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清华金融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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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王有鑫、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国别风险研究中心赵雅婧
金融新常态是经济新常态的虚拟镜像，随着我国经济进入“中高速、优结构、新动力、多挑战”的新常态，商业银行也将迎来自身发展的“新常态”：资产增长驶入慢车道，信贷资产质量恶化，信贷扩张基础弱化，金融脱媒，息差缩窄。这对商业银行稳健经营提出了挑战。在经济降速调档和外部压力加大的背景下，商业银行需要积极应对，抓住经济结构调整、外交经济和人民币国际化的机遇，通过业务转型与创新谋得出路。
金融新常态下银行业风险
经济增长降速调档，银行资产增长驶入慢车道
银行是周期性行业，资产规模的增长依赖于投资扩大和经济增长的支撑。过去10年，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动下，中国经济以年均10.2%的速度增长，带动银行业金融机构总资产以超过18%的年均增速快速增长，信贷增速也达到16.5%，过去5年新增贷款远超过去60年贷款增量的总和。在金融新常态下，受经济增速放缓、信贷资产质量恶化和金融脱媒等因素的影响，商业银行资产规模也将由高速增长进入中低速增长的新常态，接近20%的年均增长已难以为继。2010—2013年，上市银行的总资产增速分别为18.2%、16.7%、14.8%和9.3%，净利润增速分别为33.3%、28.9%、17.4%和12.8%，均呈逐年下降趋势。未来随着经济持续下行调整，部分企业可能会经营困难，信用违约风险上升，银行放贷将更加谨慎，资产增长将驶入慢车道。
行业违约风险凸显，银行信贷资产质量恶化
在经济快速增长时期，银行在“两高一剩”、房地产、地方融资平台等领域的信贷投入为其赚取了可观的利润。然而，随着经济持续下行和经济结构调整，这些领域的金融风险持续发酵，信用风险敞口明显加大。根据2010年以来的经验，国内生产总值（GDP）高速增长下银行不良贷款比率可能不会超过1.5%，然而一旦GDP增长开始下行，不良率将会快速攀升。如果2015年GDP增长率调整到7%左右，商业银行不良贷款比率将由2014年9月末的1.16%升至1.5%左右。尤其是钢贸、光伏、造船等产能过剩行业，是不良贷款的高发区。在去杠杆和去产能的过程中，这些产能过剩、问题突出行业的企业资金链可能会断裂，将面临资不抵债的地步，未来几年商业银行需要适应1.5%～2%不良率下的“带病生存”。
货币政策调控方式转变，银行信贷扩张基础弱化
随着经济金融进入新常态，央行逐渐改变了过去的货币政策调控方式，银行信贷扩张的基础弱化。这主要体现为三点：
第一，货币调控手段发生变化。随着经济下行容忍度提高，央行由过去的大水漫灌式的数量调控方式向定向降准、定向降息、全面降息等价格渠道转变，这降低了银行信贷扩张冲动，银行在宏观调控中的“水龙头”和“放水中枢”作用削弱，信贷扩张冲动受到遏制。
第二，基础货币投放的外汇占款渠道弱化。央行宣布退出外汇常态化干预，将人民币汇率波动幅度由1%扩大到2%，以实现人民币双向波动、跨境资金有进有出、外汇储备有升有降，过去依赖外汇占款投放基础货币的渠道被削弱，直接减少了商业银行贷款余额。
第三，金融监管日趋严格。2014年央行连续发文，规范银行理财业务、同业业务，国务院也发文对政府融资方式进行规范，这些举措将对银行原有的通道类及平台类融资业务形成抑制。
金融生态环境发生变化，传统经营模式遭受挑战
随着金融改革的持续深化、互联网金融的异军突起以及人口老龄化的加剧，银行传统的经营模式遭受很大冲击，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直接融资比重上升，金融脱媒严重。银行两面作战，腹背受敌，资产端和负债端同时出现的金融脱媒对银行的传统业务形成部分替代。资产端方面，直接融资成为越来越多企业获得资金的方式，债券和股票融资占社会融资总量由2002年的5%左右上升到近几年的10%以上，银行贷款在社会融资中的比重下降。负债端方面，互联网“宝类”理财产品方兴未艾，银行存款流失，金融机构各项存款占负债的比例急剧下滑。
第二，利率市场化推进，银行净息差缩窄。2013年7月，央行全面放开金融机构贷款利率管制，取消贷款利率0.7倍的下限，由金融机构根据企业风险溢价自主确定贷款利率水平。近期，利率市场化进一步加速，央行宣布将存款利率浮动区间的上限由1.1倍调整为1.2倍。为了揽储，很多银行存款利率一浮到顶，导致银行经营成本增加，利差缩窄。
第三，人口结构老龄化，生产金融后继乏力。过去人口老龄化程度较低，企业依靠充裕的劳动力和较低的劳动力成本不断提高杠杆率、扩大投资，银行资产快速扩张。《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预测研究报告》认为，至2050年中国老年人口将达到4亿，老龄化比率将达到30%以上。老龄化使潜在增长率和劳动生产率下降，工资上涨、政府财政与企业盈余压缩，外商直接投资（FDI）存量资金存在退出风险，储蓄率下降、真实利率上升，生产金融难以为继。
金融新常态下银行业的发展机遇
