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朱民：疫情背景下双轮驱动中国经济走向高收入阶段 | 封面专题
时间：2020年6月11日 (上午11:17)
分类：评金融, 首页
标签：朱民
作者：清华金融评论

[1]  2020年是中国开始走向高收入阶段的第一年，如何把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的经济恢复好，高起点地走入高收入阶段，变得特别重要。从其他国家的发展经验来看，从中等收入走向高收入并不容易，提高劳动生产率成为我国能否顺利进入高收入阶段的关键，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改革开放+数字化智能化的双轮驱动。2019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突破1万美元，从1万美元走向1.5万美元，2020年是中国开始走向高收入阶段的第一年，如何把受疫情影响的经济恢复好，高起点地走入高收入阶段，就变得特别重要。从其他国家的发展经验来看，从中等收入走向高收入并不容易，提高劳动生产率成为我国能否顺利进入高收入阶段的关键，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改革开放+数字化智能化的双轮驱动。 深刻理解疫情对经济影响，十倍努力推动经济反弹 在疫情对经济影响较大的情况下，要完成2020年的经济任务，推动中国迈向高收入增长阶段，经济需要强劲的反弹。需要十倍的努力来推动反弹，才能把中国经济的基础奠定好。 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影响远超非典时期 从宏观总需求分解看，2019年GDP增长6.1%，其中最终消费贡献了3.5个百分点，最终资本形成贡献了1.9个百分点，净出口贡献了0.7个百分点。2020年通过模型计算，全球疫情不明朗，出口面临严峻挑战，净出口对GDP的增长贡献会下降到0.1%左右，同时最终消费也会下降，贡献会下降到3%～3.4%，因此资本形成贡献需要上升，不单是投资的上升，而且是投资效率的上升，贡献占到2.4%～2.5%，比2019年增长0.5～0.6个百分点，这样2020年才能完成全年GDP增长5.5%～6%的目标。从总需求的分解可以看到，2020年的任务非常艰巨，拉动消费、投资和出口三件大事都不能忽视。 从总供给来看，此次疫情影响的区域远超2003年的非典，非典影响总人口比重在18%左右，此次疫情影响总人口比重在63%左右；从GDP比重看，非典实际影响26%的区域，此次疫情影响到74%的区域；从消费零售额来看，非典影响比重在25%，此次疫情影响比重高达71%；从财政收入看，非典影响占比24%，此次疫情影响比重是61%。总体来看，整个供给面受到了非常大的影响。 与此同时，整个宏观环境相比非典时期发生了很大变化，在2003年非典时期，全球是一个经济上升的阶段，外部贸易形势很好，全球贸易增速由2002年的3.8%增长到2003年的5.9%，此后增速高达11%，属于强劲的贸易上升阶段。我国经济增长也上升强劲，从2002年的9%到2003年的10.1%和2004年的10.4%，持续向上发展。而目前的整个宏观环境很不一样，全球经济增长从3.5%降到2.9%。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水平更低。整个宏观环境有很大不同。2019年世界贸易增长从2018年的3.6%下降到1.1%，2020年可能会略有上升，大概在2%，但中国贸易增速2019年下降到3.4%，2020年可能还会进一步下调。 如果把此次疫情对比非典时的宏观背景会发现，整个经济的周期和外部环境完全不一样，2003年是全球性的上升周期，中国也在上升周期，所以2003年中国在非典期间，政府启动政策能够促进经济迅速反弹，而在如今的环境下经济反弹变得相对困难，因为整个周期是不一样的。 数据显示，2003年中国季度经济增长，在第二季度短暂下跌后一直上升。投资反弹也非常强劲，2003年投资上升23.72%，2004年上升24.33%。季度的工业增长速度在2003年从8.94%上升到15.88%，工业增长恢复弹性非常强劲。房地产在非典时期出现严重下跌，但此后就开始反弹且反弹较为强劲。整体上2003年相比2002年，房地产销售上升了31.9%，以后连续上升速度均达到30%，投资、贸易、房地产在2003年整个反弹都是非常强劲的。 