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金融评论

文/国家发改委学术委员会秘书长 张燕生

本文介绍了“一带一路”出台的背景、含义和带来的对外投资新机遇。文章认为“一带一路”是中国经济发展新起点，该战略的提出为未来中国发展奠定基础，同时为国际合作提供了新机遇。

“一带一路”出台的背景

“一带一路”战略既适应了经济全球化新形势，也适应了世界新科技革命趋势，同时适应了国内经济“新常态”。

适应经济全球化新形势

当前，现代经济全球化形势发生了新变化。金融危机发生以后，美国推动了以高标准、排他性为特征的新一轮全球经贸规则变化，如跨太平洋经济伙伴协定（TP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这些协定的签署将直接影响以多边协议为基础的经济全球化的未来前景，同时也将严重影响过去曾分享到全球化红利的中国以及广大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未来发展。

以TPP为例，所谓TPP是美国主导的新型自由贸易区，成员国签订的协定称为自由贸易协定（FTA）。协定签署后,成员国之间可共享更高层次开放水平的货物贸易零关税，以及贸易投资便利化，且成员国间跨境服务贸易准入门槛能够降到非常低；同时成员国间还推动一些新的开放规则，如政府采购、国有企业、知识产权保护、更严格的劳工标准、环境标准等。从这个意义上讲自贸区是在一个相对小的范围内推动一个比全球化还要开放的自由贸易协定。

不过，自由贸易区有一个特点就是排他性，即只有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才能享受开放，未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就不能享受开放。从2009年开始，美国在亚太经济圈跟其他11个成员商签自由贸易协定。另外，美国还和欧洲商签另一自由贸易区协定（TTIP），日本和欧洲也要商签自由贸易协定。上述自由贸易协定签订后将会出现一种新形势，即世界四大经济体间，美国和欧洲有相互开放的自由贸易协定，美国和日本有相互开放的自由贸易协定，日本和欧洲有相互开放的自由贸易协定，中国却被排除在外。

经济全球化的这种新形势，将直接影响世界经济格局的未来变化方向；直接影响到中国经济未来是否还可以共享全球化开放红利；直接影响到世界贸易是否还是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直接影响到发展中国家是否还可以通过开放实现经济发展；直接影响到全球贫富悬殊的矛盾是否会进一步激化。

面对这种情况，虽然中国仍然对TPP持开放态度，但也提出了超越零和博弈的应对新思路。总结下来，中国提出的应对新思路主要包括三方面：一方面，是借助“一带一路”进入世界最有活力的亚太经济区和世界最富有的欧洲经济区，用资本输出而不是商品输出的方式进入这些地区，构建连接亚太经济圈和欧洲经济圈以及中间广大腹地的巨大发展平台。第二方面，是规划立足周边、辐射“一带一路”、面向全球的中国自由贸易区网络和战略。同时，批准试点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以及中国(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主动适应全球经贸规则变局，在国内进行新一轮高水平开放、高标准改革、高质量发展的开放试验，并提出试验成果要在全国“可复制、可推广”。第三方面，是培育国际合作竞争新优势，实施“中国制造2025”“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等行动计划和战略，推动全方位国际合作，实现保持中高速增长和迈向中高端水平“双目标”。

适应世界新科技革命新趋势

“一带一路”实际上也是为了适应世界新科技革命的新趋势。本轮经济全球化所经历的第一轮世界性科技革命（IT革命）发生在1990年2月以来，这场科技革命的历史性影响是造就了全球供应链管理和综合物流革命，形成了全球工序分工或产品内分工新格局。第一轮科技革命后的新一轮IT革命（也有学者称其为第二次数字技术革命、第四次工业革命、第二次机器革命等），其历史性意义和世界性影响效应正在被广泛讨论。

显然这一轮的IT革命也带来不同的影响。其中的一个表现是世界各国（地区）企业开始出现“回归潮”，如美国企业返回美国及周边，欧洲企业回欧洲，日本企业回日本，中国台湾企业回台湾。其动因，一是，“机器换人”正在降低低成本劳动力对全球资本的吸引力。二是，无线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技术正在产生“去中心化”趋势，企业以“顾客为中心”，“走出去”满足碎片化、个性化、本地化需求成为新趋势。三是，新数字技术正在大幅度降低经济活动的信息不对称性，使青年人比重更高的新兴市场充满发展活力和动力。

中国企业要适应这种状态，在“走出去”过程中根据国际市场需求配置资源和要素，就要运用世界最新无线互联网技术，依据世界各国本地化需求、个性化需求和碎片化需求，在全球范围内细分市场。这种模式不仅意味着中国正在进入资本输出阶段，而且代表着中国正通过全方位国际合作培育新经济、新产业和新服务。

适应中国经济“新常态”

“一带一路”同时也适应中国经济“新常态”。按照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里茨的预测，2015年将是“中国世纪元年”。这代表着中国经济正告别过去35年的“旧常态”，进入未来35年的“新常态”，2015年是历史的新起点。新35年的“新常态”至少会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变化：

