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清华金融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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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毕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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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毕倪 本文翻译、编辑/孙世选
管理银行就是管理风险。本文探讨了银行在风险管理中的四道防线，并指出，过度依赖单一的数学模型是非常危险的，管理个体银行的风险与管理整个体系的风险之间存在着冲突。
管理银行就是管理风险。为此，健全的文化、治理和管理是必不可少的。风险管理者应当仔细地观察高增长或者高盈利能力的领域，因为这些领域往往是问题所在。银行是通过响应信息和激励来做决策的大量人员的集合，理解决策是如何在银行中做出的，是监管者所面临的严峻挑战之一。数学模型是这个行业所使用的工具，但必须明智地运用数学模型。过度依赖模型是危险的，过度依赖单一模型是非常危险的。管理个体银行的风险与管理整个体系的风险之间存在着冲突。我们需要在系统性风险的领域有更好的了解和对话。
在大约5年里，我与一些非常杰出的科学家、经济学家、投资者和监管者一起工作，探讨思考金融体系中的系统性风险的新途径。我们认为，金融体系更像是生物系统或者生态系统，而不是像物理系统。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第一篇论文发表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上，这篇论文聚焦所谓的“监管者的困境” ：一个整齐划一的（uniform）金融监管体系，即使它使个别银行更安全，也并不一定使整个体系更加安全。除非这个体系是过度的互相关联的（例如，在这个体系中所有的银行都大而不倒），否则就会有一个权衡：鼓励多样化可能使这个体系更加有弹性，但是它意味着并非所有的银行都将处于相同的被认为是“最优”的风险暴露组合。
我担任战略顾问超过20年，并且我担任战略顾问的大部分工作聚焦于治理，我们认识英国所有的主要银行的董事长或行政总裁，为了对本次的发言做准备，我们已经与其中两家银行的风险总监以及另一家银行的风险管理部门的资深人士进行了有益的谈话。
谈话中他们的核心信息是，“导致银行被‘引爆’的东西是文化、治理和管理”。当你看到银行倒闭的细节时，会有对细节的技术分析：资本金不足、信贷决策不佳、糟糕的交易等。但这些都是在文化、治理和管理的背景下完成的。
银行业本质上是有关风险的，高杠杆与期限转换的结合，意味着风险将被放大。风险管理必须被视为是处在银行业务的核心，而不是一些烦人的插件。
银行面对客户开展业务的人员必须是第一个理解“管理银行是管理风险”的人。如果他们不理解他们的职责是管理风险，你必须免除他们的职位（如果他们不学习）。你需要从顶层发出非常明确的信息，并且必须理解“管理银行是管理风险”的第一个人是行政总裁。在近期的危机中，我们在英国的银行体系所看到的惊人失败，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行政总裁们和董事会不理解这一点。
因此，你面对客户开展业务的人员是你的第一道防线。第二道防线是风控部门/风险管理功能。经验表明，所需要的最重要的事情之一是独立性——你需要不与业务妥协的某人告诉你，业务何时在承担风险方面做得过火。但这必须以建设性的方式完成：我们需要“建设性地参与”。齐心协力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不与业务有联系的风控部门是不起作用的。因此，关键问题变成了你如何在风控部门建立团队，这个团队充分理解，你需要一个可持续盈利的业务，但是这个业务必须也是审慎的。这是风险管理的艺术。你需要能看到硬币的两面，而不是只看到一面的人。否则，独立的挑战将不会得到尊重。这种结合必须在机构的所有层次上发挥作用。
你需要在风控功能和该功能之外的领域有适当的经历的适当的人。这促使我要提问：在风险管理方面的工作经历对于银行中所有的资深人士是否是必不可少的？如果这些人被看作是未来的老板，而不是书呆子，那么态度可能改变。但是我们必须接受，风险管理也依赖于智慧和判断，智慧和判断总体上是，尽管并非总是长期经验的结果。
任何银行的风险总监所能做的最具创造力的事情之一，是确保这家银行没有太多的集中风险。如果你是一家投资银行，这是相对容易的，至少在暴露于来自特定的客户的风险方面。但对于一家商业银行来说，几乎不可能在商用房地产上没有集中风险。你需要仔细查看客户正在承担的风险。在积累商用房地产风险方面太容易视而不见了。
第三道防线是内部审计。
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是，人们需要正视已经出了问题的事情的真相。航空公司通过具有强制性的对于即使有惊无险的任何事故的无故障报告制度保持了它们良好的安全记录。银行需要从错误中学习，但是西方的银行发现“把缺陷放到一个上锁的箱子里”更容易，尤其是如果董事会中仍然有人为错误的决策负责的话。他们需要深刻思考什么地方出了错。