综合上述因素来看，2003年非典期间，中国经济反弹较为强劲，消费表现比较困难，主要依靠投资、房地产、贸易拉动，使得2003年的经济得以继续增长。从结构上看，反弹和恢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特别是从消费的角度来看，需要很大的力度来推动，但反弹是客观存在的。 而2020年的宏观环境和之前相比有很大不同，中国贸易增速从2018年的9.6%下降到2019年的3.8%左右，中国房地产销售增速也从2018年的12.2%下降到2019年的6.5%左右，整个趋势是在一个下降周期，而不是在一个上升周期。但好在2018年至2019年期间，投资和工业相对稳定，2018年投资增速为23.7%，2019年则达到了24%，2019年政府进行减税、鼓励投资，通过宏观政策、货币政策等对经济进行支持。2018年的工业增速从10%左右上升到15.6%左右，这是一个很好的起点，可以继续反弹。 当前复工需要政府支持的是什么？从上万企业的调研可以看到，尽快恢复物流是最主要的。贷款和金融服务占第二位，占比37.2%，不要强制推迟或提前企业复工时间，让企业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来开展复工，同时应注意推动减免税费，特别是在2020年上半年对所得税、收入税等的减免。 在宏观层面，目前的政府政策已经很好、很多，包括金融的流动性和贷款支持、财政的税费支持、海关的出口支持以及国家发改委的项目、债券融资支持，交通部门的物流支持，但这些政策的落地会有一个过程，需要逐步到省到市全面打通。从企业层面来看，最强烈的是要尽快恢复物流和资金到位，减税等要迅速到位，给予企业积极性、灵活性和自主性，让企业迅速复工给企业足够的物资保证，包括物流、人流和产业链流。目前政策已经很多，政策落实到位是下一步的重要工作。 综上所述，从总需求、总供给、宏观经济周期性这三个环节来看，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的影响远远超过非典疫情时期。 须以十倍努力推动经济反弹，科技创新成新增长点 疫情作为一次外部冲击，其过后一定会存在反弹，而外部冲击的影响取决于冲击的力度，即是否伤害了经济的核心部分，还有冲击的时间长度因素，如果时间很长，冲击力度很大，则会影响到产业链等经济的根本运行，恢复就很难，如果没有伤害到整个经济运行和产业链，恢复就会相对比较容易。这也是现在复工需要抓紧的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因。 科技创新既是抗疫的有力工具，也会成为反弹新经济的增长点。科技在抗疫中的作用明显，目前新生态、新业态的发展，教育、娱乐、影视、办公以及网上经济、线上送菜、线上超市发展很快。疫情过去后大家都会反思，包括企业和个人，如果在疫情期间可以线上作业，为什么它不能成为常态？它一旦成为常态，中国的数字经济会上一个大台阶，它会成为经济反弹的重要增长点和抓手。 我们需要争分夺秒，疫情和复工两手抓，需要结构性的政策支持，需要中央和地方打通，需要政府和市场打通，努力推动经济反弹。外部冲击时间越长，影响越大，所以要尽早止住冲击，启动反弹。 近期的调研分析发现，实现2020年经济社会增长的政策和抓手，第一是迅速启动复工，时间就是效率。复工不单是复工率的问题，还有复工水平的问题。即复工要回到疫情前的水平，需要满负荷运载，需要复工率、复工程度的支撑。落实复工包括物流、人流、资金支持、财政支持、政策支持，这是结构性的支持政策。 2020年和2003年相比，从产业来看最大的不同是目前经济结构蕴含很多产业链，但鉴于本次疫情的影响面达到了全国60%～70%，产业链的恢复非常困难，所以从重点产业开始抓产业链的恢复特别重要。2020年对于贸易来说是一个“艰难年”，所以全力推动贸易和恢复出口特别重要。 回顾2003年，投资、住房销售、贸易增长都很强劲，但消费并不强，可见拉动消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消费对经济增长特别重要，目前消费占GDP增长的贡献度达到60%以上，2020年相比以前需要一个特别重要的新政策是全面鼓励消费，我们需要创造一个消费的高潮。有高质量的消费产品，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消费需求，这是2020年整个政策层面特别重要的一个方面。 在整个经济停工后，重新启动需要第一笔需求，它可以从哪里来？政府可以起特别重要的作用，例如加大采购和提前采购，作为支持企业复工的第一笔需求。 