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副院长张伟：美联储紧缩政策难抑高通胀|国际
时间：2022年7月25日 (上午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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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清华金融评论

[1] 文/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党委委员、副研究员，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副院长，清华大学金融科技研究院金融发展与监管科技研究中心副主任，《清华金融评论》执行主编兼编辑部主任张伟 在美国商业银行体系、美国资产市场和全球市场形成了三大流动性“蓄水池”，将削弱美联储此轮紧缩政策降通胀的效果。 高通胀成为美国经济当前最严重的问题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美国经济呈现出大落大起态势。首先是因疫情冲击而遭受重创，陡然衰退。2020年3月，当疫情在美国迅速蔓延后，美国经济增速大幅下滑，失业率急剧攀升，衰退程度超过2007～2009年的大衰退，仅次于1929～1933年的大萧条。此后是受政策刺激而V型反转，迅速恢复。 为了应对疫情的冲击，2020年3月，美联储“当机立断”，两次降息至几乎零利率，并宣布实施无限量量化宽松政策，推动其资产负债规模快速膨胀。在2020年3月中旬至5月中旬期间，仅仅2个月，美联储总资产从4.2万亿美元快速膨胀至7万亿美元，增长了66.7%。 后来，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继续扩张，最高曾接近9万亿美元。2020年，美国财政部还采取了极度扩张的财政政策，联邦财政赤字占GDP的比率高达15%。在强有力的政策刺激下，美国经济从2020年第三季度就开始迅速企稳、复苏，经济增速逐步回升，失业率持续下降。美国经济此轮衰退仅仅持续2个月，成为史上最短的一次经济衰退。 极度扩张的货币与财政政策犹如一剂“强心针”，使美国经济“三低”（低增长、低就业、低通胀）逐渐转向“三高”（高增长、高就业和高通胀）。从表面上看，美联储的政策效果极佳，经济增长抢眼，就业市场强劲，但深入分析，实则埋下了巨大隐患，尤以高通胀为甚。 在疫情冲击的早期阶段，尽管美联储投放了海量的流动性，但是由于大封锁使经济供需两端同时大幅萎缩，较大一部分流动性进入美国资产市场或外溢至全球金融市场，美国商品市场并没有出现价格暴涨。 无论以消费者物价指数（CPI）还是以个人消费支出（PCE）来衡量，在2021年3月之前，美国的消费品价格一直保持稳定，通胀水平都始终处于2%以内的低位水平，直到2021年3月之后通胀才开始显现，然后是快速攀升，并持续发酵。 即便是以反映原材料等上游商品的价格指数，如生产者物价指数（PPI）来衡量，在2021年2月之前其同比涨幅并没有超过2%，直到2021年2月之后才突破3%，后来同样也是持续攀升，并居高不下。 2022年5月，美国CPI同比上涨达8.6%，超出市场预期，再创40年来的最高水平，刷新了3月8.5%的高点，打破了市场对美国通胀见顶回落的幻想；核心CPI上涨为6.0%，低于3月创下的近40年最高水平6.5%。 [2] 在衡量通胀趋势方面，PCE与CPI基本类似，2022年4月，美国PCE同比上涨达6.3%，核心PCE上涨为4.9%，略低于3月创造的高点。以年度数据而言，美国CPI和核心CPI在2021年分别上涨4.7%和3.6%，分别创30年和29年来新高。 按照目前的发展态势预判，美国2022年的通胀水平将会更高。尽管美联储从2021年12月起就开始收紧银根，特别是2022年3月以来连续加息，但是仍然没有拖住高通胀狂飙的步伐。 