第一，未来经济增长和发展无论在国内还是在“一带一路”都要敬畏经济规律，实现靠智慧驱动，而不是靠汗水驱动。所谓汗水驱动是靠低成本要素投入来维持高速经济增长，依靠智慧驱动则是要靠创新和改革提高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实现经济增长和发展。

第二，未来的经济增长和发展无论在国内还是在“一带一路”都要敬畏社会规律，实现包容性发展，而不是排他性发展。所谓包容性发展就是走向公平、和谐、和而不同。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性质就是实现社会公平，包括机会公平、结果公平、起点公平。因此衡量新35年发展是否符合“新常态”的标准，就是基尼系数应该持续收敛，居民、城乡和区域的收入差距要持续收敛，在“一带一路”上要给沿线老百姓带来公平参与的机会和公平分享成果的机会。

第三，未来的经济增长和发展无论在国内还是在“一带一路”都要敬畏自然规律，实现可持续发展，而不是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中国政府承诺二氧化碳排放2030年要达到峰值，实现绝对减排。同时承诺2030年非化石能源在一次能源消费中的比重要达到25%，低碳和绿色是主动适应“新常态”走好“一带一路”的发展需要。

从上述三个变化的角度来讲，“一带一路”涉及到底是用“旧常态”思路还是用“新常态”思路发展，是把过去35年旧模式延伸扩展到“一带一路”，还是把新35年模式探讨延伸到“一带一路”。模式的选择决定了“一带一路”增长的质量和效率。

“一带一路”的含义

2015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一带一路”自2013年提出倡议，2014年开始规划，2015年开始行动，预计到2020年将取得明显成效。

从建设重点看，“一带一路”包括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五项重要内容。

首先要做好政策沟通，政策沟通核心问题是处理好大国之间、区域内部、利益冲突的政治关系问题，实际过程会涉及非常复杂的非经济因素干扰；其次要做好设施连通，包括交通、能源、通信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这也涉及移民、搬迁、补偿、普惠等复杂问题的处理；第三要做好贸易畅通，主要是开展好五种贸易，包括货物贸易、服务贸易、跨境电商贸易、普惠贸易和绿色贸易，同时推进贸易投资便利化，促进多层次和全方位的产业合作。第四是做好资金融通，如新成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开发银行、丝路基金就是资金融通的表现，上述主要是政策性金融、开发性金融、合作性金融，下一步将是社会资本、私人资本和长期资本进入；最后是做好民心相通，即是在沿线国家进行各种民心相通的工程。

除了“五通”，“一带一路”的关键理念还包括三个主题词：有利于“发展”、“包容”、“共享”。

第一个理念是“发展”。经济学对“发展”有特定含义，“发展”就是从不发达的社会、经济、制度变迁到发达社会、经济、制度的历史过程，就是由穷到富结构动态变迁的过程。“一带一路”沿线是以发展中国家为主，要解决以“发展”为主题的合作模式，“一带一路”的参与者要时刻铭记自己的社会责任。

第二个理念是“包容”，和而不同。“一带一路”不是要对外灌输中国模式、对外灌输中国价值、对外灌输中国优先，中国的理念是“和而不同”，尊重当地宗教，尊重当地文化，尊重当地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

第三个理念是“共享”。所谓共享就是世界各国都有公平参与的机会，各国都有公平享受成果的机会，强调全方位国际合作共赢，一个都不能少。

“一带一路”的机遇

“一带一路”为开展国际产能合作提供了新机遇。

当前，国内经济确实存在明显的产能过剩问题。以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数据为例，到2015年7月该指数已经40个月负增长。负增长就意味着工业品供大于求矛盾非常尖锐，工业品价格始终处于萎缩低迷状态。

在此背景下“一带一路”将集中推进12个行业产能“走出去”，也就是下一步要把产能从中国视野的中国产能配置转到全球视野的全球产能配置。在全球资源配置链条中，中国将由原来的贸易驱动转向现在的投资驱动，同时为下一步转向金融和创新驱动打基础。

国务院2015年已出台了《关于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的指导意见》，下一步计划在“一带一路”沿线以及全球鼓励12个行业“走出去”。