此外，以抗疫中科技创新的经验为基础，进一步推动中国经济数字化，包括政府推进数字化建设的基础设施，政策支持大企业和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我们看到，以疫情为出发点，包括中小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在2020年和之后几年里在规模上和速度上都会有较大发展。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推动消费的数字化发展，数字化发展在疫情中已经得到部分发展，目前看来潜力很大。 通过出台一系列政策的落地，以及各个地方的政策落地与重点突破，可以让我们对2020年经济和社会增长目标的实现保持信心，关键是要有一个强有力的反弹。 中国经济走向高收入阶段主要的挑战 疫情是当今影响中国经济很重要的方面，但我们更要把现在的疫情和抗疫放到一个更为宏大的叙事之中，那就是中国经济走向高收入阶段，这就是中国从根本和长远来看一个更为重要和更为重大的历史发展阶段，这需要我们把整个事情放到这个大背景之中。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从人均GDP178美元迅速增加到2019年的1万美元，这是一个世界奇迹，40年内人均GDP增长50倍，在人类历史上是不可想象的，这是一个伟大的成绩。与此同时，中国的经济增长从2006年、2007年名义GDP增长14%开始，实际增长速度逐渐下降，2019年降到了6.1%，也引起了大家的担忧，中国的经济增长究竟会不会止住，未来的增长趋势会怎样？ 分析这个问题，需要把中国放到一个大的背景下来看，就是中国正在走向高收入阶段的关键点，我们对世界上一些国家做了分析，人均GDP从3000美元走到10000美元通常都用了18年，取有代表性的国家作为样板，在18年这个时间点上进行分化，一组国家和地区（如韩国），人均GDP逐渐往上走，进入了高收入阶段，但也有一组国家，如巴西、马来西亚、墨西哥一直走不上去，人均GDP长时间停滞在10000美元，到达10000美元后这些国家几乎40年（有些是30年）人均GDP没有大的变化，这是一个人类经济史上特别值得令人反思的深刻现象，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现象？所以在这个节点上，中国要走向高收入阶段的问题就变得特别重要。 从中等收入走向高收入并不容易，特别是人均GDP，把全世界新兴经济国家作为一个组，以美国的GDP做标准，以新兴经济国家的人均GDP占美国的比重来看能不能追赶，因为所谓追赶就是有一个标杆，我们假设以美国人均GDP为标准，要不断提高本国人均GDP占美国人均GDP的比重。因为你在增长的时候别人也在增长，你每年增长百分之几不重要，如果别人也在增长的话，你要比别人（美国）增长快， 不然，还是落在后面。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前面看到巴西、墨西哥、马来西亚没有增长很重要的原因，它的增长速度超不过标杆（美国）。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以美国作为标准，在20世纪60年代整个新兴经济国家人均GDP只有美国的15%多一点，从六七十年代开始逐渐发展，80年代初发生了拉美经济危机，导致赶超过程倒退，增长速度下降，90年代则处在徘徊阶段，比重没有赶超，增长速度不断波动。进入新世纪后开始又一次赶超，从22%左右增长到28%左右，但因为规模的上升导致整个增长速度逐渐下滑。所以赶超之路、走向高收入阶段并不容易，从历史数据来看是很困难的。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典型的拉美国家追赶之路，20世纪60年代拉美国家的增长速度是4%左右，人均GDP已经占到美国人均GDP的27%左右，1962年至1966年增长了五年，之后有所下跌，此后拉美国家在七八十年代不断发生经济危机，整个增长速度下降，80年代危机以后不但没有赶超反而落后。从90年代开始几乎没有赶超，然后从新世纪开始又进一步赶超，回到了21%左右（占美国的人均GDP比重），此后逐渐赶超，但速度逐渐下降，2012年至2016年的平均速度增长1%左右，使得占比重新回到了27%左右。目前，拉美国家人均GDP占美国的比重和60年代的水平一致，甚至低于60年代，这是一个极其引人深思的案例。