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清华金融评论
分类：图说
标签：深圳金融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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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多年来，深圳经济神话般腾飞，金融业成为了支柱产业。谈起深圳的金融改革创新，不得不谈到执牛耳者王喜义（封面人物左一）。作为第一个“吃螃蟹者”，他与广大的深圳金融人一起，敢为天下先地刷新了深圳金融界121个“全国第一”。如今他早已退出江湖，江湖却一直有他的传说。
王喜义——1935年生于辽宁，1985年和1988年先后两次来到深圳，曾任中国人民银行总行资金司副司长、中国人民银行深圳经济特区分行行长。
口述时间：2014年6月6日上午
口述地点：福田区民田路中海华庭台2座
到深圳一展宏图
我是辽宁丹东乡下人，祖辈是从山东闯关东的。到东北后，那时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东北，家里比较穷，饥寒交迫，母亲、姐姐还抱着我去讨过饭。
我父亲先后三次被日本人抓去煤矿做劳工，最后一次是说他得了瘟病，怕传染，一直把他关在一个小屋里头，不让和外界接触。后来知道要用他搞细菌实验后，他就砸碎了小木窗逃跑，活下来了。1945年，日本人投降之后，我才开始上学，那时候已经10岁了，后来我一路跳级，从初中、高中到大学都是享有国家一等助学金。1958年，我考上东北财经大学金融专业，1962年大学毕业后，就直接分配到北京中国人民银行工作。
那时候全国就一个中国人民银行，从北京总行，到各省分行，一直到下面县支行，就是这么一个大银行，既搞管理又兼营业。
在总行，我除了管全国的信贷资金，还要给领导写讲话和报告，记得“文革”后、刚刚恢复业务时，当时银行和财政部合在一起，李先念副总理指示：要把银行的分行行长专门召集开个会，把银行的业务要加强一下。他还提议让原来人民银行副行长方皋从干校回来讲个话。那是我给总行领导写的第一个讲话稿。
因为工作的关系，我随着领导到国务院参加会议，那时候谷牧、张劲夫、陈慕华等领导都在探讨深圳搞经济特区的事情。我就觉得深圳很不错，既然领导都讲了可以先试先行，我就想如果我到深圳去，倒不失为一个好路子。
其实来深圳之前，我出过两次国，一次到日本的兴业银行，去学习他们的产业金融，在那待了一个月，才知道在国外早就有按揭贷款和银团贷款，但在那时候的中国银行却做不了。1983年，我又到匈牙利考察，当时匈牙利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在金融改革方面做得比较好，外汇交易比较活跃，我看到那里的交易员的工资都很高，就问他们的主管行长：“你为什么给他这么高的工资，比你的工资还高。”他说你要根据他实现的价值来给他报酬。我听了之后很受启发，视野开阔了很多。
后来邓小平接见各省的第一书记讲了话，专门讲了一段金融——金融很重要，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银行不要单纯当会计、当出纳，要发挥银行发展经济、革新技术的杠杆作用。要把银行办成真正的银行。
当时我就想：在北京很难把外国银行的经验学过来，小平同志的讲话也难以落实，所以我就有想法要到深圳来。
1985年5月，来深圳之前我同这边的分行领导联系了一下，他们都表示欢迎。这样我就自己提个包，坐火车南下。
当时去火车站接我的人就是后来当了深圳国际信托投资管理公司的总经理李南峰，他骑个自行车去接我，我就坐在他那个车后架上来到了深圳分行。
当时深圳还是一片大工地，居住条件比较艰苦。气候太热，也没有风扇，更没有空调，再加上晚上蚊子很多。不过在北京一个月我才拿60多块钱，来深圳一个月是500元。当时早起单位没有吃的，都在外面买，中午有一份饭，晚上还得自己买。为了节省点钱，有时候我就自己做。
办第一家证券公司
第一次来深圳时，我主要办了三个“全国第一”。
