第三类，对保险公司而言，多数为票据业务。主要有三种形式：信贷资产证券化、企业资产证券化以及资产支持票据，发行主体分别是银行、证券公司、基金子公司，以及一些企业。

近年来，我国为了推动资产证券化，相关部门多次下发文件。从2012年开始，有央行、银监会、财政部，也有国务院办公厅、国务院常务会议、行业协会做的决定等等，发布一系列政策文件推动资产证券化。

从发展前景看，中国资产证券化有非常广阔的前景。根据估计，在未来5年内，我国资产证券化存量占国内生产总值（GDP）比重将要上升2%，市场规模将达到2万亿元，年均增长40%以上。就目前而言，我国资产证券化规模相对于发达国家来还很低。2014年底，我国信贷资产证券化对银行贷款的比例只有0.3%，资产证券化占GDP比重不到0.5%，远低于美国的60%，也低于日本的3.6%和德国的2.8%。资产证券化经过2014年的爆发式增长，可以预见，未来几年发展速度会非常快。

资产证券化的出现促使了我们有了更多新的思考。随着资产证券化的爆发式增长，其对我国现行金融监管体制提出了新挑战。

资产证券化

对我国现行金融监管体制的挑战

资产证券化有一个特点—跨界。中国现在的金融监管体制分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三大系统，三个监管部门。但是资产证券化的特点是业务不完全可以由一个部门、一个单向业务来涵盖。资产证券化是各个金融部门在以不同形式参与。在资产证券化的发行过程中，每个环节都是跨界的，由各个部门共同参与完成。

资产证券化的出现对我国现行金融监管体制提出了新的挑战。由于资产证券化的复杂性，其创立、发行、交易各个环节涉及各个监管部门。现行体制使得资产证券化发行成本大大提高，容易造成资源错配，降低了资产证券化的效率。我们在资产证券化的发起、审批和运作操作过程中，信息分散在各个监管部门，造成了发行主体在监管部门当中套利。“一行三会”模式在监管当中还有一些灰色地带，甚至于真空地带。

不容忽视的是，消费者处于弱势地位。由于分业设立的金融消费者保护机制，一旦资产证券化当中发生一些消费者利益得不到有效保护的情况，监管部门可能会出现推诿的现象。目前中国是“一行三会”体制，监管部门各自监管一块金融业务，虽然其也有一些协调机制，但在实际操作当中，“一行三会”之间的摩擦、冲突和互相屏蔽的情况，经常发生。

例如央行主要负责宏观审慎监管，银监会主要是关注金融机构微观审慎，但是实际操作当中，特别是在执行国务院宏观调控政策当中，会产生摩擦。有时候宏观处于比较紧缩状态，但是微观上又比较松弛，两者存在冲突。冲突使得我国的货币政策难以收到有效效果。

有时候政府高层决心比较大，在央行采取的货币政策比较紧的情况下，微观审慎也跟着紧，两者有叠加，往往会使整个社会感到资金紧张。所以，货币政策，要么是冲突，要么是叠加，加剧了宏观经济的波动。

笔者认为宏观审慎和微观审慎应该有所区别，但是要有所侧重。关键还是要更多统筹，使两者真正融合成为一个能够统一行动、不可分割的整体。

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金融体制其实是借鉴美国法律，坚定不移走了一条分业经营、分业监管体制的道路。从1993年开始，金融系统出现了相当多的混乱局面，国务院采取铁腕手段，坚决把该分的分出来，该剔除的剔除出来。所以就形成一个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体制。

到2003年银监会成立以后，“一行三会”体制基本确立。问题在于在中国进行分业监管、分业经营的过程中，恰好是美国走向混业经营的道路。当时，欧洲基本都是混业经营，而且进一步又有一些国家走向了混业经营、综合监管的道路。而我国还是在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轨道上前行。国际上这种新形势对我国监管体制提出了挑战。与此同时，我国各种各样的金融创新，包括资产证券化新金融产品的出现，也对原来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体制提出了挑战。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我们现在已经是混业经营了，却又保持了分业监管的架构，下一步监管体制将要面临挑战。

我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建议

面对新的混业经营局面，原来的分业监管架构如何加以适应？初步建议从原来的机构监管转向功能监管，甚至于牌照管理的监管体制。在混业经营大局面出现，金融创新风起云涌的情况下，建议更要注重统一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包括以下三大内容：

第一，国际化。

最近金融法规修订正在进行当中，各部门都在充分表达自己的诉求来影响修法进程。无论是银行、证券，还是保险，三个监管机构，包括央行，都参与了许多国际性组织。既然是国际机构的成员，或者是国际协议的签约国，就有执行协议和国际组织规则的义务。另外，国际组织也同样具有对成员国或者签约国进行审查的权利，所以，我们在所有立法当中必须符合国际规则。

第二，市场化。

金融设施基础设施建设一定要符合市场化原则。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要让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所以一定要按照这个方向去进行完善。

移动互联网等新技术的出现，使得互联网深度渗透到各项金融业务当中，过去金融设施分头建设、互相分割、互相封锁、互相隔离的状况不能再持续。建议以央行为主体，把全国的金融基础设施，从各种规范上加强统一性，使得数据能够共享，使得我们能更加适应大数据、云计算等趋势。

第三，要适当赋予地方的监管权利。

不管哪个地方出现金融纠纷，如果是证券就找证监会，如果属于银行系统，纯贷款类的就找银监会等等。但是讨论当中发现，当金融租赁，甚至于当铺、小贷公司，各种各样的小型金融机构大量出现以后，如果每一个金融市场主体都要由中央政府的三个监管机构，包括其派出机构来进行监管的话，这是不可能的。所以应该赋予地方政府一定的监管权利。

20世纪90年代，国务院不允许地方政府地府干预金融业务。因为地方干预银行贷款的情况太多了。比如地方的县委书记就可以把县里的银行负责人找来开会，指令性贷款。鉴于这种情况，国务院不允许各级地方政府“染指”金融业务。但是随着大量金融形式的出现，各级政府比20世纪90年代已成熟很多，有责任在法律上明确监管范围等。因此，应该用立法形式赋予地方政府一定的监管权，让其保一方金融平安，同时也能搞活地方，活跃当地的金融。

（本文编辑/彭晓云，选自《清华金融评论》2015年第10期总第2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