50年以后，拉美国家人均GDP占美国的比重下降，这意味着50年间，美国的经济发展远远快于拉美国家的经济发展，所以拉美国家相对而言是落后的。不是这50年拉美国家没有发展，50年间拉美国家GDP也翻了一番，经济增长也有2％～4%，但因为世界在变动，追赶的过程中落伍了，这是一个人类经济史上的悲剧，整整50年没有赶超，这对一个新兴经济国家来说不能不说是个悲剧。这个案例的教训是极其深刻的，在人均GDP到达1万美元后，向1万美元以上发展的过程，也就是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这确实是一个很严峻的挑战。 能不能赶超的关键是经济结构的变化。我们分析世界各地的数据发现，在发展的过程中，其实全世界的经济结构变化趋势都是一样的，即整个农业的就业水平在下降，农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呈现直线下降，工业占比都是先上升后下降，制造业附加值增加的产值也是先上升最后下降，整体增加值和就业不断上升的只有服务业。 由此可见，在整个经济发展过程中，农业的比重在不断减少，工业的比重在不断扩大，成熟以后开始下降，服务业是一直不断地连续上升，所以发展服务业就变得特别重要。中国同样沿着这样的结构，与世界其他国家发展路径是一样的。我们可以看到，1965年中国农业占GDP比重为40%左右，工业占30%多一点，服务业只有20%多一点。以后50年左右的时间里，中国农业占比逐渐下降到10%左右，工业从30%涨到50%又下降到30%左右，服务业则不断发展，如今占整个GDP比重为54%，中国也走了一条“农业不断下降，工业先上升后下降，服务业不断上升”这样一个典型的发展过程中结构转移和调整的过程。 我们用投入产出表做进一步分析发现，当我国服务业占GDP比重达到54%、工业比重下降到40%左右时，我国工业的劳动生产率超过了服务业，是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的130%。这意味着，工业的劳动生产率高于服务业30%。以中国的情况，如果服务业不断扩张，沿着世界的转型结构发展，过去10年里服务业占比已从45%左右涨到54%左右，涨了大约10个百分点，未来中国服务业占比会继续上升，但如果劳动生产率不提高，服务业占GDP的比重每提高1个百分点，就会丢掉0.3个百分点的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下降就是必然，这就是目前面临的严峻挑战。中国经济结构的转移是必然的，剩下的问题是如何提高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 把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进一步细分，分成市场化的服务业（比如金融、酒店），非市场化的服务业（比如教育、医疗），其中，市场化的劳动生产率上升很高，而非市场化的服务业劳动生产率提升则不快。这样，提高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即进一步演变成如何提高非市场化的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在中国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时，把中国和发达国家走过的轨迹相比，中国1万美元时市场化的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和国际的基本趋势是一致的，所以服务业只要有竞争就可以保持一定的劳动生产率。事实上，金融业的劳动生产率并不低，商业的劳动生产率很高，主要是由于电子化给了未来很大信心。但与此同时，信息产业服务业几乎没有，商务的服务业也很落后，教育和医疗的劳动生产率还是低的，美国教育的劳动生产率也很低，投入很高但学生考试的成绩很差。从这个角度来说，核心问题即变成如何进一步改革开放，提高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特别是非市场化的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 改革开放+数字化智能化，迎接经济新未来 2020年对于中国是一个特殊的时间点，是中国人均GDP从1万美元走向1.5万美元高收入阶段的起点，当前2020年经济的反弹和战胜疫情的经济要放到这个大背景之下来看。