无论以哪种标准来衡量，美国通胀水平都大大高于美联储确定的政策目标值——长期通胀率2%，且居高不下，并已持续超过一年之久，因此，在下半年的4次议息会议上，预期美联储还将加息3～4次，累计加息至少200BP，使联邦基金利率的目标区间下限达到3.5%以上，以接近或达到中性利率水平。 更为严峻的是，美国的通胀问题已变得根深蒂固，即已经由一个暂时性问题变成一个持久性问题。根据Almuzara和Sbordone（2022）的研究，在2020年，美国通胀的大幅起伏主要是暂时性冲击的结果。相比较而言，自2022年第三季度以来，美国通胀的动态变化则由趋势性成分主导，这种趋势性成分普遍而持久。 无独有偶，目前高通胀已不单单是美国经济的顽疾，而且也是全球经济的病魔，欧元区、英国等发达经济体和土耳其、俄罗斯、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的通胀问题也变得日益严重，全球高通胀时代已经来临。 关于美国和全球高通胀的成因，除经济因素之外，政策因素也“功不可没”，尤其是美联储难辞其咎。一方面，其政策效果极佳，但深入分析，实则埋下巨大隐患，尤以高通胀为甚；另一方面，对于通胀是暂时性的还是持久性的，美联储存在误判，在通胀持续攀升时，美联储行动迟缓，没有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导致通胀问题一发不可收拾。 总体而言，高通胀已经成为美国经济当前最严重的问题。如此之高的通胀将影响到每个人、每个家庭，但是对于将大部分收入用于居住、杂货、汽油和其他必需品的中低收入家庭而言尤其痛苦，即通胀的财富分配效应对中低收入者造成的伤害更大。高通胀持续时间过长，还将威胁经济增长和就业市场。 多重因素共同推动美国通胀高企 美国高通胀形势严峻，并不单单在于通胀率较高，更关键在于其成因错综复杂。 第一，需求拉动。在强有力的货币与财政政策的刺激下，美国居民的消费需求和企业的投资需求都逐步企稳、恢复并变得强劲。前者通过拉动消费品价格上涨，直接推动通胀高企，而后者通过拉动生产品价格上涨，再从成本角度推高消费品价格，进而间接推动通胀高企。就居民消费需求而言，诸如能源、食品、房租和汽车等消费份额较大的商品，其价格出现持续大幅上涨，成为美国通胀高企的主要原因。 第二，成本推进。从生产角度而言，商品的价格主要由原材料成本、工资、租金、利息、企业家利润等生产要素成本构成。因此，一旦原材料价格、工人工资、房屋及土地租金、资金成本上涨，即使需求保持不变，商品的价格也将因为成本上升而上涨，从而出现成本推进型通胀。就成本视角而言，原材料价格和工人工资上涨是美国当前高通胀问题的主要推手。 值得警惕的是，当通胀持续存在时，如果劳动力市场供不应求的矛盾得不到缓解，那么，通胀预期将成为推动工人工资上涨的关键因素，从而形成工资—通胀螺旋上升的恶性循环。此外，随着美联储持续加息和缩表，资金成本将出现上涨，这将成为下一个阶段美国成本推进型通胀的另一个重要推手。 第三，供给约束。受疫情、战争、贸易摩擦、逆全球化等因素的冲击，全球供应链压力陡升。全球供应链压力增加，突出表现在运输成本上升、交货时间延长、商品积压、采购库存增加以及贸易风险上升等，进而推高美国进口价格指数。2022年5月，美国从拉美、工业化国家、亚洲新兴经济体、欧盟和中国的进口价格指数分别同比上涨14.6%、13.2%、11.6%、5.5%和4.6%。 当前，前述三个方面的多重因素同生并存、相互叠加，共同推动美国通胀高企并变得根深蒂固。然而，追根溯源，无论是需求拉动型通胀还是成本推进型通胀，无论是美国还是其他国家，高通胀的根本原因都最终会归咎于货币供给过多。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主要经济体的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和货币供应量都大幅扩张，以美国、英国和欧元区最为突出，特别是它们的中央银行资产规模飙升。 