我自己写报告向总行申请成立了一家证券公司。我当时听说深圳正在策划搞企业股份制改造，将来准备上市，所以我想得有资本市场运作机构。我带着报告到总行审批时，包括主管的司长，主管的副行长都给我否定了，说：“我们没有资本市场，你搞这玩意儿干什么？”我说：“你用它买卖债券也行啊，而且深圳还在试点股份制，将来可能会有用的。”
后来我找了刘鸿儒副行长，他是总行的第二把手，刚好我们同去八宝山参加总行一位老干部的追悼会。我对他说：“你批一下吧，行不行都得试，你不试怎么知道？”他说：“那我给主管的同志说一下。”我说：“你就在这打电话吧。”这样我用八宝山宾馆的电话打给了主管副行长。就这样我去北京批了中国的第一家证券公司，起名叫特区证券公司。我批的是在1985年，真正运作是在1987年。
当时深圳人民银行只有一个研究生叫廖熙文，他是总行五道口研究生部的研究生。当时我就跟他说你来做这个证券公司的经理。他说没学过这些。我说咱们这里头就你文化最高，要是现学也比别人要快吧。他也没办法，嘟嘟囔囔地接受了这个官差。你看，那时不用跑官，给他官做，他还不敢做。
特区证券公司后来还真发挥了作用——我们最早五家上市公司的股票，从股票发行到柜台交易到过户登记都是他们一身兼三任完成的。
那时候推销股票可不容易，特区证券公司开着大卡车，上面弄个大喇叭，沿街宣传，那时候的人都不愿意买股票，说：“我把钱存在银行还有点利息呢，买你的股票连利息都没有，将来连本儿都流了，我找谁去？”后来他们到市政府找领导带头买，市政府的领导说没有钱，不能买。他们说没有钱先给你放着，等你发工资的时候再来给你扣掉。就是这样强把股票塞给人家，像分配任务一样。所以后来中纪委派人来查，说这些领导干部买股票发了财。我对中纪委调查的人员说，你现在不要犯红眼病，要查人家，当时人家不买，你非得给人家留下，以后来扣人家工资，你不能不讲历史。
那时候还没有交易所，那要买卖股票怎么办？就在证券公司的柜台上交易。当然这样交易后来带来好多问题，促使我们加快成立交易所。交易之后还得清算过户啊，现在全国都有证券清算公司了，因为1991年，我在深圳首先成立了证券清算公司，以后并入到北京了。
办第一个外汇调剂中心
我做的第二件事，就是1985年，搞了深圳的外汇调剂中心，也是形势所迫。当时深圳的外向经济发展快，有一些企业需要外汇但不创造外汇，有一些企业收入外汇但不需要外汇。这些企业头头就私下来交换。后来被发现了，说他们私下搞外汇交易，搞黑市。当时这个情况反映到中纪委，中纪委就派下人来查，抓了几个私下搞交易的单位领导。
第二次又要来抓人。因为当时抓一个要经过市领导来批，那时候李灏就来了，就让李灏来批，李灏就不批。他说你现在搞改革开放，我需要外汇你又没有，你有的又不需要，那你又没有渠道来正式给我解决这事儿。来的中纪委的同志就把这事反映给中纪委的领导。
中纪委就派来中纪委的秘书长兼常委马英杰，他听了大家意见，觉得大家说的也有道理，就说搞一个市场看一看，把它正规一下。就这样，李灏找了我们当时人民银行的罗显荣行长，要求他搞一个正规市场，让企业有地方交易。李灏坚定地说，这个事情能不能搞成是老罗你的责任，要是搞出来有问题是我的责任。
回到行里后，本来由外汇处处长吴文发办这件事，被吴文发顶回来了，他说“总局没有这个规定，你揽回这件事不是没事找事吗？”罗行长就来找我说：“老王那你把这事儿办了。”我就找了两个小青年，一个叫杜左，一个叫邝迎东。我们几个人弄了几条办法，就报到市里，市里批了。其实交易还是下面企业互相商量，商量好了，输入我这个电脑里头这就算在是重视交易。
当时深圳还没有电脑，我们从会计那借了二十万元，到广州去买了一台电脑。就那样，就把这个事儿做下来了。
后来陈慕华任总行行长后，就提了在全国各个省会城市都要建立外汇调剂中心，所以深圳这办法就扩展到全国了。后来她又批示国家外汇管理局，于1986年在成都召开会议，介绍、推广深圳这个办法。
现在全国的外汇交易中心设在上海，董事长胡正衡原来是我们的副行长，最早是我从湖南调来的会计处长，所以这个外汇交易中心是从深圳走出去的，深圳为什么就没能留住呢？值得深思。
办第一个财务公司
第三件事就是建了全国第一个财务公司——就是招商财务公司，也就是现在招商银行的前身。原来深圳的检察长熊秉权担任蛇口工业区党委书记时，跟我说：“蛇口这么多企业，那么多钱，可这些钱我们自己不能用，我还得再找你银行去贷款，有没有什么办法我们自己用一些？”我说：“你搞财务公司嘛，资金在内部融通先用。”他说：“我也不懂这个，也搞不清，那你帮我们弄一个吧。”就这样批给他一个财务公司。