增长动力多元，新兴产业大有可为
习近平主席在亚太经合组织（APEC）会议中强调，协同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有利于化解“成长的烦恼”。具体来说，中国传统制造业正从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逐渐向知识和技术密集型的高端制造业转变；信息技术已从支撑业务发展向引领业务发展转变，并成为商业银行不可复制的核心竞争力；城镇化带动投资和消费，成为区域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同时，以高科技、精细化、集约型为特征的现代化农业也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在经济结构调整升级的大背景下，以高端制造业、互联网金融、新型城镇化、现代化农业等为代表的众多新兴产业将大有可为，涌现出多方面的“结构性机遇”。商业银行应合理配置信贷资源，实现业务、渠道、市场和盈利来源的多元化，更好地服务经济结构调整升级和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人民币国际化带来发展新契机，跨境金融业务大有可为
目前，人民币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贸易结算货币和第五大支付货币，境内外企业在跨境交易中使用人民币结算的意愿进一步提升，人民币境外流转取得积极进展。未来5年，中国将进口10万亿美元商品，对外投资将超过5000亿美元，出境游客数量约5亿人次，多元化的跨境金融服务需求与日俱增。贸易和旅游结算、海外投融资、双向资金池、现金集中管理等业务空间巨大，商业银行在其中大有可为。
外交经济，“一区一带一路”为海外业务扩张提供新动力
在国内经济面临降速调档、银行业资产扩张驶入慢车道之际，国内银行业积极开发海外业务，通过国际化发展化解国内经营风险就显得非常必要。“一区一带一路”对外开放新格局，以及政府倡导的外交经济为国内银行业“走出去”提供了很好的契机。“一区一带一路”沿线多是发展中国家，普遍缺乏建设资金。据亚洲开发银行测算，2020年以前亚洲地区每年基础设施投资需求高达7300亿美元，2010年至2020年，亚洲各国国内基础设施建设共需约8万亿美元。如果在双边贸易、基础设施投融资和旅游结算中大规模使用人民币，将大大增加跨境金融服务需求，这为商业银行发展海外业务提供了千载难逢的良机。
金融新常态下商业银行的出路
转变传统业务经营模式，实现收入多元化
第一，大力发展中间业务，积极探索综合经营。国际领先银行的中间业务收入占比在60%左右，多以混业经营模式向客户提供综合金融服务，而我国商业银行的中间业务收入占比在20%左右，多实行分业经营模式。未来，国内商业银行应该尝试采用金融控股公司模式，开展金融创新和综合经营，拓宽中间业务渠道，探索差异化的发展道路。
第二，积极发展互联网金融。互联网金融开启了商业银行金融变革的新时代，商业银行要把信息化银行建设作为深度开发客户价值和拓展业务蓝海的重要抓手，借助先进的大数据处理能力，拓宽银行的服务半径，让随时、随地、随心的金融服务成为可能。
第三，积极发展消费金融和养老金融。人口老龄化使生产金融难以为继，商业银行应该加强消费金融产品创新，在住房按揭贷款、信用卡分期贷款、汽车消费贷款、一般性消费信贷等方面，重点加强营销模式、审批流程、还款方式等方面的创新。此外，针对人口结构变动特点，商业银行应该大力推动养老金融发展，着重推出“银发理财产品”，综合财富管理服务，积极探索以房养老业务模式等。
积极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发展跨境金融业务
第一，激活人民币产品创新。商业银行应该抓住人民币国际化的机遇，积极构建一体化的人民币产品体系，向客户提供例如对外直接投资（ODI）/FDI、跨境融资、境外借款、发债资金回流、资金池双向放款、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人民币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RQDII）、沪港通等一系列业务。
第二，积极推进人民币基础设施建设，形成覆盖全球的清算网络。境内直连人民银行系统，境外与各国央行、清算所或交易所系统对接，形成覆盖全球的人民币清算网络。
第三，促进离岸市场联动。金融机构可利用遍布全球的服务平台和业务网络，在资金调度、产品设计及客户互荐等领域实现互联互通，以拓展客户基础和业务范围。
加强海外金融服务能力，支持企业走出去、提升在全球价值链当中的地位
一是扩融资，商业银行可以充分利用境内外网点，对企业在海外的投融资提供便利。
二是增收益，商业银行可以提供结构性贸易融资方案，利用境内和境外市场的不同特征，借助汇率和利率工具，帮助企业降低资金成本并取得收益。
三是拓市场，商业银行可以提供一体化的金融服务和金融产品，加上对海外地区市场风险的了解和判断，使企业在开拓海外市场时如虎添翼。
四是控风险，商业银行可以为企业定制个性化的方案，帮助企业提前固定资本或收益，规避因汇率、利率、商品价格大幅波动带来的风险。
本文编辑/张英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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