有时候得到的是危险的教训。雷曼兄弟公司在俄罗斯危机期间近乎垮台，该公司在避免垮台上表现出色。但是，该公司的人不是去学会变得更为谨慎，他们觉得自己是超人，因为他们“知道”他们可以从任何灾难中恢复。至少一名资深的风控经理离开该公司，因为他意识到，他们有一个完全不适当的风险文化。因此对监管者而言可能明智的做法是，当一名资深的风控经理离开时，与之进行一次离职面谈。
尽管法玛和汉森教授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但是我认为对有效市场假说需要有一定程度的怀疑。不过有效市场假说确实表明，非常高的利润或者非常高速的增长可能是由于过度的风险（或非法活动）。来自香港的一位非常聪明的监管者向我解释，她为什么总是要求银行解释他们最赚钱的部门正在发生什么。正如其中一位风控总监告诉我的，“我会试图找到那些增长最快的业务，并让他们解释他们是如何在合规的情况下做到的。如果他们无法解释，那么他们可能有风险管理问题。”这是我长期持有的如下观点的延伸：“如果你认为你正在衍生品交易中赚取非常高的风险调整后的利润，那么你可能还没有充分理解风险。”同样重要的是清楚银行的风险偏好，并能够以银行的董事会和银行内部的业务单元能够理解的方式清晰地将这表达清楚，这样做是一个复杂的艺术，也是竞争优势的一个关键来源。
这将我们带到了监督（Supervision），监督是第四道防线。监督者需要独立性和判断来理解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他们也要能够获得银行内的信息，并且他们需要一个团队来做到这一点，这个团队的成员理解关键因素到底是什么。打扰式的监督是正确的，但是它需要资源和经验。最终一切以人为本。我们绝不能忘记，银行不是数学上的“点”，而是通过响应信息和激励来做决策的大量人员的集合。事实上，理解银行里的决策是如何做出的是监管者所面临的最严重的挑战之一。
那么，所有这些复杂的数学模型，以及这些成千上万页的细致的监管如何呢？这些是行业的工具，要被适当地，但是慎重地使用。
风险总监必须给予风险经理授权和工具，而巴塞尔协议Ⅲ有助于建立相关的工具箱。它迫使围绕着诸如违约概率、违约损失率和风险加权资产等概念建立一定水平的治理。但危险在于淹没于细节中，由于你不得不动用工具箱而动用工具箱，而不是想到真正的风险。简单地依赖违约概率和违约损失率，并不能捕捉相关行为或者长尾的影响。如果一家银行完全依赖于模型，这家银行势必会犯错，而比依赖模型更糟糕的唯一的事是依赖于一个单一的模型。
同样令人沮丧的是，我读到一家主要银行已经通过将其所运用的模型“最优化”显著改善了其风险加权资本的消息。如果我是一家银行的主管或者风险总监，我会想要知道任何风险模型的改变背后的根据以及如果运用先前的模型会是怎样的结果——阅读美国国会参议院有关“伦敦鲸”惨败的证据是有帮助的，并且，如果JP摩根能够发生这样的事情，那么在其他地方可能已经在发生更糟糕的事情。如果对风险加权资产的计算既运用了银行的内部模型，也运用了来自监管者的一个简化的标准化的模型，那将是一个好主意。如果这些模型给出大致相同结果的话，这将是一个好兆头，但如果两者存在显著背离，那么主管需要理解原因并提出足够详细的问题。
但是巴塞尔协议Ⅲ有两个严重的问题，并且，不幸的是这两个问题在向相反的方向发挥作用。
首先，即使监管者也敏锐地意识到巴塞尔协议Ⅲ是太大和太复杂。安迪·霍尔丹（Andy Haldane）在2012年的优秀论文《狗和飞盘》（The Dog and the Frisbee）将其中的许多关切具体化。再度从头开始是不大可能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需要一个审慎的简化的过程，同时避免落入简单地移除一个接一个的元素直至结构糟糕致命地削弱并发生另一场危机的陷阱。
其次，我们需要从智力和科学的角度更多地了解系统性风险。除非所有的银行危险地互相关联（“大而不倒”），否则在使得每一家银行更安全与提高整个体系的安全性上存在根本的矛盾。此外，我们需要明确的是，一个系统性监管机构的目标函数不应该是只关注避免银行倒闭。银行在现代经济中发挥必不可少的职能，并且在稳定和增长之间要取得一个平衡。如果在过去20年里世界经济体系是完全“稳定”的，那么我们就不会已经看到中国的惊人的增长以及使如此多的人摆脱贫困。必须考虑银行所做的事情产生的外部性，既包括正面的，也包括负面的。
我越来越清晰地看到，在可能的情况下，最好是通过激励而不是约束来实现监管。
有一些来自生物数学的令人着迷的见解。例如，尽管我们的合作者，牛津大学的梅勋爵（Lord May of Oxford）教授在20世纪70年代证明，总的来说一个生态系统越复杂，它会变得越不稳定，但是包括帝国学院的迈克尔·施通普夫（Michael Stumpf）和黛尔菲恩·罗兰多（Delphine Rolando）已经形成了对于使什么导致演变中的生态系统的稳定性的一些有吸引力的见解，这些见解汇总在这张被他们称为“丑小鸭”的相当令人难忘的图中。本质上，这展示了实际的生物系统的特定结构导致了稳定性，即使在其他方面具有类似特征的随机的非结构性体系很可能是不稳定的。这提供了进一步的理由，令人重新思考有关不受约束的连通性（unbridled connectivity）必然是一件好事的常规的经济假设。孤立的系统可能不是很稳定的，但是将一切不加区别地连接在一起可能引起更大的不稳定。需要取得合理的平衡。
来自他们的研究的另一要点是“负反馈”在使系统更加稳定的方面的重要性。
全球金融体系的有效监管是一个复杂的和令人着迷的问题。继续改善全球金融体系的监管是至关重要的。我们很高兴和荣幸地成为这一进程的一部分。（本文根据2013年12月2日毕倪在英国政府/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研讨会上的讲话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