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清华金融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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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邓笺
支点资产管理公司董事长、Prisma Capital Partners联合创始人 加文•戴维斯 在金融时报上发表文章《中国如何让资本外流成为好事？》。文章中提到“当前局面应该被用作降低过高储备的机遇。”认为中国可支配的流动储备都远远高于流动性负债。而文章中为如何充分运用这一机遇提出了建议：中国需要同时进行多项政策调整：比目前宽松得多的国内货币政策；更开放的国际化资本市场；自由浮动、但不会崩溃的汇率；对国内金融体系进行资本重组。若能以透明和有条理的方式公布这样的一揽子政策，那么外汇储备的有序消耗最终有望被视为解决方案的一部分，而非问题的一部分。但就目前而言，中国的经济政策体制还没有到位。
文章最后提出的解决方案实在“stating the obvious”。中国的经济政策体制改革现阶段本未到位，不然也不会出现资本外流问题的热烈讨论。我国怎样从单纯的依靠高储蓄得来的信贷低利率来刺激经济转变为更为复杂的结构，是改革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
数据显示，达到峰值。仅2014年四季度，中国除FDI(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外商直接投资)以外的资本流出规模高达1600 亿美元；全年资本流出（包括证券投资、其他金融项目流出、经常转移及其他资本外逃）规模高达3240亿美元（约合2万亿人民币）。而2013年，这一数据是净流入560亿美元。2015年并为出现好转之势：第一季度和第三季度资本流出金额分别为1000亿美元以及2060亿美元。
经济学家杰弗里克洛舍曾提出，随着一国的产业竞争力在外来资本帮助上得到提升，经常项目逆差将会转变为顺差，而资本项目顺差会转变为逆差。历史上，这样的理想状况不是总能如人所愿。宏观层面对总储蓄的积累和使用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该国的经济命运。中国正处在这样的一个拐点。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经常项目中的服务贸易一直都是逆差，但最近以来，这一逆差规模不断扩大。周小川曾表示：中国国际收支上“绝大多数资金的进进出出主要都是有正常的贸易和投资背景”，小部分投机性的热钱“肯定是存在的”，但其“数量往往不容易准确地进行观察”。官方的解释很难让人信服，同时也透露出了担忧。
部分行业内专业人士也表示除了忧心。Orient Capital Research董事总经理安德鲁•科利尔撰文称，如此反常的高增长背后，是中国投资者通过服务贸易渠道外逃的大量资金。民生证券研究院院长管清友认为，央行可能会担心陷入“资本流出——抵补基础货币缺口——贬值预期增强——资本加剧流出——更大的基础货币缺口”恶性循环而无法自拔，“最终释放的货币剂量不足以拯救羸弱的实体经济，进而加大了中国经济运行的风险”。
周小川关于“资金进进出出有正常的贸易和投资背景”其实为解决当下问题提供了一个方案。高储蓄只有变成有价值的资本才能存在价值。对合法经营的海外布局应该加以政策上的支持与偏向。将外汇储备转为资源储备。
另外，人民币变为国际主要货币和国际贸易结算货币会使中国不仅获得有效的投资收益更有助于国际财富的流入。而英国近两年作为中国资本流出的承接主要国家，已经开始与中国开启了部分金融合作。这无疑是一个好兆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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