以美国为例，在短短26个月的时间里，美联储的总资产规模大幅飙升，增长了约112%，相当于再造了一个更大的美联储，其广义货币供应量（M2）大幅增长，增长了逾42%。 实际上，无论是商品（包括诸如消费品、原材料和投资品等），还是资产（如股票、债券和衍生品等），一旦货币投放过多，迟早会推高商品或资产的价格，只不过在一个阶段表现为资产泡沫，而在另一个阶段表现为通货膨胀，或者两者同时出现。因此，归根结底，高通胀的根本原因在于货币投放过多。 流动性“蓄水池”将消弱美联储降通胀的效果 造成当前美国高通胀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货币投放过多尽管是根本原因，但并不是唯一原因，因此，单纯依靠美联储加息、缩表，无法达到对高通胀完全降温的效果。 即便是只针对货币投放过多引起的通胀问题，笔者认为，美联储通过加息和缩表，除非紧缩力度非常大，否则，降通胀的效果将非常有限。这是因为，在前一轮扩张性货币政策实施过程中，在美国商业银行体系、美国资产市场和全球市场形成了三大流动性“蓄水池”，将削弱美联储此轮紧缩政策降通胀的效果。 第一个流动性“蓄水池”存在于美国商业银行体系。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美联储大开货币投放的“源头”闸门，但是，作为信用派生机构，美国商业银行并没有将货币创造功能完全释放出来，而是保留了一部分流动性，即在信用扩张“流域”形成了“蓄水池”。 这是因为，疫情暴发后，尽管美联储投放了很多基础货币，但是由于初期实体经济前景黯淡，商业银行存在惜贷行为，货币创造和信用派生大打折扣，结果是商业银行在中央银行保留过多的准备金，货币乘数下降，货币供应量的增幅低于基础货币。 疫情暴发后，无论是美联储总资产规模还是基础货币投放，增长幅度都显著高于M2；而商业银行的准备金却明显上升，最高曾涨到4.19万亿美元，相比疫情前增长了142.2%，货币乘数相应地显著下降，由疫情前的4.45最低降至3.28。 随着经济前景回暖，美国的商业银行惜贷行为减弱，风险承担增强，从而使原先保留的部分货币创造和信用派生功能得以释放。2022年年初以来，即使美联储逐步收紧银根，基础货币见顶回落，但是，M2却持续增长，背后的原因是商业银行流动性“蓄水池”开始开闸放水，冲销了美联储紧缩政策的效果，结果是准备金下降，货币乘数回升。 由于美联储对商业银行不再有法定准备金的要求，从理论上而言，美国的商业银行当前保留在美联储的准备金均是超额准备金，都可以用于发放贷款，因此，美联储未来要真正达到收紧银根的效果，除从收紧“源头”——加息或缩表着手之外，还必须就限制商业银行的信用扩张能力采取相应的举措，如重新设定法定存款准备金的要求，否则就必须以更大力度来收紧银根。 第二个流动性“蓄水池”存在于美国资产市场，特别是美国股票市场。在2020年3月疫情暴发时，美国的名义GDP明显下滑，M2快速攀升，相应地，基于费雪交易方程式计算所得到的美国的货币流通速度显著下降。事实上，随着技术进步，货币流通速度显然是变快了，而不是变慢了。 通常，短期内，货币流通速度保持稳定，而在长期，货币流通速度会上升。就短期而言，当货币供给大幅增加时，如果实体经济前景黯淡，存在较大不确定性，那么货币首先会更多地流入资产市场，推高资产价格，形成资产泡沫，资产市场将吸收大量的流动性，形成一个流动性“蓄水池”，从而继续维持低通胀态势。 这就很好地解释了，在疫情暴发后，美联储大量投放货币为什么并没有立即产生通胀问题，而在较长时间维持了低通胀态势。同时这也很好地解释了，在疫情暴发后，在美国经济尚未企稳、复苏的情况下，美国股票市场却出现极强劲的牛市行情或严重的股市泡沫，最高涨幅一度超过100%。 一旦资产市场预期回落，特别是中央银行采取紧缩政策，使资产价格下跌，甚至是使资产泡沫破灭，那么，资产市场“蓄水池”中的流动性将外流，进入商品市场，就会推高商品价格，从而形成或加剧通胀。因此，美联储紧缩银根，将可能使股票市场或其他资产市场此前吸纳的流动性释放出来，若流入商品市场，将推高通胀。 这一方面会削弱美联储降通胀的政策效果；另一方面很有可能刺破泡沫，触发明斯基时刻。