这12个行业首先包括钢铁、有色。该行业“走出去”开展国际合作的方法包括成套设备出口，用投资收购承包工程等，同时也考虑在国外建钢铁生产基地和有色冶炼和深加工基地。

第二个行业是建材。该行业“走出去”模式既包括参与境外住宅建设，也包括用投资方式把设计、工程建设和设备供应带出去，在国外建立不同市场生产线等。

第三是铁路。该行业“走出去”模式主要是构成国际物流大通道的铁路网络互联互通。

第四是电力。包括火电、水电设备和技术出口；核电、风电、光伏的出口；建设—经营—转让（BOT）模式建设以及输变电工程出口等。

第五是化工。该行业“走出去”模式是鼓励在发展中国家建立石化、化肥、农药、轮胎和煤化工的绿色生产基地。

第六是依托当地农产品、畜牧产品，在国外建棉纺、化纤、家电和食品加工的项目。

第七是汽车。包括国产卡车、火车、客车等，其中自主品牌汽车可在国外建技术中心和研发中心。

除上述领域外，还包括航空航天和船舶和海洋工程等。

为鼓励产能“走出去”，国家将有政策方面支持。这方面支持首先是财税，能够避免双层征税；另外一个是贷款、金融的支持，包括政策性、开发性、商业性机构进行新银团贷款、出口信贷、项目融资等方法来帮助高铁、机电核电“走出去”。此外，“一带一路”将推动绿地投资与并购投资并重战略。在经济较发达、资产质量较高、财务数据较规范透明的地区，跨国并购、强强联合将成为投资的主要方式。在经济不发达、资产质量较差、财务数据不规范不透明的地区，绿地投资将成为主要投资方式。跨境并购的重点领域，是金融、矿业、通信以及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服务业等优质资产。

就合作方式看，“一带一路”要以创新思维拓展对外合作方式。发挥我国资金、技术，开展“工程承包+融资”、“工程承包+融资+运营”等合作，有条件的项目鼓励采用BOT、公私合营（PPP）等方式，开展装备制造合作。与具备条件的国家合作，形成合力，共同开发第三方市场。国际产能合作要灵活采取投资、工程建设、技术合作、技术援助等多种方式开展合作。

就融资看，“一带一路”要大力培育长期投资者创新长期融资工具。社保和保险机构属于典型的风险厌恶型的机构投资者，尤其是对长期、信用等级较高的债务融资工具比较偏好，一般需要稳定可靠的收入和现金流且期限较长的资金运用渠道与之相匹配。基础设施项目现金流相对稳定且资金需求期限长，较符合社保和保险机构资产负债久期匹配的特性，而社保和保险资金可较好地满足基础设施项目对外部资金来源的稳定性要求，且其基本不受货币政策调整的影响。因而，“一带一路”基础设施领域引入社保和保险资金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融资期限与投资回报周期不匹配的问题。

同时，“一带一路”要创造人民币境外需求，建立面向全球的人民币清算网络。人民币清算安排，包括中国港澳台、新加坡、伦敦、法兰克福、首尔、巴黎、卢森堡等。下一步建立面向全球的人民币清算网络。除美元、欧元、日元、英镑以外，人民币还与卢布、林吉特、澳大利亚元、新西兰元等实现了直接交易。人民币已成为第七大储备货币。下一步在“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增加人民币与本地货币之间的直接交易，形成地区人民币贸易结算、投资交易和金融交易市场及人民币汇率体系。 充分利用“互联网+”的机遇，形成人民币境外使用的电子交易、货币清算、信用管理、风险对冲的网络体系。

建设“一带一路”需考虑的问题

“一带一路”被认为是东中西全方面合作的战略规划，是举全国之力要做的事，国内云南、宁夏、内蒙、广西地区都要参与，但“一带一路”到底要如何发展？

走好“一带一路”，首先要做好“引资”、“引智”、“引技”、“引制”、“引思”工作。“一带一路”将是用全球的人才和高端要素来发展，技术方面我国面临的是如何用创新思维把比较劣势转变成为国际竞争优势。

走好“一带一路”，其次要做好技术创新工作。创新分两种，即间接创新和直接创新。间接创新包括商业模式创新、管理组织创新、市场产品创新等，直接创新就是技术创新。这涉及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开发研究，产业化创新的创新链如何与产业链、资金链、增值链相匹配的问题。

走好“一带一路”，还涉及三个基本问题：一是，能力建设问题。所谓能力建设就是人才和创新思维从哪儿来，跨国公司培育能力从哪儿来，贸易投资便利化行动能力从哪儿来，全球基础设施建设综合能力从哪儿来等。“一带一路”一定是举全国之力和开展全方位国际合作。如果只考虑自己的一亩三分地，缺少综合统筹运作能力， “一带一路”是不可能走好的。

二是，构建制度高地问题。制度高地如上海、广东、福建、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如何与国际高标准制度规范和法治开展对接合作；如何与西部“一带一路”平台开展区与区的对接合作；如何与境外经贸合作区开展对接合作，真正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

三是，离岸体系建设。人民币、金融、贸易、投资、产业的离岸体系建设很重要。以“一带一路”沿线省份宁夏为例，若以宁夏作为中国对阿拉伯地区开展合作的重要平台，建设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该平台就可以销售全国货，销售全球货，可以在香港发展伊斯兰金融中心，也可以在阿拉伯建设离岸航运枢纽港，这样以来平台的合作功能和空间就变得无限大。

总之，从中国视野到全球视野，从“引进来”到“走出去”，从低端驱动到创新驱动，从不平衡到包容性发展，中国的“一带一路”是一个能够改变中国，改变整个世界的大战略。我们期待“一带一路”，一路走好。

本文编辑/丁开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