人都是我给找的。当时总行研究生部毕业班有个班长叫刘瑜，他读书时就经常向我去去请教业务上的事。本来他在搞自行车出口的。后来我说：“你牵头搞个财务公司吧。”就这样把他拉过来。还有一个是中央财经学院毕业的张瑞林，他俩把财务公司搞了起来了。再后来就在招商财务公司的基础上，成立了招商银行。但是这段历史被很多人忽视了。
陈慕华任总行行长后听说了我这个人，她就打电话给李灏要把我调回总行。李灏找我说：“你坚持住啊，不要走，咱们在这儿一起干。”我说：“只要你能顶住，我就顶得住。”后来过了一个多星期，他又叫我他办公室，一见面他就哈哈大笑，我就知道他也顶不住了。因为我听总行尚明副行长打电话说：“陈慕华催中组部下了任命你当副司长的批文，看来你不能再顶了。”李灏也跟我说:“这一周就接了六道‘金牌’，催你回北京。要不这样，你先回去北京总行，以后有机会再来，咱们再一起干。”就这样，1985年12月，我回到了总行。
放弃北京户口再下深圳
第二次南下深圳是1988年。那一年陈慕华要到人大去当副委员长，不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了，这时就给我重返深圳的机会。为了能顺利离开，我早就做了铺垫。
我想要有人能肩负我的工作才行。当时我跟总行计划司司长金建栋商量，要把尚福林（现在的银监会主席）调到资金司去，以后顶替我管资金。至于写文件这一摊，我同办公厅主任洪允成，把肖钢（现在的证监会主席）调到了资金司，从熟悉业务开始培养。就这样他们都掌握了业务。
最后我要走的时候，陈慕华说：“我回来了把你弄回来，我走又把你放走，别人会有意见的。”我说：“是你把我给弄回来，现在你走了还不把我放走？另外我到深圳也是在人民银行，你就给我批了吧。”陈慕华就笑了，再加上她的几个秘书也帮我说话，老太太就签字了。
在来深圳之前，我去成都主持了一个会议。结果会议刚刚完，总行办公厅通知，说接替陈慕华的李贵鲜行长现在到任了，让你回去准备全国分行长会议讲话。因为当时我想：李贵鲜刚来，也没接触我了，怎么知道我？肯定是办公厅又要抓我的官差了。
当时通讯也不是很方便，我就让成都分行告知总行说我知道了。然后一路南下，最后到武汉打电话给我老伴，说：“我现在在武汉等你，咱俩一起到深圳。”
当时肖钢和李贵鲜一起到杭州出差，肖钢给我来电说李贵鲜想把我调回去，后来李贵鲜又找我谈了两次，看我很坚持，也不勉强我了。就这样，我们再来时，就下定决心不回去了，想着反正在深圳总要大干一番，也把户口迁到了深圳。一些老同志很不理解，说“你去就去，把户口留下，北京户口多么难得啊？”我倒觉得没什么可留恋的，这次是要彻底拔根了。
试水按揭贷款
其实我多干了一年多，是1997年退休的。从1985年第一次到深圳到我退休前，深圳金融界有121个公认“全国第一”，都是我出主意或者拍板的。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按照当时中国的工资水平，老百姓很难买得起房子。我就把日本按揭贷款的经验落地深圳，由建行来试水。当时总行看了我们的报表，发现按揭贷款搞得这么大，有几个亿，后来到十几个亿。总行的主管行长就叫我在的资金司给我打电话，说要停，不能搞这么大，还不了款风险很大。我说外面这些大楼都是银行贷款建的，这些大楼都要卖出去才能偿还银行贷款，银行不搞按揭贷款他上哪儿找那么多钱买啊？所以你不贷风险反而更大。后来他们看到深圳的报表那个贷款还在增加，又第二次叫我们停。这时候我就对深圳建行的行长惠小兵说，你把你们的发放按揭贷款记录都调出来，看看有百分之几的比例不能按期还款。结果他把贷款记录调出来时候，他告诉我一户也没有违约，都能按时还款。我说那就这个记录传到总行。这样，这项改革才坚持下来，并且扩散到全国。所以后来全国进行住房的货币化改革，没有按揭贷款作为前提是不可能实施的。
打破银行的围墙
还有一些改革是被倒逼的。比如在1988年我们在深圳把信贷业务全面放开了，各家银行之间实行业务交叉。建行可以到围墙以外放款；工行也可以下乡放款；中行可以上岸搞外贸贷款以外的其他贷款；农行也可以进城发展业务。
这样，深圳金融业务放开了，相互交叉，可以竞争。而在银行和企业之间，企业可以选择银行，银行也可以选择企业。这样就把整个业务交叉起来，把一切壁垒都冲开了，引进了相互竞争机制。