以美国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为例，截至2022年6月17日，受美联储连续三次加息和缩表的影响，该指数由历史最高点36950点下挫至29890点，下跌了19.1%，而2022年以来就下跌了约17.8%。 第三个流动性“蓄水池”存在于全球市场，包括商品市场和资产市场。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国际货币体系由美元—黄金本位制演变为美元—国债本位制。在美元—国债本位制下，美元的信用靠美国政府来支撑，美国政府尽管作出了到期兑付国债的承诺，但是，与布雷顿森林体系下以固定比率兑换黄金的承诺相比，该承诺不是一个硬约束。 这是因为，黄金储备有上限，会被耗竭。而对于美国政府发行的国债，一方面，尽管美国国会设定了联邦政府债务上限，但是，在理论上，它并不存在上限，而且在实际中，国会也会根据情况调整上限；另一方面，当国债到期后，美国政府也能保证兑付，要么以美元，要么以新发行的国债，只是金额不断增大而已。 因此，在美元—国债本位制下，特里芬难题不再是一个难题，美国双赤字问题也不再是一个问题。一方面，为了向全世界提供清偿力，美国经常项目与资本项目长期保持逆差或赤字，输出美元；另一方面，其他国家或地区所获得的美元将在美国市场上进行配置。 结果体现为美国金融项目顺差，其中很大一部分配置于美国国债，相应地，也就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美国的财政赤字。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不仅没有终结美元扮演世界中心货币的角色，反而使美元横行世界更加肆无忌惮。半个世纪以来，尽管美国长期存在双赤字问题，但是美元作为世界中心货币的地位有增无减。 在美元—国债本位制下，美联储投放过多美元，不仅在美国国内会引起流动性泛滥，产生资产泡沫或通胀等问题，而且过剩的流动性还会通过资本或贸易渠道外溢至全球，引起全球资产泡沫或通货再膨胀问题，相应地，在全球资产或商品市场会形成一个流动性“蓄水池”。 在这个过程中，美元往往会贬值。一旦美联储开始加息，这个“蓄水池”中的流动性将逐步回流至美国，从而减弱美联储抑制通胀的政策效果。在这个过程中，往往会出现美元升值。 综上所述，美国当前的高通胀问题是由多重因素促成的，而不是仅仅由货币扩张造成的，相应地，美联储加息或缩表，只能对部分由需求拉动产生的通胀问题发挥抑制作用，而对成本推进和供给约束产生的通胀问题难有作为。 在上述三个流动性“蓄水池”的作用下，美联储抑制高通胀的政策效果将会进一步减弱。因此，加息或缩表显然既不能抑制美国的高通胀问题，更不能确保美国经济实现“软着陆”。 历史经验表明，美联储加息周期很难实现“软着陆”。自1965年以来，在美联储11轮加息中，只有3次实现了“软着陆”。根据上述分析结论，此轮加息实现“软着陆”的概率极低。 美联储持续加息或缩表，一方面，很有可能刺破资产泡沫，触发明斯基时刻，目前美国股票市场已经出现泡沫破灭的端倪；另一方面，非但不能抑制高通胀问题，反而会通过推高资金成本而“火上浇油”，并且会威胁经济增长和就业市场，导致经济增速下降，从而使美国经济“硬着陆”，甚至陷入滞胀“泥潭”。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2020级博士生任浥菲对本文亦有贡献） 文章来源：《中国金融》2022年第13期 本文编辑：王茅 [1] http://www.thfr.com.cn/wp-content/uploads/2022/07/49.png [2] http://www.thfr.com.cn/wp-content/uploads/2022/07/114.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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