整个经济结构在进一步转化，进一步走向服务业，而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低成为瓶颈，特别是非竞争性、非市场化的服务业。所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尤其是提高服务业劳动生产率，成为能不能迈向高收入阶段、能不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核心问题。如何进一步推动中国走向高收入阶段，这是中国人的期盼，是国家的希望，我们都希望进入高收入阶段，人民生活更加富裕，而这需要改革开放+数字化智能化的双轮驱动，迎接新经济的到来。 第一，改革开放，特别是服务业的改革开放，加强竞争，引进国际竞争。我们需要对金融业、服务业开放，高水平的贸易和投资自由便利化，文化产业健全市场体系，创新生产经营机制，医疗卫生全面改革，支持社会办医院，发展健康产业应对老龄化，教育实施市场化改革。 从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博鳌亚洲论坛宣布中国大规模的服务业改革开放以来，在过去两年我国推进了金融、教育、文化、医疗等服务业领域的开放，推动了养老、建筑设计、会计审计、商贸物流、电子商务的对外开放，加快了电力、民航、铁路、石油天然气、邮政、市政公用等行业的竞争性业务对外开放，金融、教育、医疗、文化、互联网、物流等都是对内对外开放。这是一系列大规模的开放，笔者有幸经历了我国改革开放40年，这是我们对外开放和改革市场化最大的一次全面政策，力度也是最大的一次。为什么要这么大力度地开放？主要是加强竞争，提高劳动生产率，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推动中国走向高收入阶段。 第二，以数字化智能化为代表的科技。国务院制订了三个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把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2017年至2020年同步世界先进水平，2020年至2025年要达到世界领先水平。人工智能已经是我国一个发展的重要目标，人工智能在过去几年发展也较快。从技术上看，智能底层、计算和记忆力已经能全部数字化，人的基本感知，视觉和听觉已经能基本全部数字化，语音识别、头像识别、人脸识别等基本功能实现较好。 疫情引发了新一轮数字化的商业。2003年的非典让众多消费者了解和接受了网络购物，本次疫情让更多社会成员接受和习惯在线学习、在线办公、在线问诊等，包括在线的物资供应、数字化物流等，特别是在线办公和在线教育，更甚的是车和房都可以在线销售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2020年将是企业在线数字化、居民在线数字化消费高潮起点的到来，这和中国进入高收入阶段是相连的。 面向现实，中国发展科技的基础在于需求端良好、体量大、场景丰富；弱点是供给端的发展不平衡，应用层领先，基础生态薄弱。但是中国有包括计算机视觉、图像应用、自然语言处理在内的领先优势。以领先优势来带动科技发展，从良好的需求端自下而上，可以通过大规模的数据和场景推动科研的发展。人工智能创造了一个完全崭新的科研发展新路径，中国会有很好的实践，这也是未来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总体来看，新冠肺炎疫情对2020年中国经济和中国经济走向高收入阶段发展都是一场严峻的考验，需要充分发挥抗疫过程中激发的反弹力、活力、战斗力和凝聚力，推动2020年经济强劲反弹。这个过程需要政府积极的配套措施给予支持，发挥市场和企业活力，完成2020年经济和社会发展任务。我们能打赢抗疫之战，也能打赢经济战，在宏观层面上继续改革开放，大力推动经济数字化和智能化，让中国经济在高起点走向高收入阶段。 本文根据作者2月22日在“五道口在线大讲堂”上的演讲整理而成。本文刊发于《清华金融评论》2020年5月刊，2020年5月5日出刊，编辑：王晔君、秦婷 [1] http://www.thfr.com.cn/wp-content/uploads/2020/06/1111.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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