但这样又带来一个新的问题——有些企业钻银行空子，到多家银行套取贷款。怎么办？我们认为改革当中出现的问题只能通过深化改革的办法进一步解决，不能打退堂鼓，走回头路。所以当时我就给我们下面几个同志谈，我说你们去研究一个办法，谁要把这个办法拿出来，就可以得深圳人民银行的诺贝尔奖。
后来他们就拿出一个什么办法——设立“贷款证”，由深圳人民银行颁发，凡是需要贷款的企业一定都要到深圳人民银行来领这个证，没有贷款证的企业各行不得受理其贷款业务。第二就是各家银行凡是你贷了款出去的，都要在这证上给登记，比如贷了多少款，利息是多少，什么时候还款都要有登记。这样一个企业到每一家银行他都要出示人民银行给他发的贷款证，这样各家银行一目了然，这就建立起一种透明的制度。后来朱镕基就批了全国城市的银行都要实行“贷款证”，现在全国由人民银行和公安部门掌握的征信系统，就是在贷款证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参与创办深交所
再说资本市场最初的柜台交易。有一些操作员觉得这笔交易能赚钱了，就自己留下了，不给客户了。所以要搞证券交易所。为此，我们考察了很多国家，包括新加坡、澳大利亚、美国、法国、英国。
深圳证券交易所是先报到国务院的，后来上海也报了，比我们报得晚，他还把我们的办法拿去参考、研究。后来国务院却把上海的交易所先批了。不过深圳证券交易所是先开业了。因为当时李灏和郑良玉来，去深圳交易所看运作怎么样，能不能开业。后来我说开业都没有问题。他们问：“那怎么不开业？我说等国务院批文。”当时李灏说：“还等什么？明天就开业！明天我们俩来敲钟。”
后来大家商量，最后选在1990年12月1日深圳交易所正式开业。开业以后我就去找了李灏，我说：“我总觉得这事儿太大了，国务院得安排讨论。我们现在就这么干，我总觉得心里不太踏实。”李灏说：“我后天到北京去开会，我找李鹏，你去找李贵鲜，就说我们都开业了，都没有什么问题。你回去写份报告给北京。”就这样，他报告李鹏，李鹏说“你们注意不要出问题”。我还是心里不踏实，我对李贵鲜说：“您还得来看一下”。
后来李贵鲜还真来看了。我记得他在二排五号的座位上，我们一起在看交易所的运作。
现学现用办基金
上个世纪90年代，我看到股民成天都沉浸在股票市场里面，正经工作搁在了一边，投机过剩。我就想要成立一个基金公司。股民的钱可以由机构来代理运作。
但我不清楚具体怎么运作基金公司。当时在深圳有一个金融学的研究生叫陈儒，成天在悠晃。有一天早上，我在荔枝公园走过来去人民银行上班，见到他。我说：“你怎么一早上在这里？”他说：“现在我又没什么事儿。”我说：“你是研究生，怎么没有什么事儿？”我要他搞个基金公司办法。一个月后，他就拿出一个办法给我。老实说那个办法我还真没法看。
因为对基金我也不懂。所以我就给香港里昂证券的顾家利先生打了电话。本来想请他给我讲讲课。他却建议我出国去看一下。就这样，我带着几个准备去法国、英国和美国走一趟。
第一站是法国，第二站是英国爱丁堡，那里运作的基金最多。看了这两个国家我觉得我大概懂了就说：“我得回去了。我说你们继续走。”回来后我开始改陈儒给我拿来的办法。我一改完了，陈儒说：“你这还挺懂的，你什么时候学的？”我说：“我刚出去‘批发’回来，现学现卖。”1993年1月19日，中国第一家按照国际惯例运行的基金——天骥基金成立了，由陈儒当总经理。以后的蓝天基金、南山基金、宝安基金相继成立。
这121个“全国第一”里面，有些我是先斩后奏，有些是边斩边奏，有些事斩而不奏。在当时的深圳干大事，需要胆量，需要担当。那时候深圳的一些领导还是很敢担责任，所以我敢于往前冲。做事总会有风险，我做这些事，也被告过，也被查过，也受过生命威胁，所以那时候公安部也对我进行了保护。回想起这些腥风血雨，现在我都很淡然了。我五十岁的时候第一次来深圳，先后来了两次，在深圳做了一些实事，这些经验也被推广到了全国，如果不来深圳的话，我的生活也过得去，但我做不了这些事，我的人生价值就要大打折扣了。回想以往，我心安理得：我没白吃国家的饭，按照我的能力尽了力；而且我做了事，但从未想把国家的钱、别人的钱往自己的兜里去装，更没有同社会上的不法人员同流合污，我守住了底线。现在晚上睡觉也不怕别人来敲门。
（《深圳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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